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涛医生：救救产科！_风闻

　　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

　　**撰文 |**汪航

　　“救救产科！”2月28日，知名妇产科专家、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在微博就产科发展问题公开呼吁。

　　段涛表示，他最近在和一些产科主任们开会的时候，大家共同的担忧是产科该怎么办，“产科分娩量每年都在下降，产科的床位在不断地萎缩，越来越多的产科医生不得不转行，可是转行做什么呢？”

　　除了分娩量下降，段涛认为，还有很多不利于产科发展的因素，“如果再不改变现状，再不调整收费标准，再不增加产科医生的收入，如果继续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考核产科，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塌方了”。

　　多名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告诉“医学界”，段涛所提到的产科问题确实存在，主要表现在产科医护转行、产科科室转型，至于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产科？这一问题有待解答。

　　段涛为产科发声

　　段涛是中国最知名的妇产科医生之一，有着数百万粉丝。

　　对于产科发展困境，段涛在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做了二十多年产科的主任说着说着就开始哽咽了，因为她们医院的产科最近整体关闭了，整个产科团队该怎么办？”

　　这让他想到了前些年的一个新闻：因为高速公路收费启用了数字化手段，高速路收费口的一位36岁女员工听到被裁员消息时候说的一句话，“我的青春都献给收费站了，要我现在学别的，我也学不会了”。

　　“这句话听了让人很心酸，很无奈”，段涛表示，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不如转行做兽医吧，诊费和手术费比做产科医生高多了，还不用值那么多的夜班，医疗纠纷也没那么多。

　　他回忆，“我们六零后这些做产科的医生算是赶上了产科发展的黄金时代，虽然我们刚起步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产科，但是接过老一辈产科专家的接力棒以后，整个中国产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分娩量在逐年上升，愿意做产科的人也多起来了，学科水平在不断提升，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很骄傲地说，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做到了”。

　　随后，段涛话锋一转：下一代产科人该怎么办？“现在产科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还不知道何时会见底，因为各种形势都不利于产科的发展”。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很多医院的院长都想把产科关了”。

　　“医学界”从公开渠道获悉，近期有多家医院的产科业务迎来关闭或优化、调整。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1月6日宣布，医院不再开展产科业务，如需就诊可前往周边医院；浙江省江山市中医院1月19日发布消息，自2月1日起，医院不再开展产科（平产、剖宫产）业务；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今年暂停产科住院分娩服务。

　　另一个表现是，妇产儿医疗资源趋向于整合。比如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今年决定，将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三家医院新政院区的妇科、产科、儿科等进行优化整合，自1月10日起，妇产儿科所有医疗业务调整至县妇幼保健院新政院区开展。

　　关停产科有多个原因。段涛在文中解释称，开产科是很不划算的，产科的门诊和住院收费都很低，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产科最早的收费标准是按照乡下接生婆的标准定价的。

　　“产科运行成本高，不管你一天生几个孩子，你都得有24小时开放的产房和手术室，你需要365天24小时随时都在现场的产科医生、新生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助产士，一天三班倒，所以要配置很多的医生和护士。”

　　与之对应的是，产科风险大，哪怕是正常的孕妇生孩子，也有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等问题。段涛写道：一旦有啥意外会带来很大的医疗纠纷和巨额赔偿，不仅仅是医院要赔，科室跟着要赔，当事产科医生本人也要按照比例赔偿。

　　产科医护怎么办？

　　产科业务受限、关停，直接影响了产科医生的发展，他们将何去何从？

　　一位三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向“医学界”表示，受生育率下降等因素影响，以往分娩量大的三甲医院和县级医院，产科业务会受到更大冲击。

　　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为例，其分娩量常年位居上海各大产科医院之首、全国前列，被称为“上海大摇篮”。2016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分娩量高达33900多例，科室有九十多位产科医生，每一位产科医生的年分娩量超过300个，经常要超负荷工作。

　　近几年，该院分娩量呈现下降趋势，常年保持在2.5万-3万例之间。到2022年，据医院官网，医院年分娩量下降至26000余例，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超7000个分娩量，产科医生数量也有所减少。

　　不做产科，产科医生如何转型？

　　前述三级医院妇产科医生介绍，如果产科医护希望在公立医院继续发展，大多数都转型到了妇科、儿科等领域，还有一部分辞职去了私立高端诊所，“我还有师姐转型到了母乳喂养领域，做得非常好，母乳喂养这块也不错。”

　　“医学界”了解到，虽然分娩量锐减是普遍情况，但她所在的科室分娩量并未出现大的波动，在三级医院当中已属于优等生。谈及原因，她认为是“领导早几年做了新媒体布局，引流的病人（数量）还可以”。

　　华东地区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则告诉“医学界”，她身边有很多师姐选择从公立医院辞职，转去医药公司或互联网医疗企业工作，“产科医生如果想在院内转岗，一方面是要有岗位，另一方面就算有岗位，收入也不会太高。”

　　还有一位已经转行的原三甲产科助产士表示，科室在2023年关停后，医院曾提出让她去泌尿外科继续上班，但她干了两星期就辞职了，因为“适应不了，心里别扭，上班就哭”。辞职后，她去做了医学助理，主要帮助孕妇们监测和指导使用胎心监护，工作朝九晚六。

　　产科的未来在哪里？

　　除了生育率降低等客观因素外，段涛认为，“国考”是压死产科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公立医院院长头上挂着一把刀，这就是‘国考’指标……你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去考核内外科可以，考核妇科也行，但是请不要拿这两个指标来考核产科，这很不公平，也很不合理，是对整个产科学科的摧残。”

　　某知名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Z医生认同段涛的说法。她介绍，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成绩公布的四大全国排名中，CMI就是其中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四级手术则是指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资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手术，在“国考”中占比10%，同样非常重要。

　　“产科的目标是要尽量避免手术，做好孕前体检、孕期保健等工作，让孕妇顺顺当当地进产房把孩子生出来，尽量避免难产的发生。”Z医生认为，当产科医生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好后，就可以防止许多产科并发症，分娩过程平安顺利了，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抢救，CMI指数就会很低，更别提四级手术了。

　　Z医生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家“两癌”筛查、HPV疫苗接种等惠民工程的落地实施，再加上微创技术的普及和疾病诊治理念的更新，许多常见妇科疾病也都得到了早期诊断和治疗，而且，大多综合医院妇科的常见疾病又以良性疾病为主，在需要手术治疗的病种中，四级手术的占比不会太高。

　　就拿妇科最常见的子宫肌瘤来说，它在育龄期女性中高发，影响患者生育和生活质量，早期发现并通过宫腹腔镜手术切除肌瘤，就能保住了女性重要的生育器官，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

　　“但这么‘高大上’的修复手术，不属于四级手术范畴，相反，因为肌瘤而做了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手术却是四级手术，总不能为了四级手术考核就把患者子宫全都切了吧？面对女性如此重要的生育器官，我们是否可以‘刀下留情’、三思而后行呢？”

　　由此出现的矛盾是，产科做得越好，反而回报率越低，也无法达到这两项指标的考核要求。为了推动产科进一步发展，Z医生建议，“国考”考核标准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

　　在她看来，对各医院临床科室的考核首先应以病人的需求为导向，最终目的是解决患者的就医问题，制定考核标准是很重要的举措，“但对于一些疾病，适当缩短住院日，优化治疗周期，提高治疗效果，尽量减少并发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才是医疗的关键所在。”

　　除了从考核规则上寻求减负外，许多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正在通过业务拓展来寻求转型，比如像私立的妇产科医院一样去开设月子中心，做产后康复，甚至是做皮肤医美和私密整形等。

　　2023年5月24日，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公众号发文介绍，医院配备专业的母婴护理中心，产妇完成分娩后，可以与孩子一同入住院内的母婴护理中心，实现分娩、月子无缝对接。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山东济宁、广东茂名四川乐山等地的妇幼保健院均已开始探索“医育结合”的托育服务新模式；佛山、苏州等地多家医院还开设了产后专业月子服务；某县级二甲医院则与母婴公司合作，提供了配套的月嫂服务，未来还将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

　　Z医生告诉“医学界”，她不赞同以盈利为目的的产科转型，“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转型，如果产科都转型了，把我们国家几代人辛勤耕耘而创建、发展起来的产科‘弄丢了’，将来女人生孩子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祖国未来的活儿没有专业的人干了，想想都觉得心酸。”

　　“产科能取得如今的学科成就，是几代妇产科前辈努力的结果，像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北大医院的严仁英等，正是有了产科的高速发展，中国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才大大降低，”Z医生认为，产科关乎着下一代的健康，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出发，作出关停或转移业务重心的决定。

　　Z医生呼吁，政府和医疗机构要增加对妇产科和辅助生殖学科的投入，以此来稳定专业队伍，为提高我国的生育力保驾护航。同时，加强对未成年女性和育龄期妇女的呵护与关爱，提高全社会对产科重要性的认识，最终提高产科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