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也没啥人了？农村“空心化”问题破局关键是资本下乡？_风闻

转​自中国经营报

原标题为《山村“空心化”调查 | 2024春节返乡见闻》

导读：“以前春节打工回来会到农村聚会，现在基本在乡镇或者县城都有房子，打工回来就把老年人接到乡镇或者县城过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随着年轻人对乡愁越来越淡，怎么能苛求他们回去？”前述驻村第一书记李巡2月18日说。

这样一来，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过节本该聚集人气的时候，还出现了新的“空人化”现象，农村年味越来越淡。

2024年春节，《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重庆农村乡下发现，因青壮年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农村只留下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和还在读书的少年、儿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结构，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撑。

针对农村“空心化”，当地驻村干部和经济学者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也同时表示，更需要有顶层设计。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来解决相关问题，并推进乡村振兴。当地群众对浙江“千万工程”实践中的“农业标准地”改革颇为期待。

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位于南北走向的铜锣山脉脚下的“黄土坡”，十几年前退耕还林，全部种上了桉树。2023年，坡上的桉树全部被砍掉，村里请人种了油菜。村民称，因为没人管理，也没人施肥，所以长势很差。本报记者 程维 摄

“空心化”忧虑

“近些年，除了春节时年轻人回来几天，其他时间村里基本上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了。”正月初四（2月13日）时，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村民组长程三说，年轻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简单：该村民小组所在的区域，人均只有八分地（0.8亩），上次分地是几十年前，所以现在30岁以下的村民，自己名下基本上没有土地。按说，要等原来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腾出土地指标，后面没土地的人才有望排队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几年来，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种地了。”程三说。

土地账很好算，即使人均有1亩地，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小麦、玉米、高粱，哪怕是换季轮种让土地一直不闲着，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200—1400元，这还没扣除人工费用和肥料钱，扣除这两样，实际年收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譬如养鸡或者养鸭、养猪？”记者问。

“农村搞养殖业，现在基本上都是散养，扣除人工和饲料钱后，养得多亏得多，所以大家都不养了。”程三说，农村散养根本没办法跟城里的规模养殖业竞争，加上现在村里平时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仅有的一点养殖业，也主要是村民自己养来吃的鸡、鸭和猪，极个别有精力的村民会适当多养几只，出栏后会出售贴补家用。

“还有没有其他副业可做？”记者问。

“没有了，现在村里‘一老一少’的人口结构，上是70岁以上，下是17岁以下，去掉80岁以上和12岁以下的人，剩下的也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现在连播种、收割，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请人做，人力成本是每人每天给150元的工钱。”程三说。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没人种。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黄土坡’上前些年‘退耕还林’满坡种的桉树2023年也全部砍掉了，这是不是‘退林还耕’？那些地现在是谁在种？”记者问。

“上面安排来集中砍的，桉树对水资源影响过大，桉树砍掉后那些地也没人去种，村里（生产大队）就请人来种上了一些东西，也没人去管理。”程三说，村民在山坡脚下自己的地都没人去种，山坡上的“公家的地”，更没有精力顾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农活经验的现在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基本上没人能担粪去爬近200米的坡上种地了，这个年纪，自己去把坡上的粮食收割回来，也很艰难，所以就不种了。”程三说，现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人的唯一出路：在大城市，月收入至少3000—5000元，虽然也辛苦，一年下来总归有4万—6万元的总收入，这比窝在乡下家里务农收入要高20倍，这个账很容易算，所以年轻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去了。

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庆市某报业集团下放到某县的驻村“第一书记”李巡称，这不是个案，是普遍现象。目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很严重，土地撂荒问题也较为突出，表面上看，“18亿亩耕地红线”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没人种的现象仍很刺眼。

“现在我们村的解决办法是，请人种一些地，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李巡称，“大家都知道存在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解决办法。”

“即使把粮食价格翻2倍、3倍、5倍也没人种，因为一是干农活是体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20倍；三是农村产出的粮食及养殖产品因过于零散，难以低成本快速卖到城里。”李巡说，何况粮食价格还不可能涨2—5倍。

从图下方水田至图上方房屋处的100多米土地，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灌木。村民称，以前这些地方都是有耕种的土地。本报记者 程维 摄

次第城镇化

“春节后我还会去深圳。”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村民吴成称，他在深圳打工超过25年，前些年已经做到了一个生产厂厂长的位置上，之前主要因为疫情原因，回家休息了两三年。疫情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于一是已经不适应乡下的生活及节奏了；二是返乡后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长期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过这一次吴成的妻子没有跟随他一起南下，她选择了“返乡创业”。

所谓创业，就是在县城开店。然而，2023年，吴成妻子开的奶茶店垮了，另开了一个韩国料理店，后来也开不下去了，休整两个月，又去开了一个“麻辣串串”店，也基本没什么生意。一年多下来，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积累的几十万元积蓄，基本都被“创业”消耗了。

吴成妻子的经历，也许只是个案。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3年11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该市全年促进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17.32万人，其中，返乡创业2.72万人。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69个，全年实现总产值371.8亿元，吸纳就业5.78万人。

2023年，重庆市“返乡创业”人员巨幅飙升。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1月26日，该市农民工已返乡87万人，其中市外返乡73.2万人，占市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8.3%；市内返乡13.8万人，占市内乡镇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

该市从市外返乡人员中，从广东、浙江、福建返乡的最多。

2022年，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约为791万人。所以当沿海用工情况发生变化时，返乡的人数便不会太少。

程三所在的村民小组，之所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一少”，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村里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要么在县城买房搬走了，要么在附近镇上买房搬走了。

几年前，该村民小组的东侧修建了一条一级公路，往来车辆时速可达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该村比其他山区或偏远区县有很好的交通便利优势。不过尽管如此，乡下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以及商业化便利程度，还是赶不上乡镇、县城，因此大家都搬到了县城、乡镇。

不知道这种“城镇化”，是否体现在相关统计中。

重庆市发改委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2022年，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96%，较2012年提高14.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0.1%，较2012年提高10.7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发展动能得到加快释放。”

当地村民称，其实这些搬到县城、乡镇去住的人，绝大部分也只是把房子买在了这些地方，人还是照样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旧是“一老一少”，只是在县城、乡镇住的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他们的收入不再依赖土地，不需要再种地。

不过也有一些人，选择在老家修建房屋。这类人分成三种：第一类是在县城、乡镇购买了商品房，但仍在老家重庆修建房屋的人，这类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仅春节时有人回来住几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赚钱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乡，有一个“落脚处”；第三类是村里的“首富”，将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别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邻村几个兄弟，据说前些年做房地产挣钱过亿元，在老家修建了豪华程度不亚于大城市别墅的几幢楼，这些楼外墙上还采用了全大理石干挂装饰，是附近村“最靓的仔”。

不过，这些乡村别墅跟其他农村房屋一样，绝大多数时间都空着，无人居住。

重庆市正在推进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建巴渝和美乡村。图片来自互联网

如何破困局？

“以前春节打工回来会到农村聚会，现在基本在乡镇或者县城都有房子，打工回来就把老年人接到乡镇或者县城过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随着年轻人对乡愁越来越淡，怎么能苛求他们回去？”前述驻村第一书记李巡2月18日说。

这样一来，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过节本该聚集人气的时候，还出现了新的“空人化”现象，农村年味越来越淡。

“我写了一些日记，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要减少‘空心化’，其实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人怎么留下来？这是个系统问题。”李巡说，“农村人的发展、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后代怎么发展等问题，其实很复杂。”

他追问道：“如何让农村产生吸引力？喊口号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经济专家也许比我更懂，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重庆市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勇2月19日称，目前中国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表面上看是“无解”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点上的突破，来逐步推进面上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

他建议的六大解决途径分别是：一是进一步促成机关事业单位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并将县、乡机关干部及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下沉到乡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过他们来带动乡村振兴。二是推动能人带动，让更多的能人当村支书，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在外面开过眼界，还有资本、有能力，让他们来帮扶、带动农村致富。三是产业带动。四是靠发展特色旅游来带动乡村致富，特别是越偏僻、越荒凉的地方，独特的风景会吸引游客，就会带动经济发展。五是搞一些乡镇整合，有些自然村和乡镇人丁稀少了，就要进行合并、整合，把人员集中起来，把土地集约利用起来，委托第三方进行综合诊断并做方案，整体规划，发展新农村。六是吸引主体在乡、村的示范性养老，吸引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人来了，钱就跟着来了。

李勇说，他所在的机构近年来为川渝多个地方做过相应方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调研，目前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问题，还在于农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策，还需要先行先试，要敢于试点，不然外来资本没法落地。譬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山半山腰的一个方案，计划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入市，腾出200—300亩农村建设用地来盘活整个项目，但是，暂时卡在用地政策无法突破上。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益得不到保障。原国土资源部此前已经有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规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推这个事情”。

重庆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者称，据他此前对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实地调查、了解，其实质是通过创新体制，引入各界资本下乡，全面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鲁家村就有着成功经验。“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吸引投资20亿元，一个浙江北部的贫困村，一举成为国家级标杆项目——在这一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政策上，推出了“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创新。

在“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框架下，以前严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厂。

2024年1月5日，重庆市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在会上提出，要“深入实施‘四千行动’，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时推进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实践。

“四千行动”，是指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千个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

截至记者发稿，群众最为期待的“农业标准地”是否会在重庆迎来创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勇外文中其他人名均为化名

链接阅读

警惕伪中产生活陷阱：城乡生活迭代的进与退

据2024年春节微博家乡问卷调查报告：城乡生活方式迭代，是都市化生活方式扩散和升级的过程。对于大多数进城农民而言，其生活方式的迭代既是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也是践行中产生活方式的过程。相较于传统乡村生活，迭代后的城乡生活方式，需要建立在“有房有车”的物质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消费主义洗礼。但我们的调查发现，由于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不匹配，城乡生活方式迭代面临了进退失据的伪中产生活陷阱。

伪中产生活陷阱的一面是，农村已经很难支撑高质量生活。村落空心化日益突出，村落空心化引发村落共同体的瓦解，村庄正常的治理功能、自治功能弱化，文化公共空间萎缩。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30%的调查对象反应所在自然村为高度空心化的状态，44%的调查对象反应所在自然村为中度空心化的态势，高度空心化和中度空心化的村庄占比高达73.8%，而低度空心化和非空心化的村庄占比只有27%左右。这充分说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村落空心化的问题。

村落空心化，尤其是当常年有人在家的户数低于总户数的30%的状态时，就意味着一个自然村内，大量的农户是常年大门紧锁，无人在家，主要劳动力在外务工，小孩在外求学，老人已经去世，这些农户常年不在家，只有春节期间或有重要紧急事情回乡。

当村落处于一种这样的状态时，就意味着村落社会已经解体，正常的人情往来、社会交往和村落作为一种维系人的群体性社会需求的机制已经基本消失或者面临严峻挑战，村庄治理面临社会基础的缺乏问题，农业生产则面临劳动力不足、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和公共性的农田水利设施难以维系的问题，村落共同体的运作已经基本停止，村落社会规范的维系和再生产机制已经不再，简而言之，村庄的正常的社会生活、村庄治理和农业生产面临严峻挑战。

完整报告戳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