为什么美国边境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恐怖之地”？_风闻

知识分子2024年03月06日 09:48:05 来自湖南省0人参与0评论

图源：Pixabay

近日，《自然》职业关注（career feature）栏目发表文章《为什么美国边境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仍然是“恐怖之地”》，文中特别提到了在美的华裔学者们时常遭遇边境扣留等不必要的审查的情况，并警告：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人才流失、令人不寒而栗的氛围正在扼杀科学。

而据《知识分子》的了解，频遇边境审查的不仅有美国的华裔学者，还包括大量需要赴美参加学术交流的中国本土的研究者，而在后者身上，这样的审查甚至并不违反美国的法律。

撰文丨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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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惊魂

《自然》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一位匿名华裔工科学者在边境被扣留盘查的遭遇。因持有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该学者在结束加拿大的学术会议返美后遭遇了90分钟的扣留盘查，被讯问了科研、合作情况，近期是否曾与中国合作者合著论文。并被要求交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密码以供检查。

边境毫无理由地遭遇额外审查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身上，在《知识分子》接触到的中国本土学者中同样并不少见。

一位中国的大学的研究者向《知识分子》提到了自己在疫情后赴美参加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时被请到“小黑屋”的经历，他甚至还是大会的组委会成员之一。对方对他进行了讯问和盘查，拿走了他的手机、电脑，并记录了他的几乎所有社交媒体的ID进行检查，两小时问讯后，决定放行让他去参加了那场学术会议。虽然回头看过来仿佛是有惊无险，但这是20多年来，平均每年2-3次美国之行的A首次遭遇到这种盘查。

而对于他的一位同事，情况则没那么顺利，这位研究人员在机场被扣留了近3小时，被讯问了各种问题，除了自己的研究，还包括：是否党员？是否在申请专利？是否有政府资助？是否有军方资助？甚至早年赴美留学的资金由谁资助？等等。尽管提供了详细的信息，他的入境最终还是被讯问人员拒绝了，并且讯问人员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中国研究者在美遭遇的“不愉快”入境经历各种各样，有受访者提到，曾经有位中国公民因为与一位学术大牛同名，在每次过境时都要遭到加强版审查，“真的非常荒谬”。

然而，无论有类遭遇如何荒谬与无厘头，这种情况却正在真切地阻碍着疫情后中美学术交流的恢复速度。上述两位接受访问两位学者均提到，自己目前赴美学术活动的频次，大概只恢复到了疫情前的20%。也有中国学者提到，如果需要去美国，他会更换新的手机、电脑。当然，最为方便的解决办法还是，寻找第三国来举办国际学术活动，甚至，更多地与欧洲同行而非美国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

除了对中国学者对外交流的影响，这种情况对在美的华裔学者影响巨大。

根据《自然》杂志报道，“国境惊魂”后，华裔工科学者决定从与中国学者共同完成的著作中撤销自己的署名。这位学者向《自然》杂志表示：“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我曾考虑过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我现在没那么坚定了……他们把我们当间谍对待。”

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麻省理工学院（MIT）工学领域的学者陈刚在《自然》杂志的采访中表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边境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大多数人不想公开自己的经历。”

此前，陈刚于2021年被捕，理由是：他隐瞒了自己与中国有关方面的关系。这些指控于2022年被撤销，但他已经为不少其他被如此审问的学者当了方便顾问。（见《知识分子》往期推送：美国司法部昨日撤回对陈刚的起诉，中国行动计划何时休？）

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中，因担心自己的职业履历遭到报复性影响，多位中国和华裔研究人员都保持了匿名。而美国国土安全部没有回应《自然》对这些边境扣留动机的询问。

《自然》杂志则认为，频繁发生的针对中国学者或者在美华裔学者的边境盘查是2018年由特朗普政府启动的一项“中国行动计划”的延续（China Initiative，下简称“计划”，详见《知识分子》往期推送：《科学》：美国NIH的“中国行动计划”摧毁了众多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结束“中国行动计划”，然而，“中国行动计划”结束两年之后，华裔学者们仍然很容易被当作间谍对待，遭遇各种额外的审查。这一切，正是2022年“计划”绵延不绝的回响。

合法合规的合作研究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对于中美的科研合作而言来说，边境扣留只是审查加剧的表现之一，更多地审查针对的是科研经费的申请和使用中的中国痕迹。

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编纂的数据库，截至2021年底，美国司法部已经根据“计划”，对162名被告提起了诉讼。然而，许多法律学者与科研人员对这些行动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其过于捕风捉影。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华裔科学家由于科研经费申请中的轻微错误或遗漏，而成了遭到审查的目标。

对于这种审查对中美合作的影响，一位研究人员向《知识分子》解释：“自特朗普政府之后，从制度上来看，中美的科技合作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要走完流程，基本上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这套流程也就明确表达了（美国政府）希望（中美学术界）合作沟通尽可能少一点的意图。”

这样制度规定，使得很多美方研究人员不得不中断与中方的合作，但在学科交叉蓬勃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可预测的学术合作之外，各种合作却每天都在自发地发生着。中断交流意味着很多潜在的、科学的火花被提前扑灭。

上述中国学者向《知识分子》回忆，自己曾收到了一位美国学者的邀请，需要他帮忙证明对方没有向他支付过任何经费——这位中国学者曾向学术界公开了自己的一些分析工具，而那位美国学者免费使用了他的工具并在论文中进行了致谢。于是，后者便需要证明他并没有将联邦科研经费支付给这位接受了中国政府科研资助的中国科学家。

在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Arizona’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研究高等教育移民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学者珍妮·李（Jenny Lee）在《自然》采访中指出，尽管美国司法部于2022年2月正式结束了“计划”，但这项政策所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氛围，也即“寒蝉效应”，至今仍然弥漫。

更加让人不安的是，2023年11月，负责监督政府支出的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呼吁美国司法部恢复该“计划”。

然而，自201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在高等级科学期刊上发布文章数量最多的国家。在美国拜登总统任期内，中美之间的科学与合作持续解体，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威胁到当下的合作，还威胁到在美中国学者与他们国内同事之间历来就存在的强大学术网络。

珍妮·李告诉《自然》记者：“中国需要美国，美国更需要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要与中国民众建立信任关系，华裔科研人员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对审查的担忧，

令学者们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

扭曲职业路径

在边境遭到扣留的不仅包括华裔科学家、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与中国学者有合作的人都可能遭此待遇。

在《自然》的报道中，去年，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希腊裔美国数学家乔治·卡尼达基斯（George Karniadakis）两次在美国边境被拦下，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被没收，但最终还给他了。

卡尼达基斯曾与许多中国科学家合作，但2021年以来，他的三名中国博士后和一名访学博士生，从国内回来时都在美国机场接受了讯问，最终，这四个人决定离开美国。

他雇用的另外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在边境被拦下，并遭到拒绝入境。

“我的团队中之前一般会有20名来自中国的学者，目前只有8名，”卡尼达基斯告诉《自然》记者，“我们正在进行基础数学研究，这连应用科学都算不上。”不过，他的研究领域能够成为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基石。往年他都能收到到北京大学毕业生的申请，唯独今年没有。

除了对研究人员加强边控外，美国的大学也在努力将《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落地，这项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研究提供了527亿美元资金支持。

法案的指导方针建议，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型大学必须证明：没有研究人员或者学生参与了“恶意的外国人才引进计划”。

比如说，麻省理工学院现在要求接受能源部资助的学者提供证明，确保团队师生没有参与任何涉及中国、俄罗斯、朝鲜或者伊朗的人才引进计划。

不过，在签署资助函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家加布里埃拉·施劳-科恩（Gabriela Schlau-Cohen）划掉了需要她讯问学生的内容，她表示：“把审讯技术带入教育和研究领域，我们真没这么学过，也从来没这么练过”。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美籍华人社会学家谢宇2023年6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美华裔科学家，发现72%的受访者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感到不安全，61%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45%的受访者想要避免申请联邦资助，哪怕他们过去申请过。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数据库，在162起美国司法部案件中，包括陈刚案在内，至少26起案件都来源于学者在资助申请中做出的错误陈述。

比如说，陈刚受到的指控是骗取资助，因为他申请美国能源部的科研经费时，没有披露自己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评审人，但后来被无罪释放。

《自然》杂志针对在拨款申请中犯了错误或有所遗漏的科学家进行调查的原因，询问了美国司法部的态度。

美国司法部在回应里提到了2022年2月，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Olsen)在政策更新时发表的声明。

这份声明承认了学者们的普遍关切——“对于我部门对某些研究资助欺诈案件的追查，学术与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我们听说，这些起诉案件，以及它们在公众中传播所产生的叙事，可能会让科学家和学者们感到寒心，从而损害整个国家的科学事业。”

声明接着说，未来，涉及学术界的调查将由美国司法部下属的国家安全部门负责。这种安排优化了检察官和执法部门的协调机制，能更有效地确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刑事诉讼。

这份声明还坦陈，对于涉及学术诚信和研究安全的案件，“国家安全部门将在调查和起诉中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在评估案件进展时，国家安全部将与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调查机构合作，评估意图与实质性的证据，以及案件与我们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关系。”

谢宇认为，中国学者对于被指行为不当或者不符合联邦法规感到非常担忧。谢宇调查的受访者中有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自述自己是美国公民，并获得了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职业生涯奖（CAREER Award）为期五年的资助。

这位青年学者表示，由于“反华气氛”，他已经辞去了学术职位。他认为自己经历的系统性腐败“很恶心”，破坏了他的学术生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青年学生到青年学者们，无不挣扎在对于审查的恐惧中。

珍妮·李和同事发布了一篇预印本论文，详细介绍了“计划”对中国研究生职业规划的影响。作者发现，中国学生比其他学生更容易感到种族歧视。

超过三分之二（68.1%）的中国学生报告说，自己经历过以下情况之一：

●对被美国政府监视或种族歧视感到焦虑；

●有关晋升或职业认可的职业挑战；

●因为种族或国籍，难以获得研究经费。

相比之下，自我报告为非中国人的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报告了这些问题。

如何避免双输？

美中合作也受到另一个种难以量化的机制影响。

在学术语境下，“关系”一词指的是在具有共同研究兴趣、语言、种族和文化理解的学者之间建立联系的隐含的互惠义务。2023年，珍妮·李和团队的研究发现，完善的中国族群关系网络，让人们能够更快获取至关重要的新冠肺炎样本，并在疫情早期获得第一手知识。

珍妮·李担心，加强审查和种族定性，可能会削弱中美两国之间的依靠这种微妙而薄弱的“关系”建立的研究网络。珍妮·李和团队在预印本论文中公布了对91名美国科学家（其中49人是华裔）和150名中国科学家的调查结果，询问了当前美中在新冠肺炎研究方面的合作质量。

研究显示，美国华裔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更为深入，他们比非华裔的美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实验和数据分析的设计，而非华裔的美国科学家主要在研究和分析完成后担任顾问。

珍妮·李说：“问题在于未来会怎么样，以及会不会形成新的‘关系’。”她说：“美国在继续自毁前程。”她表示，这不仅有可能破坏中国人才流入美国的通路，还可能破坏中美科研合作大势。

2021年，为了应对陈刚被捕以及对中国科学家种族歧视现象的增加，研究人员成立了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sian-American Scholar Forum，AASF）。这是一个位于纽约市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保护亚裔美国人和移民的权利，促进学术自由和平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AASF副主席的李凯说：“作为科学家，我来美国后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被歧视、被针对，直到’计划’出现。我看新闻，也会投票，但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计划’促使我们成为活动家。这能让大家感到安全一些，但还是不够安全。”

据《自然》杂志报道，2018年，“计划”一启动，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李凯就开始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缩减了研究规模，停止申请联邦科研资金。

李凯是加州数据存储公司Data Domain的联合创始人，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资金支持。与陈刚一样，李凯为许多别国学生写过推荐信，在中国大学做过讲座，也在中国参加过会议。

他说：“如果在FBI眼中这些都是犯罪活动，那么我就不可能彻底安全。”他也强调，美国政府曾带头鼓励科学家与中国进行合作。

AASF成员现在正在采取积极的立场。去年5月，这个组织制定了优先事项，主动与政策制定者合作，以防止“计划”或类似政策的回归。它的另一个目标是在联邦机构和学术机构中建立正当程序和问责制度。

AASF执行主任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a Perez Kusakawa）曾表示，他们将与与白宫、联邦拨款机构和国会合作，来确保亚裔美国学者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草川对《自然》杂志表示，AASF希望通过强调亚裔美国学者的贡献，来改变美国社会理解他们的方式。“存在一种固有的观念和偏见，认为亚裔美国人和移民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永远是外国人，这种叙事助长了他们不忠于美国的观念，让人很容易将他们作为威胁，作为替罪羊，”草川说。“我们想向世界展示亚裔美国人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有多么重要。”

然而，如果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奏效，情况也许会像诺奖得主、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所预测的最坏的可能一样：如果政治了压倒科学，美国在基础研究上与中国彻底断绝往来，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在那篇《自然》报道的结尾，朱棣文表示：“我们所失去的就算不比中国更多，至少也跟中国一样多……如果我们真的在智识上与一个正在崛起的科学强国脱钩，那将是真正的悲剧。”

本文部分内容由蛇杖观察家编译自《自然》杂志，部分内容来自《知识分子》编辑严胜男对中国学者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