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和总理之间的深情厚谊_风闻

要说在党内教员和谁的感情最深厚、最真挚，那就是总理无疑。其他的什么好学生、亲密战友、接班人统统排不上号。你若不信、听我慢慢到来。

最近，基本上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了，闲暇时间多了，也没别的太多爱好，只好又捡起书本来，主要看的就是《毛泽东年谱》，看的仔细一点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出现了同一句话：“与周恩来谈话”。并且这句话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除了总理之外，教员几乎从来不怎么与别人“谈话”。“谈话”这个事儿，和开会、讲话、指示、命令等等迥然不同，其实就是唠嗑、聊天、闲谈，本质上就是推心置腹、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用不着遮遮掩掩、含糊其辞、语言规范、躲躲闪闪。也就是说只有最信任的人之间，才能进行单独谈话。由此不难看出，教员和总理之间的关系和感情绝非一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你看，《致江青的信》最先给总理看，面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复杂的政治局势、加强首都和领导人的警卫工作，由总理进行布置，针对101的南巡谈话精神，要人回京只向总理报告等等。至于教员和总理之间的谈话，到底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因为他们二人从未透露过，也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年谱》上也就是一句话带过而已。但是我们都知道，开大会研究的是小事儿，开小会研究的才是大事儿，那么只有教员和总理之间谈的事儿呢，无疑是天大的事儿，这一点毋庸置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长沙谈话”。说话，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和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期间王洪文除了挨了一顿批、被打发到韶山去参观之外，12月26日、也就是教员生日当天，两位伟人又进行了一次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和进程的谈话，具体谈了些什么同样没人知道。当然谈话内容则必然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后来人们知道的就是这样两句话：“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由我定，其余人由总理定。”在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受到教员如此信任和授权，除了总理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吗？江青也想插手这件事，并提了一个人员名单，结果是同样挨了一顿批：“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我常常在想：中国共产党内人才济济，高人数不胜数，为什么教员唯独对总理如此信任、以至于无话不说？可能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无私”。他们二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无论是做人还是办事，都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上，一事当前从不考虑个人的私利，这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吧。就拿总理来说吧，在党的历史上的多次紧要关头，多次把本应当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职务让给他人，心甘情愿地继续当助手和排名靠后的职务（有时间会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真实的写照。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也。此外还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总理对教员的思想理解的特别透彻。1963年3月，教员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随即，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相继为雷锋题词，我反复看了多少遍，总感觉总理的题词最妥当，一方面是对教员的题词领会最透彻，另一方面是对雷锋精神总结的最准确，具体内容是这样：“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集中体现了教员统揽全局的雄才大略和总理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第二件事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纪念碑正面是教员龙飞凤舞、气吞山河的几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的碑文是教员起草的，是由总理亲笔撰写的。我最大的疑惑是，到现在也搞不清楚，这个碑文为什么要由总理撰写。是总理的字写的好吗？总理的字工工整整、端端正正、中规中矩、规规范范，但是要说多有名气，哪怕是在现代众多书法高手中也谈不上。是总理官儿大吗？也不是，当时总理在党内排名第三，在政府序列中，至少排在7位副主席之后吧。唯一正确的解释只能是建党28年来，教员与总理在重大问题上密切配合，携手并肩地建立起了一座苦难辉煌的丰碑，而这座丰碑碑文的起草与撰写，则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两位伟人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吧。

第三件事是据说教员于1975年82岁高龄时给总理写了一首词,这首词充分反映了教员在耄耋之年内心最为烦恼和担忧的事，而在当年教员内心的这种烦恼和担忧，几乎无法向他人述说，只能以诗词的方式写给自己最信任的人，其内容是“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注意：这首词的词牌子叫“述衷肠”。

仅以此短文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26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