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简之争：历史与身份认同的纠葛_风闻

繁体字在20世纪60-70年代被裹挟进了冷战的因素，而后又成为了港台人的所谓“身份认同”的一个建构元素。繁体字的问题早已经不是一个文字学的问题那么简单了。

一：汉字简化始于清末

清朝末年，受到维新运动中改良主义的影响，部分学者主张改革汉字创制新文字，开启了切音字运动。还有人则主张简化汉字，给予俗体字合法地位。1909年《教育杂志》创刊，陆费逵在创刊号上发表主张《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

“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不可不求一捷径。此近人简字之法（指切音字）所由创也。……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此种字除公牍考试外无不用之……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其便利二也。……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

二：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继续推行

1920年，国语运动如火如荼，注音字母刚公布数年，依旧在完善，制订罗马字母式拼音化中国字的呼声也日趋高涨。身为汉字改革急先锋的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的文章，他预估“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但在这十年间，汉字的繁难依旧会阻碍文化的进步，所以“对于汉字形体难写的改良，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的了。”并决定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

1922年，陆费逵在《国语月刊》创刊号发表文章《整理汉字的意见》：

“我们中国的汉字，难学难写，……有人主张根本解决，用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改成拼音字，我想一时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减少难学难写的困难，只有赶快整理汉字，整理的方法有两个：一、限定通俗字的范围；二，减少笔画。”他提出将简化后的汉字字数限定在2000个左右，采用民间广为传播的减笔字，并将其余笔画较多的汉字进行简化。

同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召开，会上钱玄同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再次强调了简化汉字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还将汉字简化的方法归纳为八类：

将多笔画的字进行删减，粗具匡廓，如壽作寿；采用草书，如爲作为；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如雖作虽；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如觀作观；采用古体，如處作处；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如遷作迁；另造一个简体，如響作响；假借他字，如乾借干。

他的提案通过后，筹备会组建了汉字省体委员会，张一麟担任主席，委员则由钱玄同、胡适、黎锦熙、周作人等十五人担任。

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响应钱玄同的主张，积极参与进汉字简化的相关工作。1930年刘复和李家瑞编纂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出版，1931年徐则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出版了《国音常用字汇》，1934年杜定友发表《简字标准字表》，徐则敏发表了《550俗字表》。1934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上，钱玄同再次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获得通过后，经国民党教育部批准，便由钱玄同负责搜集编选《简体字表》，再组织委员会审定。

伴随着1934年大众语论战，汉字也卷入其中，这时对汉字进行拼音化改革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还有一部分人则对此持着谨慎态度。1935年，上海文化工作者组建了手头字推行会，进行简体字的整理推广工作。2月，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蔡元培、郭沫若、巴金等200人，联合了《太白》《世界知识》《文学》等15个杂志社共同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第一批手头字表。

“我们往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设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

迫于压力，1935年老蒋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并委托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6月，教育部召开审查会议，对钱玄同选定的2400多个简体字进行审查，选出了2340个字。但到了王世杰手里，便只是选出了其中324个字，于8月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

（国民政府简体字推行法令）

然而，《第一批简体字表》一经公布便遭到了以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为首的一派守旧分子的极力反对。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虽然官方的简化字研究随着一道训令被叫停，但在民间相关研究却如火如荼。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4445字）出版，11月陈光垚出版了《常用简体字表》（3150字），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

在抗战和内战期间，解放区曾使用过一种简化字，并随着全国的解放流传开来，被命名为“解放字”。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汉字简化运动有了党和政府的指导，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

三：台湾、香港在冷战氛围之中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

如果按照事情的发展，港台地区也应该承接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继往开来，继续施行汉字简化的运动。为何所谓的“中华民国”停止了汉字简化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文化冷战了。

在1949年之后，美国新闻署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馆里都设有美国新闻处。而在冷战时期，亚洲最重要的新闻处就是香港的美新处和台北美新处。香港美新处负责“中国报道项目”，而台北美新处则负责“台湾报道项目”。

简而言之，“中国报道项目”就是消极报道大陆，而“台湾报道项目”则是积极宣传台湾，并将这些材料分发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宣传战的方式诋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传统文化”则是美国进行文化冷战的工具。

通过“中国报道项目”的反面宣传与“台湾报道项目”的正面宣传，美国从正反两方面建构了新中国“钳制思想”与“非中华传统”的文化形象。从诋毁新中国“破坏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伦理价值观”到污蔑新中国“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美国逐步将新中国描绘成为“非中华文明”的形象，而将所谓“中华民国”描绘成“中华文明的真正代表”。美国正是通过精心编撰这套谎言体系，并利用宣传手段迫使他国相信这套谎言体系来配合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立场。

除了台湾标榜自己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香港也不甘示弱。南来香港的文人们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唐君毅等人还书写了《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

好了，港台都觉得自己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了，而所谓“繁体字”也就成了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代表，所谓“简体字”是港台右翼媒体们批判大陆所谓“不尊重传统文化”的一大罪证。

所以，虽然1952年，老蒋第二次推动文字改革。他一边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在报纸上进行舆论造势，一边让"教育部"组织学者研究简化方案。翌年，老蒋重申“简化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然而，这次文字改革又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他们认为此举会“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老蒋感到阻力太大，恐难执行。此时，大陆在推行汉字简化运动，在海峡局势风诡云谲的背景下，老蒋立场大变，将简体字斥为忘本卖国的工具。上世纪60年代老蒋更是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全面禁用简体字，简体字在老蒋统治时期成了人人忌谈的符号。

四：港台右翼将繁体字融入身份认同之中

当今，如果你和一些右翼的台湾人、香港人聊天。他们往往会从繁体字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他们惯用的方式就是，所谓爱无心，怎么是爱？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冷战思维。此外，繁体字是区分港台与大陆最显著的特征，通过使用繁体字，贬低简体字，这些暗独分子就能以此达到“我和你们（大陆）不一样”的身份区隔效果。

但事实上，语言在不断使用之中不断简化就是历史的客观规律，中文如此，英文如此，世界上各国语言都如此。在日常交流层面，固步自封地坚持繁体字，实际上是一种执念。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怪现象，其实港台好多人士，自己写不好繁体字，写错繁体字，偷摸私下写简体字，但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写简体字呢？

其实我们大陆并不是废除了繁体字，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

(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以上都是非日常应用层面的场景。你要传承、弘扬中华书法文化，研读古籍，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光明正大使用繁体字。

所以这么看来很明显。只有我们大陆在实事求是地从语言文字本身思考问题。所谓港台，只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干别的事情。

继续争论繁简，则正好掉入港台右翼的陷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