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的遗产_风闻

2月25日，据娃哈哈官方微博消息：娃哈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2月25日10时30分逝世，享年79岁。

看到这则讣告，我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一句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源自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荀子·劝学篇》，原文是“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在荀子的原意中，这句话用来比喻事物可以通过努力和改变达到超过原有状态的程度，强调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超过自然属性的进步。

宗庆后的故事，很好贴合了这句话。宗庆后创业始于1987年，当时他创办了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以生产儿童营养口服液起家。从最初的保健品延伸至各类饮料，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之一。当初的宗庆后，就像一滴坠入潭中的水，激荡起层层涟漪，余音不绝三十余年，如今终归大海。

一个知名的企业家离世，人们必然会盘点其留下的精神遗产。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企业家通过其品德、贡献和思想所创造的永恒价值，远比其显性的经济层面，对社会和世人影响更大。

马克斯·韦伯之问

宗庆后当初选择了创业，显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遇到的，恐怕还不是资金，而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壁垒。

论及现代商业文明的起源，文化才是最重要的要素。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剖析了新教伦理如何塑造并驱动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韦伯认为，新教徒通过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和追求事业成功的伦理观念，滋养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这种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对物质生产的理性化态度和对世俗活动的神圣化解读。

这也意味着，当初欧洲及美洲大陆的新教徒企业主，是在“吾道不孤”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开启事业，更因共同的信仰纽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群联结。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写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在一个明媚的星期天下午，马克斯·韦伯参加了浸礼派会众的一个洗礼仪式。一个年轻人入水的时候，马克斯·韦伯的亲戚说，“我告诉你他会的！”仪式之后马克斯·韦伯问他，“为什么你认为那个人会受洗？”亲戚说，“因为他想在本地开银行。”

马克斯·韦伯又问，“这附近都是浸礼派教徒，他能开得下去吗？”亲戚对此回答说，“根本不可能，不过，受洗之后他就会得到整个地区的庇护，而且能够竞争得过任何人。”

马克斯·韦伯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新教徒因共同的信仰纽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群联结。他们能够在共济互助的基础上，共享资源、互通有无，这种基于信仰的团体支持无疑为初创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庇佑与助力

反观宗庆后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家，他们并没有依托于某一统一的宗教信仰体系，来形成一种类似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认同。宗庆后87年创业时，不仅不太可能得到同道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还可能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就在1987年，被比喻为改革开放“报春花”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因剥削犯罪（雇佣工人）而被立案调查，“雇工”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首个“爆雷点”，随后围绕着民营（个体）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不绝于耳。不少私营企业主失去信心，把企业献给集体、挂靠公有制企业，更多的企业是减少雇工、缩小规模、歇业停业甚至注销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盘整”。

到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家，1990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从9.06万家下降到8.8万家。1991年，全国私营企业利润下降67%，私营企业减少近50%。民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我国经济增长率也由1988年的11.3%，下跌至1989年的4.1%，到1990年仅有3.8%。以至于1992年，那位本已退休的老人开启南巡之路，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才算是为迷雾重重的民营经济拨开光亮。

42岁岁的宗庆后在风口浪尖上时，借了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蹬三轮卖冰棍，开始创业之旅，其承受的思想和其他无形压力可想而知。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还有个著名的“马克斯·韦伯之问”。马克斯·韦伯在书中提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早有发达的货币经济体系，但却未能孕育出与西欧相仿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中国，货币经济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金属铸币流通，唐宋以来更是在商品经济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然而，韦伯观察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伦理并不鼓励那种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持续创新、理性算计与永无止境的资本增值冲动。中国的儒家伦理，尤其强调和谐稳定、等级有序以及家族传承，而非个人财产的无限积累和个人成就的至上追求。这种伦理框架之下，商业虽繁荣，但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缺乏独立于传统伦理之外的市场逻辑支撑。

中国改开之路，恰恰得益于宗庆后等一批企业家，对传统讳商轻商文化的打破。1988年，宗庆后找到浙江医科大学营养学教授朱寿民，在他的帮助下，国内第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营养液面世，让知识为商业更好服务，宗庆后敢于尝鲜。此后，宗庆后在报纸上公开征集品牌名称，当时《娃哈哈》这首儿歌红遍中国。来信中，有人提议叫“娃哈哈”。宗庆后随即拍板决定，同时从手中仅有的10万资金中拿出2万，在杭州电视台做广告，一炮而红，又让国人见识了企业品牌推广的价值。

1991年，仅有100多名员工但却有着6000多万元银行存款的娃哈哈营养食品厂，靠着8000万元的代价有偿兼并了有6万多平方米的厂房、2000多名员工， 组建了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小鱼吃大鱼”。宗庆后挣了钱，想的是把事业做得大些、更大些，而不是当了万元户后就此享受。1990年，创业只有三年的娃哈哈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再上一个台阶。

显然，宗庆后的创业史，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新教徒有契合之处。新教徒通过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和追求事业成功的伦理观念，这种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对物质生产的理性化态度和对世俗活动的神圣化解读。也就是说，现代商业文明并非仅仅是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结果，它同样需要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伦理观念作为支撑。

宗庆后也曾经说过，“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诗人的想象、科学家的敏锐、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但更有意思的是这句：“我偶尔也去上个香，测个字，并不是说有宿命感，只是找个心理安慰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奋斗。”这恰好说明，诸如勤奋、节俭、敬业、禁欲主义和若隐若现的强信仰或者弱信仰，如同一根丝线，串联起对此虔诚的信徒与经济行为的紧密联系。宗庆后和与他同一代的不少中国企业家，恐怕也是这样的心路。

先有全球化  再有娃哈哈奇迹

当然，仅仅依靠文化的破壁，不足以让宗庆后成功。

上世纪90年代，娃哈哈花巨资引进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瓶装水生产线来生产“娃哈哈纯净水”，这一举措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其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标准，更使得娃哈哈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迅速响应，以规模化、标准化的高效生产满足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此外，高效的生产线也为娃哈哈拓宽销售渠道提供了有力支撑，无论是传统零售还是新兴市场的开拓，都能确保充足的货源供应。结合娃哈哈独具特色的市场营销策略与强大的分销网络建设，企业逐步构建起覆盖面广泛的销售网络。

更为重要的是，宗庆后和和娃哈哈借此迅速掌握了工业自动化的基础知识，并由此加速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深度和广度，进而带来企业经营模式、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为娃哈哈出海打下了基础。

一条自国外引进的生产线背后，反映了又一个至理：宗庆后和娃哈哈都是中国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或者说，八九十年代，中国企业崛起的背后，都是一座座由全球化之力构筑的桥梁，连接着世界各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为中国经济这片热带雨林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娃哈哈的蜕变与壮大，正是全球化雨露滋润下中国经济茁壮成长的注脚。

这或许正是宗庆后留给人们的又一重遗产。娃哈哈这家企业的崛起历程，是一个鲜活的案例，揭示了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企业如何巧妙借力，通过引进、消化、创新、输出，实现自身转型升级，与全球经济血脉相连，共同成长。这既是对他个人卓越商业智慧的致敬，也是对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启迪。

在宗庆后的身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构筑起一种内在耦合、相互驱动的新关系模式。这种关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之一，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大国，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外资的引入助力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中国之外，60多亿人的广阔市场，也在不断吸纳中国庞大的产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跃升，都是全球经济肌体的一次新生；全球经济的每一步前行，也都在深深地烙刻着中国经济的足迹。任何妄谈将中国与全球化切割的论调，都会被宗庆后的创业史狠狠打脸。

“资本退场论”须再“破墙”

宗庆后留下的第三重遗产，我觉得是对当下某些极端言论乃至思潮的反击。

在当下的舆论场，有些网民或者所谓大V，以仇富为能事，充斥着对“资本”的误解、排斥，将资本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动辄叫嚷所谓“脱虚向实”。这种情绪化、极端化的批判，往往忽略了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优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娃哈哈虽然没有上市，但就在2021年，正式从娃哈哈退休的宗庆在自己76的岁时考取了私募基金从业资格证，并成立了私募资金，投资方向不再局限于大消费领域，而是在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力量扶持初创企业和具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实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推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从企业家到职业投资人，从投消费到投科技，宗庆后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投资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路径。

显然，仇富心态往往会扭曲社会公正观念，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它削弱了人们对合法致富的认同感，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非理性倾斜，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和传承。当“资本”被片面视为剥削工具，而非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时，社会对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将会受挫，这无疑是对我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一种消解。

过分妖魔化“资本”，还会导致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的偏差，损害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过度干预和不当限制可能会妨碍资本的有效配置，抑制企业的健康发展，最终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还在嚷嚷“民营经济退场论”，以至于有关方面不得不再三重申，对民营经济支持和鼓励的毫不动摇。近期有关外资是否撤离的争论，其实也反映出大家的担忧。没有当初的海外投资，中国三来一补产业何以成型？宗庆后拿出全部身家投入创业，按照现在某些人的说法，也是 “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原罪？

宗庆后创业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不断“破墙”，由此带来了更为自由、开放、平等的社会经济环境，让踩三轮、据说只有中专学历的宗庆后敢于创业，开启了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此成为中国大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如今，老先生仙逝，我们悼念他的离去，更应从中汲取经验，弘扬正向的市场精神，以期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公平、包容的市场经济环境，让我们以及更年轻的90后、00后，有着比宗庆后当初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而不是相反。相信，这也是宗庆后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