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中国当下文艺界的唯一硬汉_风闻

小品最早是演艺界考查学员艺术素质和基本功的面试项目，一般情况下是现场出题，应试者当场表演。1983年，在央视第一届春节联合晚会上，表演艺术家严顺开表演《阿Q的独白》，首次将“小品”这一表演形式搬上舞台。1984年，在央视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大放异彩，异军突起，标志着小品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从此，舞台表演艺术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由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巨大影响力，小品以其活泼诙谐、滑稽幽默的艺术特色深受观众喜爱。受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影响，赵丽蓉、巩汉林、赵本山、范伟、高秀敏、宋丹丹、黄宏、郭达、郭冬临等一大批演员加入小品表演队伍。借助电视这一平台，小品空前火爆，题材日益丰富，表演手段愈发多样，成为文艺舞台上不可或缺的独特的文艺节目。

被誉为“春晚小品第一人”的陈佩斯，曾是央视春晚舞台上的常客，他通过小品塑造出的小人物群像曾给电视机前的许多观众带来了数不清的笑声，他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是小品界的顶流而令人难以遗忘百看不厌。最近几年，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遥遥领先。

作为老一代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陈佩斯子承父业，曾在许多喜剧电影与电视剧中出演角色，但让他在文艺界大放异彩的却是春晚舞台上的小品。自从和朱时茂合作的小品《吃面条》在1984年春晚舞台上一炮打响一鸣惊人之后，一个又一个小品使得陈佩斯与朱时茂这对黄金搭档名扬四海。陈佩斯铸就了小品的辉煌开端，小品凝结着陈佩斯的艺术探索。

然而，世人未知的是，陈佩斯当初在小品舞台上的起步却是十分艰难，《吃面条》这一作品曾经差一点胎死腹中。1984年除夕夜，陈佩斯、朱时茂两人躲在春晚现场二楼的幕布后面，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机会登上舞台。两人准备的小品《吃面条》虽然在评审时让评委们开怀大笑，但大笑之后的评委们却担心“过于好笑”而缺少教育意义。早在排练时，陈佩斯、朱时茂这两个小有名气的年轻演员就不受重视，不仅无人发给发饭票，要靠他们自己厚着脸皮要，而且还没有专用的排练室，他们只能自己找人少的房间排练。在那一年除夕当晚，前往春晚现场的大巴车里根本没有陈佩斯、朱时茂的位置，迫不得已，朱时茂硬是拽着陈佩斯找了一辆车，才按时赶到现场。直到演出前十分钟，黄一鹤导演终于放话：“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但我决定你们俩上，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一个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最终的事实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黄一鹤导演的这一次冒险大获全胜，《吃面条》成为春晚舞台上的第一个引发万众狂欢的小品。陈佩斯捧着空碗吸溜面条的夸张表情和逼真神态，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黄一鹤导演回忆说:“《吃面条》是我们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从此，全国观众记住了陈佩斯和朱时茂这对儿小品搭档。每年春晚，许许多多男女老少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陈佩斯的新作品。

此后，陈佩斯先后11次登上春晚舞台，他与朱时茂合作，表演了《烤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小品，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表演艺术风格，成为中国内地最具代表性的喜剧明星之一。

此前在舞台上，往往由“高大全”和“伟光正”的形象主宰。在以往诸多艺术作品里，小人物往往被怜悯、被批判，往往可怜而不可亲、可恨而不可恕。而陈佩斯饰演的小人物群像，真实揭示了社会底层人物的庸俗、市侩、油滑与无赖，塑造出倍感亲切的众生相，揭露了某些人身上的“劣根性”，在令人欢笑时还隐藏着含蓄的讽谕，寓教于乐，乐中有劝。陈佩斯饰演的虽是小人物，不仅没有对弱势群体的肆意取笑，反而将一个个小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充满市井气息又率性真实，令人捧腹大笑又产生共鸣。《吃面条》中愚鲁的应聘者，《烤羊肉串》中奸猾的小摊主，《主角与配角》中一心想演主角却总是弄巧成拙的配角，《警察与小偷》中胆小蠢笨的小偷……夸张的肢体动作，加上陈佩斯或猥琐、或委屈、或狡黠、或憨直的表情与语言，滑稽万分又恰如其分，收放自如而自然本色。这种艺术效果，在小品演员中非陈佩斯莫属。陈佩斯之后，再难一见。

1998年的春晚舞台上，陈佩斯与老搭档朱时茂表演小品《王爷与邮差》。表演伊始，因为工作人员随意把麦克风挂在朱时茂的衣服上，导致收音出现问题，迫使陈佩斯与朱时茂不得不共用一个麦克风，由于两人靠得太近，许多肢体动作以及表演节奏全被打乱。在演出中，发令枪等也失效，致使表演效果大打折扣。演出结束以后，陈佩斯在台下崩溃大哭。这次表演，虽以遗憾收场，仍给观众带来许多笑声。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陈佩斯最后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亮相。

与央视以及春晚的交恶，源于央视下属公司的侵权。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自己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警察与小偷》等8个小品的VCD光盘。两人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函等各种方式寻求解决办法，但他们的合理诉求均被置若罔闻，并被对方工作人员羞辱：是我们捧红了你，有气就受着。两人愤而诉诸法律，一起将侵权公司告上法庭。官司尘埃落定后，央视一审败诉，他们终获赔偿，陈佩斯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

官司打赢了，陈佩斯心里的气也顺畅了，而他的愤怒其实由来已久。在先前表演的春晚小品中，陈佩斯多次提出自己的意见，却从未获得同意；一年又一年，总是遭到拒绝，以致变成针锋相对。2002年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一起花费大量心血准备了一个名为《江湖医生》的小品，却在倒计时三天时，被通知要换掉。这之后，不管央视春晚的导演如何苦劝陈佩斯出马，他都断然拒绝：“他们随随便便对我说不，我也要对他们说不。”此后，陈佩斯主动选择从央视舞台离开。屈指算来，他的身影已从春晚舞台消失20余年，但仍被无数观众念念不忘。

2014年，陈佩斯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他反抗央视侵权的意义时，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必须要有人要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他明知面对势大力强的天字第一号媒体，自己的举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依然坚持进行反击。“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可想而知。陈佩斯主动退出春晚，被某些媒体传成“被央视封杀”。由于央视的巨大影响力，在有意无意的“封杀”之下，各家演出单位再也不敢邀请陈佩斯表演小品。此后，在媒体和观众的视野中，陈佩斯的身影与小品逐渐久违难见了。

中国社会从不公开承认所谓“丛林法则”，但盛行着的各种“潜规则”无不遵循丛林法则，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有钱能使鬼推磨”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当“人民”或“群众”作为集体存在时，谁也不敢轻视；当“人民”或“群众”作为个体出现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往往就是被无视受欺压的对象。当人民的个体被任意无视、所享有的权力被肆意侵犯时，社会就显现出被各自花言巧语所掩饰着的残酷的真相。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在作怪！任何一个个体，不管他曾经是谁——地位有多高，财富如何多，影响多么大……在权力面前都将瞬间化为乌有。即使是法律，在与权力对抗时也往往甘拜下风。在这种背景下，还敢于与财大气粗、名头响亮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及其母体据理力争，的确表现出了陈佩斯的硬气，这正是当前国人身上所缺少的一种精神，在当下的演艺界，可谓独一份。

早在1991年，陈佩斯创办了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集影视创作、制作、发行为一体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凝聚着陈佩斯的大量心血**，**专门投资拍摄喜剧电影，因此，陈佩斯成为中国第一批独立影视制作人之一。1993年，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更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1996年8月，又进而更名为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从1991年到1997年，陈佩斯一共投拍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其中多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

被封杀的消息传开后，陈佩斯成为众矢之的，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决不会被饿死。然而，没有了商演机会，没有了收入维持运转，他的制作公司也遇到严重危机——投资拍摄的贺岁电影，叫好却不叫座，又因某种人所共知的原因被迫从电影院撤下。电影亏损，四面楚歌，制作公司随之破产，陈佩斯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当时正上小学的儿子要缴费，虽然只不过区区280元，但陈佩斯翻遍口袋却只有147块钱，不得已，他只好背起儿子回家找妻子拿钱。从万千瞩目的耀眼明星到无人问津的过气演员，从独力支撑一家制作公司，到竟然为二三百元作难，这种断崖式的巨大落差不能不使人顿生英雄末路之感。

山穷水尽时却柳暗花明。1999年五一期间，在妻子王燕玲的策划下，他们在北京郊区延庆县井庄镇西三岔的深山承包了万亩荒地。夫妻二人向死而生，土里刨食，在那里种起了石榴，以此作为以后生活的寄托。他们在山上盖起木头房子，捡拾枯枝败叶当做生火做饭的燃料，过上了农夫生活——披星戴月，挥汗如雨，搬石头，除杂草，挖树坑，种树苗，灭虫害；每日天不亮就起身巡山，上万亩的荒山巡察一次就要走七八个小时。皮肤粗黑，胡子拉碴，手生老茧，脚板磨破，谁能想到，这个在深山里起早贪黑种树的老农民，就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为观众奉献欢乐的陈佩斯。一位优秀演员，被迫沦落如此，究竟谁之过？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陈佩斯表演的舞台，谁之错？

两年后，陈佩斯与妻子王燕玲靠着承包荒山积攒了30万元。王燕玲把这笔钱交给丈夫，陈佩斯又重新回到他热爱的舞台。这一次，年已47岁的陈佩斯决定进军话剧。此时，在中国话剧的“圣殿”北京人艺，连演员都要纷纷下海去演电视剧，陈佩斯却毅然逆流而上，许多人对他的举动感到匪夷所思。尽管困难重重，处处碰壁，陈佩斯仍然坚持走下去，迎来了凤凰涅槃后的新辉煌。2001年，陈佩斯的首部话剧、舞台喜剧三部曲之一的《托儿》在北京上演，开启了他的话剧生涯。陈佩斯原以为要赔上自己投入的三十几万，不料却大获全胜，《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高达95％，在第30场演出后，全部投资已经收回。陈佩斯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精心打磨的《托儿》既叫好又叫座，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随后，陈佩斯带领团队开启全国巡演，他邀请老搭档朱时茂参演，但演完三十余场，朱时茂就罢手退出，他说：“佩斯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据统计，《托儿》在中国40多个城市连续演出120场。2003年，陈佩斯的第二部舞台喜剧《亲戚朋友好算帐》上演，之后一年内在国内演出50多场。2004年，第三部舞台喜剧《阳台》上演，先后推出了四川方言版、普通话版、云南方言版以及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版，三种语言版本共演出137场。2008年，话剧《阿斗》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上演。至此，陈佩斯已经从优秀小品演员转型为话剧演员。陈佩斯深耕喜剧话剧，其后推出的《阳台》、《戏台》等作品都获得热烈反响，创造了话剧界的奇迹。《阳台》以麻辣犀利的风格针砭时弊，直击社会痛点，在全国各地演出500多场，还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

在陈佩斯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带血的白汗衫。那是几十年前，他的父亲陈强被批斗时被众人毒打后留下的血迹。当年排练《白毛女》时，领导看到陈强长着一个鹰钩鼻，就让他扮演恶霸地主黄世仁。成名后，陈强成为反派角色专业户，在《红色娘子军》里饰演南霸天，为此摘取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桂冠。在WG这一特殊时期，陈强却因此遭到众人围攻，理由竟然是：“如果你是一个好人，怎么能把坏人演得那么真呢？”1969年，15岁的陈佩斯跟随父亲前往内蒙古的沙漠地区插队。随后四年，陈佩斯几乎没有吃过肉，总是饿得发慌。在劳动中，陈佩斯的手和肩膀都磨出血痕。陈佩斯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期间，还是一个运动健将，他擅长的项目是跳高和排球，还曾夺得过兵团的冠军。

因为父亲的“黑帮”身份，陈佩斯曾报考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总政话剧团等多家文艺团体，都未被录用。1973年，碰巧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招募新学员，获知消息的电影演员田华让陈佩斯去试一试，于是陈佩斯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随后开启了跑龙套生涯。1980年，陈佩斯与父亲陈强首度合作，主演电影《瞧这一家子》，并因此片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1年，他参与演出的电影《法庭内外》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2年，在电影《夕照街》中饰演喜剧角色二子，以此于1984年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并从此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1986年，陈佩斯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演员。1988年，因在《少爷的磨难》中饰演“少爷”获小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并因在《京都球侠》中的出色表演获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亲眼见过父亲陈强曾经从颁奖典礼上的艺术家落到人人喊打的境遇，陈佩斯对名利彻底看淡，他一心追求艺术，从不趋炎附势，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人。舞台上，许多人被陈佩斯的动作和语言逗笑；现实中，更多人被他身上的骨气和正直折服。从青涩少年到古稀老人，年已70岁的陈佩斯身上始终充满着正气和勇气。说起某些评奖黑幕重重，他毫不犹豫说：“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我没拿这些奖，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厌恶！”陈佩斯给自己的制作公司取名“大道”，因为他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

与央视因为作品侵权发生冲突时，有人劝他请客送礼解决争执，但他选择硬刚。许多年过去，他从未后悔：“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他们愤怒的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人。”在进入话剧界时，行内早已流行给名人、大人物赠票，陈佩斯不屑一顾：“我卖票，卖一张就是一张的钱，你想看我的戏就买票，别跟我说你什么官什么爵位，跟我没关系，想要看戏就掏钱。”陈佩斯虽布衣布鞋，却有一身铮铮铁骨，他挺直脊梁，昂首阔步，在当下充斥名利的文艺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大道。他说：“我对物质没那么高要求，挣那么多钱干嘛呀？多贵的车不还是四个轱辘？多少个房子不是也只能睡一张床？”他曾经输过，也为此落魄过，但从未低头。他吃过亏，也为此付出代价，却从不后悔。他为理想而奋斗，为选择而坚守，虽九死而志不移。

在排演话剧《戏台》时，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底蕴不足，于是又铆足了劲钻研喜剧理论，系统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喜剧大师的作品。他在喜剧领域深耕细作，艺术风格日臻完善。在喜剧领域，他成了一骑绝尘的领先者。许多人以为喜剧就是插科打诨博人一笑，是噱头与笑料的堆砌。陈佩斯认为，真正的喜剧是对丑恶的鞭挞，是对人性的反思，是对现实的讽喻，是对美好的讴歌，寓庄于谐，寓教于乐。他曾讲起在河南拍电影《少爷的磨难》时，有一场“少爷”光着脚追汽车的戏，而当时那条农村的土路上布满了蒺藜，他的脚上扎满了刺，还必须挣扎着往前跑。“导演一喊停，哎呀，疼啊！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一拔一股血出来。”当他疼得摔倒在地的时候，旁边围观的人却哈哈大笑，非常开心。这种笑符合道德吗？他曾苦思很久。有些幸灾乐祸也许无关道德，但有关人性；一场笑声，往往折射出人性善恶的端倪。在陈佩斯眼里，所有令人发笑的喜剧，最核心的都是悲悯。真正的喜剧，在它看似荒唐、荒诞甚或扭曲的内核里，令人悲悯发人深思才能蕴藉深远。中国人惯使小聪明，因而在一些小品里，捉弄欺骗别人也被看做高明的包袱。陈佩斯认为，将骗人与被骗当作笑料, 是对社会价值观的的扭曲；这不仅是演员个人的问题，更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对于文艺而言，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品味，就有什么样的格调。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表演的最后一个镜头：一个伟大的日子，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跳进一面大鼓，以自己的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陈佩斯说，这让他真正认识到喜剧的真谛。

生活中，陈佩斯很老派，从未传出什么绯闻和负面消息。他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穿皮衣；一件毛线衣可以穿上10多年，一年四季脚下都是一双懒汉鞋。他孝顺父母，尽心尽力。父亲陈强在2008年中风以后生活不便，陈佩斯便搬出自己的房子和父母住在一起，老人家的生活起居全由他和哥哥陈布达照顾，直到老人家逝世。父亲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陈佩斯的影响很深。

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为艺术而竭尽全力，他活得干净而硬气。陈佩斯，不愧为中国当下文艺界的唯一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