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村官占40亩盖别墅和高楼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现代版何以继续_风闻

近日，有律师在某社交平台曝光广东普宁陂老村一村干部拥有60亩地，其中40亩地盖起了高楼、别墅和厂房。网友们也惊叹，别墅牛，这位村官更牛！

据当地最新通报称：网民反映的村主任实为普宁市下架山镇陂老村村民黄某雄，从事家私生产、经营。其曾于2008年6月至2014年3月相继担任陂老村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2014年3月后不再担任。黄某雄因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已于2024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2月2日被批准逮捕。

虽然通报中，没有提及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数据，但也证明了，律师所指这位村支书的事实大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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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普宁市，一个不大的县级市，由揭阳市代管，在全国人民的知名度，远不如广州、深圳甚至佛山、珠海，但很多人都买过“普宁豆瓣”，“普宁豆瓣”还上过美食纪录片《老广的味道》。

我查了下这个陂老村，百度百科介绍，属革命老区。全村有人口约1800人，村民多数出外经商务工，部分留守以农为业。

简单介绍完陂老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浮现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村庄，人口不多，而且外流现象严重。

这其实也就给黄某雄“上位”并且贪腐的空间。

从通报来看，黄某雄从事家私生产、经营，有一定的经营头脑和能力。由于陂老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黄某雄应当是村里现存为数不多的、年富力强且有一定能力的人。

因此，黄某雄才被选为村支书，一干就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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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因为陂老村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村里大多是老幼妇孺，极易出现对黄某雄的监督真空。

青壮年劳动力出走导致了乡村“精气神”的流失，这部分人群本应是乡村发展的主力军和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离开使得乡村失去了活力与创新力，也削弱了对村干部日常工作的直接监督力量。

年轻人有一定的知识文化，但常年在外务工，无法全面、实时地了解并参与家乡的各项事务。

更关键的是，打工带来的收入远高于种地，这些乡村出来的年轻人，自身利益与老家农村的联系纽带不断被削弱，对于村干部的行为规范、决策过程和资金使用等重要事项，千里之外的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监督。

如此一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但他们在知识水平、信息获取、行动能力等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渠道去质疑和约束村干部的权力行使。

可以想象，黄某雄在担任村支书的六年内，村里后续有村民对其所作所为质疑、反对，但这些声音奈何不了他，他能很从容地将60亩地，变成自家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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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巨贪“，当然不仅仅是黄某雄。

2017年，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被查，在案情通报中，“于福祥把曙光村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独立王国”，目无法纪、大肆贪占公款，腐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

这大概是到目前为止，“小村巨贪“贪污涉案金额的纪录。

不少影视作品也反映了乡村中村干部或地方强权人物滥用权力、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情况。

比如，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第二十条》，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因给女儿治病欠债，向村霸借高利贷，村霸让郝秀萍用身体来还债，每次进屋之前，郝秀萍的丈夫王永强就被对方用狗链子拴在门口。

王永强最终爆发，跟村霸打了起来，对方拿了刀，王永强也回屋拿上剪子，他总共刺了对方二十六下，导致对方死亡。

早些年上映的《喊·山》，女主角红霞童年被拐走、被腊宏剪掉舌头，打骂性侵无所不作，只能吃些破烂的食物，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驴房里。她用自己的方式复仇，最终又被赶出村里。

在这两部电影中，女主角都是哑巴（先天或者后天的），其实是一种隐喻，“失声”不只是个体的声音消失，更是乡村权力资源严重不对等的现实反衬。

村干部、村霸不仅有权，且无需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任何责任，抢占农村公共用地，侵吞农村集体资产，欺负村民。村民尤其是村民中的老幼妇孺，生存环境由此变得越来越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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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出巨贪，对此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法律监管不到位。

然而，中国历来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皇权不下县"的表述形象地道出了国家权力触角在基层社会的实际局限。

中国幅员辽阔，民情复杂，行政权力在乡镇一级，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果沿袭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成本极其高昂。

对此，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他的《乡土中国》，被称为观察中国乡村治理历史和传统的范本之一。

费孝通生于1910年，2005年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的一生，恰好贯穿了中国乡村在近现代的巨大变迁。

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这本书中，费孝通主要围绕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结构与变迁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多个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

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里的“礼”不仅指礼仪习俗，更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通过教化和社会压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执行。

他认为，乡村社会中的许多纠纷是通过遵循礼俗习惯来解决的，即所谓的“无讼”思想。

费孝通还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用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 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形成亲疏有别的社会关系网，影响着资源分配、权力运作以及冲突调解等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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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照《乡土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乡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剧烈变革。

宗族文化，如今在很多乡村已经不复存在。广东潮汕地区算是保留宗族文化比较好的地区，但有潮汕地区的网友在知乎上发文指出，如今，很多潮汕年轻人进城打工，孩子也进城读书，他们感受不到子孙与祖先、老一辈人的关系，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围绕宗族文化展开的祭祖、互助、教化等一系列仪式和程序。

年轻人进城，乡村里的亲戚都成了不如近邻的远亲，今年网络上所热议的“断亲”，某种程度上，也是乡村年轻人主动放弃“走亲戚”传统、“差序格局”失序的映射。

对传统乡村治理影响更大的，是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改造。

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费孝通强调了长老或家族长者在决策和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这些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凭借其经验和威望，在处理乡村内部事务时起到权威性的指导作用。

但是，如今乡村的老人，自身经验、学识、能力，能带领村民完成种植产业转型升级、招商引资、网络等新型公共设施建设、土地流转等新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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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年来，乡村治理兴起了另一种模式，叫做“能人治村“。

那些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丰富的社会资源以及先进发展理念的“能人”，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一方面更受当地政府青睐，觉得他们可以带领乡村脱贫致富。

另一方面，确实也有部分村民对能人报以希望。黄某雄就是“能人治村“模式选出来的村支书。

但“能人“能带着村民搞副业，搞招商，也能借此实现个人权威的膨胀，一手掌握乡村公共资源的分配和流向。

从乡村现实来看，村一级治理机构，顶多容纳一两个决策层面的“能人“，其他工作人员及村干部，更多扮演执行者，由此，公共决策不透明，黄某雄一手遮村。

对于“小村巨贪“，不少人的观点是，要强化对乡村干部的监督。但即使在当代，如果在一个千余人（实际留村人口可能几百人）的陂老村，设置监察、审计等机构及专人，需要多少行政成本？这些成本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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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理“小村巨贪”，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而是要让乡村土地等资源的分配，有更多制衡。

这几年来推进的乡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出让、租赁、入股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

乡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除了激活乡村土地资源，通过市场化经营增值外，有一个隐形而更重要的影响，就是乡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

黄某雄为什么能侵占那么多亩地？因为，随着年轻人流失，乡村土地管理空心化。

看上去，很多土地被农户承包，但常年荒芜，实际上成了“无主”的土地。

乡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连自家承包田都懒得打理，至于乡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公共用地，就更没人关心了。

但随着乡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推行，更多企业下乡，受让、租赁或者入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他们与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联，也会更加关注村里土地等资源的分配。

这意味着，黄某雄们会发现，在村里，有钱有势的人，不止自己一个了。 自己不能在侵占乡村公共用地时，说“谁赞成、谁反对？”

某学者总说，“资本下乡”，会造成资本对农民土地等权益的侵蚀。恰恰相反，“资本”或许并不具有某种高蹈的道德性，但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需要，显然比单个村民，有更多资源、能力，在相关重大事项中，对乡村干部形成制约。

如果黄某雄当初侵占的是某企业的租赁或受让土地，恐怕一开始，企业就会采取各种维权手段，黄某雄也早就被举报东窗事发了。

此外，当农村土地市场化程度更高，带来的价值更多，会吸引年轻人回流。这些在城里学到知识、具有足够能力的年轻人，一旦参与到乡村治理秩序当中，哪怕不参与村官选举，同样会对村官形成制衡。

这是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格局，外来企业、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替代传统的乡贤，成为乡村重大事项的重要参与者，也让一两个“能人”掌控全村资源的日子一去不返。

既然中国乡村，不可能重返基于传统的礼治，那么，对农村的土地等资源，进行更彻底的产权改革，在“小村巨贪”的沙化土地上，加入更多的市场化种子，或许是现代乡村法治所必需的治理基础和变革方向。费孝通先生的《乡村中国》现代版，或许要这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