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翻红的苏联风格后朋音乐，为什么能和二次元老婆结合得天衣无缝？_风闻

@薩尔瓦多，他有160个同类视频在B站

怪物马戏团 | 文

当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自发性走到一起时，就证明了它们在底层有着某种奇妙的共性——例如，东欧后朋和二次元萌妹的联姻。

后朋（Post-punk）是一种阴郁的音乐风格，它主要来自70年代的英国。后来传到了苏联，演化成独具特色的苏联后朋。苏联解体后，这种分支风格极速衰落，直到近几年忽然复兴，成了网络热门。

最初，它复兴后，被称为“Doomer音乐”，总是配着这个标志性的忧郁形象。然而这看似和动漫八竿子打不着的音乐，却在最近，与无数二次元少女融在一起。

如今，你再去B站搜索“后朋”，会发现大多数视频，都配上了二次元少女和现实融合的背景图。其中孤独摇滚尤其常见，前段时间，《明日方舟》的新春会上也出现了以这种方式制作的MV，可以说，如今的东欧后朋，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愈发二次元化了。

这是件奇怪的事，因为虽然Lo-fi的合成波音乐，一直有用二次元少女做背景图的传统，但它们的起源本就有共性，都源自千禧年的互联网文化。

相反，东欧后朋和二次元似乎毫无联系，更奇妙的是，你几乎无法在别的摇滚/金属风格中找到这现象。比如与后朋“相似”的后摇，这类视频的占比就小得多；哪怕换成英伦后朋，也很少有人会给乐曲配上二次元少女。

所以为什么，偏偏是东欧后朋成了二次元少女的舞伴？

要解答这问题，你需要了解二者深处，所蕴含的那种共性；首先，你得真正理解东欧后朋。

后朋曾在80年代的苏联地下盛行，大规模的复兴看似发生在2019年底，代表是白俄罗斯乐队Molchat Doma。

他们原本名不见经传，录了两张专辑还默默无闻，却在油管上意外爆火，带着一批延续苏联后朋风格的乐队，名气如火箭般攀升。

但实际上，这类风格在独联体国家，是在2010年后复活的，当时俄罗斯的经济开始下滑。在14年的电影《危楼愚夫》中，男主有一段数分钟的长镜头，他穿过阴郁的雪夜，走过一栋栋崩塌边缘的赫鲁晓夫楼，在良知的驱使下，毅然走向毁灭，背景响起的就是维克多·崔最具后朋韵味的曲子之一：《寂静的夜》。

这段镜头形似法国电影《坏血》

后朋的曲风差别巨大，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运动，几乎和朋克同时出现。后朋有一种内聚的自毁倾向，它对合成器的大量运用，突出的贝斯旋律线，忧郁低沉的嗓音，融为一种黑暗阴郁的浪漫。

这种风格的编曲结构通常是回旋性的，数个小节不断重复，总是转回原点，没有多少上升。可乐曲却又一直在前进，节奏永不停歇，仿佛被某物驱使着向前。

我最喜欢的Перемотка（倒带乐队）

去听独联体时代的东欧后朋，就仿佛见证一望无际的虚无融入夜幕，夜色冲刷过废弃的工厂、探入黑暗的烟囱塔；大革命后的灯火在远处漂浮，虚惘的繁华游离在将历史稀释的空气中，然后音符载着你驶过这一切，驶过时间和失败。

后朋的鼻祖，是The Cure、Joy Division这些英国乐队，The Cure曾是我的最爱，我淘过许多他们的打口碟，后来在大学时光，我还和友人组乐队表演过Joy Division和维克多·崔偏后朋的歌。

在当时，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哪怕采用类似的作曲/演奏方式，维克多·崔和前两者的音乐也截然不同。很长时间，我都说不出这种模糊的巨大差异在何处，直到多年后，我对世界的了解变得更深。

东欧后朋最大的身份不是后朋，而是独联体国家的命运。Molchat Doma来自白俄罗斯，这里不如俄罗斯和乌克兰那样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但它依旧在其冲击下存在。

大热美剧《切尔诺贝利》的原著，就写于白俄罗斯。乌克兰的核电站爆炸后，大量辐射余尘飘向了白俄罗斯，让其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苏联留下的、导致的种种一切，都如同那场爆炸一样改变了这个国家。

Molchat Doma的名字意为“沉默的楼房”，仿佛那些他们封面上，形如尘封纪念碑的去日遗物，它们是组成现实废墟的残影。

相较之下，英国的后朋音乐更像是自省的产物：The Cure歌唱失落的爱、个体的死亡，以及回忆的消散；而Joy Division则是其主唱的投影，他深受癫痫折磨，曾在台上发作，并最终在出轨与离婚的内心折磨中自尽，留下一首著名遗作：爱会将我们撕裂。

在东欧后朋中，撕裂人心的，是某种更庞大的事物。

现在，你可以找到许多对Doomer音乐和东欧后朋的科普，但其中有一些陷阱：因为部分科普的来源，是后苏联时代的欧美乐评，或那些不赞同苏联音乐的苏联乐评人。要了解事实，你需要在亲历者的叙述中翻找。

一个广泛误解是：苏联后朋之风是由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掀起的。他的确对整个苏联音乐都造成了巨大影响，部分歌曲也很有后朋韵味，但其实在他之前，苏联的后朋乐队就已经出现了。在采访中，俄罗斯后朋乐队Ploho特意纠正过西方乐坛的这种看法。

苏联摇滚乐，是在高压中度过襁褓的。60年代，披头士和滚石被走私到了苏联，严苛的审核，让音乐无处安身。于是，人们将唱片偷录在废弃的X光照片上，其上全是人的骨骼图，它们被称为骨骼唱片（Ribs），音乐就在骨头上流淌，在骸骨间躲藏、呐喊。

骨骼唱片中，就连曲目有时都是随机的，人们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唱片，而且只能播放数次。在当时，许多X光照都属于因绝症而死的人，这让这些唱片仿佛一种来自死者的回响，多数都已无法播放，又仿佛其背后消逝的时代，这时代也和这些唱片的播放次数一样，脆弱而短暂。

但这些被官方禁止的唱片，又仿佛在穿透某种屏障：在它们之上，只有众生如一的骨骼，一种平等，将世人连为一体。

如此高压下，还是诞生了对西方摇滚的模仿者，甚至出现过Цветы（花）这样专辑销量超1200万的乐队。较为温和的摇滚在70年代的苏联地下绽放过，但很快，他们就被禁了，在当时的苏联，娱乐只能是淡灰色的。

为什么《极乐迪斯科》会诞生在爱沙尼亚？或许就是因为，后期苏联对爱沙尼亚的文化管制较宽容，摇滚乐和文艺电影，从70年代一直盛行到了解体，所以留下的恨没那么沉重。

爱沙尼亚，1980s

窒息般的管制，持续到80年代，又开始放松了。于是摇滚乐回归，但没了70年代的乐观色彩，阴郁和愤世嫉俗的斗志开始入侵，维克多·崔的时代来了。

维克多·崔是苏联摇滚的领袖，他是所有歌词与乐句的混合体；崔深受Joy Division影响，所以音乐里有浓郁的后朋味。从地下转到地上后，改善的录音让乐曲的低音更加饱满突出，更接近今天的东欧后朋：这音色影响了整个苏联乐坛。

他为苏联年轻人带来了反叛，带来了不羁的自由和正直，他以逃役抵制阿富汗入侵战争，为消散的理想引来布谷鸟的挽歌，替迷茫的年轻人点亮名为太阳的星星，然后28岁的他在反叛中走向死亡，袖口上印着生命之歌的血液型。

世界是如此爱他，以至于他死后多年，依旧有人为他涂上留言，在一面面独联体国家的纪念墙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赛博朋克2077》的涂鸦中。人们呐喊崔还活着，为80年代，衰败虚弱的苏联留下了一个战士的残影。

但崔不是苏联后朋的发起人。实际上，苏联摇滚分为三派，按照出现时间先后分别为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传统摇滚、莫斯科的后朋，以及西伯利亚的朋克。曾经，苏联电视台还举办过摇滚乐队打擂节目，让列宁格勒对战莫斯科，最终列宁格勒赢了。

维克多·崔，以及苏联第二受欢迎的乐队Nautilus Pompilius都来自列宁格勒，他们属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列宁格勒的摇滚乐相对乐观，因为这里的文化氛围更自由，经济更好，大量古建筑也没被毁坏。

而在莫斯科，政治氛围更浓郁，管控更严格，天气也更阴霾。于是，这里诞生了一种新风格，他们推翻70年代苏联后朋乐队（Sonans）的艺术摇滚气质，加入工业元素，以及后来被称为冷潮（cold wave）和极简主义波（minimal wave）的创作理念，造就了和今日的东欧后朋几乎一样的声音。

Institute of cosmetics、Bioconstructor、Night Avenue、Alyans……

你可能熟悉这首

他们背后，首先是步入衰退的工业之都莫斯科。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苏联，后朋出现在工业衰败严重的莫斯科；而在英国，出现在战后第一个衰退的工业城市曼切斯特；在中国，后朋刚复兴时，常被与东北的前工业区结合。

此外，还有一个希望与失落共存，开放与封闭并行的时代。所有乐队的唱片、歌词和表演都要被审核，然而他们能够在电影和电台出现了；并且，莫斯科举办了奥运会，然而却因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战争，被半个世界抵制，巨大的吉祥物米沙熊在闭幕式上落泪，然而，这滴泪水不被允许流向阿富汗战场的亡灵。

实际上，许多苏联摇滚乐队的主题，都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聚焦于一种人类共有的悲伤，包括后期愈发阴郁的维克多·崔。这一方面是因为监管，一方面是因为，在数代人的斗争、失败、迷茫和背叛后，80年代的苏联年轻人，已经不愿再深入参与政治了。

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看似私人化的悲伤，却是政治的产物。

苏联音乐中的一切，逃不开其背后的时代。80年代，信仰行将消散，思想的对立在每个角落弥漫，近百年思想实验的债券从土地中浮现，庞然巨物死后的空洞，回荡起虚无的喊叫，“苏联人”的身份开始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分崩离析的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然后，这些失去联结的人，在对立中掀起内战。

Ploho的主唱曾说：苏联的后朋，是一种属于乱世的音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二手时间》中，作者采访了上百位亲历解体的苏联人，他们的话语互相对立，理想碰撞、湮灭，一个悲伤而厚重的巨大实体，在数百页的文字中缓缓浮现。而在其中，曾有一名受访者说过一段话：

“在我们看来，西方人很天真，因为他们不曾遭受我们一样的苦难；任何小脓疮，他们都有治愈的药方。但我们曾蹲过劳改营；我们是在战争中，从成堆的尸体中爬出来的；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用赤裸的双手拨开核燃料而来……现在我们又坐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好像战争刚结束，我们都被磨碎了，我们都已经散架。我们的语言，只有痛苦的语言……”

切尔诺贝利，1986灾难现场

这不是公正的评价，但我想，它背后就藏着东欧后朋，和英伦后朋的本质区别。在私人化的悲伤背后，是一种更广袤的身份遗落：这便是东欧后朋的底色，它是一片无际荒原。

那二次元少女呢？

其实，假如你了解宅文化在日本的发展史，那结合以上所说的一切，应该已经发现了：二者出现的时代背景，有某种很明显的共通之处。

二次元转向御宅文化，出现在日本于80年代的黄金期衰落后。年轻人身后，是战后崩塌的价值观，是下坠的经济；对未来的期望已经破产，他们不再相信终生制的工作，不再相信有一天自己能靠储蓄买下幸福的生活。

于是，他们开始醉生梦死，投入动漫这样“廉价的奶头乐”。同时，病态膨胀的消费观，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愈发遥远，不足毫米厚的钞票，铸造起人心无力穿越的铁壁，贫穷的年轻人们，触不到眼前的少男少女，于是转而走向“虚幻”的慰藉。

御宅文化就这样诞生了，它从7、80年代那些肆意绽放的日本动漫，变成了更向内，更私人化的作品。和苏联后朋类似，这种潮流，同样是诞生在衰败和幻灭中的，而且，它同样是一种对现实的逃离。

甚至，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厌政治化”倾向：就像80年代的苏联年轻人，9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见证了上上一代魔怔思想的坠毁，又见证了上一代学生运动的失败，頭脳警察开始歌唱《詩人の末路》，剩下的只有被画笔赋予柔情的少女。

所以这些后朋视频中的二次元少女，都有层怀旧的画风滤镜：因为如今的二次元，已经逐渐失去那层色彩了。

然而，这些二次元少女，又与东欧后朋有种显著的区别：没有那么伤痕累累，依旧象征着希望。

宅文化不是自毁的，它是一种渴望被爱、被治愈的自我拯救。它同样暗藏一种广袤的，属于一代人的身份遗落，但在这遗落中，尚存着对爱的渴望。

自毁性、沉重的东欧后朋中，这些少女仿佛是一道坍塌夜幕下的呼救：渴望能向人分享，渴望被人拥入怀抱，渴望能被拯救，能施以拯救……所有的渴望，都融进了画中永远温柔善良的少女，纵使她的背后，是重如百年叹息的无言旋律。

今天我们没有细说的西伯利亚朋克浪潮，代表是叫叶戈尔·列托夫的诗人，他一向以无政府主义为名，是当时苏联年轻人对抗高压的精神领袖，他的标签一直是反苏联的。

然而在苏联解体后，叶戈尔却意外在采访中说：“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的祖国是苏联，苏联是朝着新方向迈出的第一大步。苏联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想法，一只握手的手，俄罗斯的荣耀和伟大在于在人类历史上，她第一次承担了一个痛苦和正义的使命——”

这些或许只是一名老朋克的酒醉之言，然而他随后对这使命的诠释，却可能是整个苏联乐史最好的注脚：

“——穿过千年的苦难和黑暗，直面人类对大统一的孤独感——对抗人类的孤独。”

两个不同的民族，对抗这种孤独的方式，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然后无可避免的，道路在一个世界支离破碎，声音却没那么遥远的时代交融了。

它们同样诞生自幻灭、衰败和迷惘中，前者是后者更为自毁、沉重的版本，后者则是前者更加明亮、温柔的变体。它们的相遇仿佛一道预言，一个探照灯下的交错口，尚未决定向哪一边偏离。

而此时此刻，在这个时代的短暂停顿下，它们是一体的，就仿佛一曲希望和失落的二重奏。

世界不是隔绝的孤岛，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背后都有共性：在70年代，最后一批苏联的骨骼唱片中，纪录着一首单曲：约翰·列侬的《Imagine》。来自地球另一侧的歌词，传入了一个在历史书上被记载为敌对的阵营。

“幻想一个世界，没有国界，没有天堂与地狱；

没有宗教和产权，没有贪婪和饥荒，没有杀戮和死亡；”

我第一次听到它时，深受感动，后来却逐渐反感。因为我觉得整天和小野洋子躺着进行“卧床革命”的列侬，嘴上说着爱与和平，却没任何实质性的举措，只有滥用的药物，空洞而可笑。

然而愤世嫉俗之后，当我对世界的了解更深，一年年听到全世界人们对它永不停歇的演奏，我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触动：它的背后有一种超越时间，乃至超越成败和逻辑的力量。

“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白日梦者；

但我不是唯一一人。”

音乐本身就是有力量的，它的消极，永远不是一种无望的消极；它是人类对抗虚无最好的武器，哪怕它看似陷在压抑而轮回的和弦进行中。

所以纵使车辙的选择被迷雾笼罩，也不要停止你的旋律，不要回避你的失落，不要掩埋你的痛苦，但同时，亦不要遗失你的希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