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原理_风闻

“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原理

——现代社会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及运行机制

**提要：**人类社会组织结构进化，基于向往美好生活而追求效率和分工的驱动，从原始氏族公社一分为三，演化出工业革命后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家庭制度、企业制度、政府制度，分别承担人口劳动力生产、生活和生产资料生产、公共产品生产三种职能，并在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联结下重新合三为一，构建起错综复杂却又矛盾统一的政治经济生态，主导着人类社会走向。其它社会组织虽然纷繁复杂数量众多，但都可归类为家庭、企业、政府的衍生品或附属物，发挥辅助作用。

**关键词：**家庭权利、薪酬、生命力；企业权利、利润、生产力；政府权力、税收、公信力；三种生产矛盾统一、和合主义社会

第一篇  家庭、企业、政府的职能分工与产权配置

（一）两种生产与两种产权制度

所谓两种生产，一是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生产；一是“消费的生产”，即与生活消费一体两面的人口、劳动力、人力资源生产。

历史上两种生产曾统一于家庭或宗族部落，但当代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生产主要以企业为单位进行，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产权基础的生产方式；人口劳动力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辅之以学校、医院，包括“生命力”与“生活关系”，构成以“劳动力人力资本所有制”为产权基础的“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下，归因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所有制这两种产权制度，企业与家庭成为两个不同产权主体，企业产品变成商品，家庭劳动力也变成商品，双方通过交换相互转化，推动两种生产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再从合二为一到一分为二，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无限循环的辩证运动，见下图：

图1  两种生产对立统一运动的理论分析模型

社会上无数家庭加总，组成充满内部竞争的家庭系统；无数企业加总，组成有着复杂产业分工和竞争的企业系统。

家庭系统与企业系统，依托两种产权制度，互为供给与需求，通过就业市场、商品市场进行交换以实现再生产，由此铸就了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生命力+生活关系）的基本属性和相互关系，展现了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辩证运动，给出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二）第三种生产：公共产品生产与政府公信力

私用产品如苹果或私家车，基本属性是消费排他性，可以转换成商品进行买卖；公共产品如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属性是消费共享性，通常不作为商品，而是通过政府征税和财政预算进行生产和供给。

国防、安全、秩序、大型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刚需。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土地公有制下的住房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属性，值得探索。

公共产品与私用产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产品处于“纯私用产品”与“纯公共产品”过渡地带，姓公还是姓私？会因时空变化而变化。如杰出人物创造的知识、科技、文化产品，过了专利保护期，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公共品，永久超越了个人私有权。而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只是供市民享受的“大号私用产品”，显示公共产品也有个适用边界问题。

站在消费者立场，倾向于尽可能扩展免费公共产品的适用空间和时间，就像享用“自然公共品”阳光空气一样，最终理想是消灭私有制。

但从生产者供给侧看，受制于生产投入资源的稀缺性，必须考虑成本-收益比，否则再生产将无以为继。这就要求建立公私明晰的生产要素产权制度，把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区分开来，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下，基于私有产权的家庭和企业，不愿也无力生产公共产品，因其“效益外部化、成本内部化”，不能给自己带来收益。只有在政府购买的前提下，私人承包商才有动力生产公共产品，但个人慈善行为不可能全面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政府是唯一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控制公共资源、生产和供给覆盖全社会公共产品的组织，因为政府依托公权力可以采取强制征税方式，化解公共产品“成本收益倒挂”难题，这正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

于是，在家庭和企业承担的两种生产之外，出现了第三种生产，即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

生产私用产品所需资源，由市场机制配置最有效率。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经由政府征税和财政预算来实现，因而公共产品的供求不取决于市场，而取决于政府意志和国家治理的需要，由政治规律和政治机制配置资源。

基于征税而生产的公共产品，产权属于全社会，是社会所有制，但由政府管理。只有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才有资格代表全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本身就是有组织形态的公共产品，服务社会是其不容推卸的职责。

然而，公共产品有好也有坏。好的公共产品惠及全社会，坏的公共产品（如错误政策）祸及全社会。许多“负公共产品”如环境污染，是私人或企业的负外部性造成的，需要由政府公权力来监管和遏制。

获得权力并组建政府，有多种方式和路径；但权力的巩固和长治久安的传承，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径，那就是基于税收和财政预算提供好的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求。正因如此，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不仅取决于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更取决于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的意志和能力，由此给出了衡量和识别不同政治体制先进性的标尺。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何种组织形态的政府，如果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必然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平或暴力的挑战，直至产生有权威的新政府，有意愿、有能力、可持续产出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获得合法性和公信力，得以长治久安。

所以，能否有效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是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三）三种生产矛盾统一：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人类社会组织结构进化，归因于向往美好生活而追求效率和分工的驱动，从原始氏族公社一分为三，演化出现代家庭、企业、政府三大基础组织，分别承担人口劳动力生产、物质和非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生产、公共产品生产三种职能。其它社会组织，虽然纷繁复杂数量众多，但都可归类为家庭、企业、政府的派生物或附属品。

三种生产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通过商品市场、就业市场、金融市场、财政税收紧密联系、互为供给与需求因而重新实现合三为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相应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产品，构建起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如图：

图2  “三种生产”合三为一的理论分析模型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每个环节，都包含着基于家庭、企业、政府三种产权制度——劳动力人力资本所有制、生产要素所有制、公共资产所有制——的三种生产、三种分配、三种交换、三种消费过程的人与人的利益竞争与合作关系，动态地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方式，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见下图：

图3  人类社会生存方式

从两种生产视域扩展到三种生产视域，全面考察家庭、企业、政府的权利和权力配置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治理方式的辩证关系，即全面考察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的方法论基础是中西结合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同的是，笔者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动态的、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有个“新唯物史观”与“旧唯物史观”的更新问题。

旧唯物史观的缺陷，在于只见“生产”不见“生活”，过分关注生产方式而忽视生活方式，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忽视了人口生产、人性、生命力及其产权基础——植根于个人生命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作为社会存在的底层逻辑，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更深层次、更深刻的基础性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提出了“新唯物史观”框架（见图3 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后文的讨论将穿插这方面内容。

第二篇  “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

所谓“大三权”，是指与三种生产相对应的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三者的性质、职能、思维逻辑、行为模式各不相同，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塑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劳资关系、政企关系、官民关系。三大社会关系规制了“大三权”配置的基本格局和运行的底层逻辑，即三方权、责、利均衡配置，三种生产制衡运行；一旦失衡，必将引起改革或革命，以和平或暴力方式恢复平衡。

（一）家庭、企业、政府基于人性的理性行为

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但置身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组织制度中表现形式不同。

工业革命后的市场经济下，缘起于产权归属和职能分工的不同，家庭追求基于薪酬收入的快乐幸福最大化；企业追求基于资本投入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基于税收财政的权力最大化。

所谓最大化，只是主观期望和动机，结果要看成本-收益比。家庭、企业、政府的三个最大化动机和行为，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互为成本-收益来源，并受限于自然环境成本。正是由于成本风险的制约，迫使“最大化”转换成“理性化”，给最大化行为划出了理性边界。

逐利与避害、提高收益与控制风险，是理性行为的一体两面。

苦难对冲幸福，成本消减利润，动乱侵蚀权力。权衡利害，令家庭、企业、政府面临重大决策时，尽管难免无知与情绪化干扰，但总是自觉不自觉遵循性价比原则，评估并调整各自的行为，使之趋于理性以获得所期望的结果。

（二）权利与权力

人的理性行为，本质上是主张和行使自身权利、权力的过程。

中文语境中，权利与权力发音相同，容易混淆，但两者是不同概念。

权利即人权，是基于个人生命的私权利，植根于自然的个体生命之中。人人生而平等，是每个人与生俱来追求美好生活的天赋权利。

权力是政府依托国家机器建构起来的、影响和支配众人思想和行为的、有组织的强制力，是专属政府的公权力。

权利起源于人的个体属性，权力起源于人的社会属性。私权利是个人追求幸福的基石，公权力是群体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完整的人性，是个体意志与群体意志、私心与公心、利己与利他的矛盾统一。

家庭权利和企业权利，属于私权利范畴，衍生出物化的财产权、资产权和非物化的知识产权，由此构成家庭产权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

政府权力属于公权力范畴，衍生出物化的公有财产权、资产权和非物化的意识形态及公共政策，由此构成政府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在产权制度演进的基础上，人类社会进化出了现代家庭制度、企业制度、政府制度，三者都包含着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的复杂内容。

从全视角看，权利与权力既矛盾又统一，既对立又依存。权利是人类社会微观世界的基本要素，权力是人类社会宏观世界的主导要素；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二者彼此区别又紧密联系，探讨其中辩证关系，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义。

（三）激励与约束：由权利、权力派生的动力和制动力

从人类行为产生的机理看，理性行为是激励与约束两种相反相成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追根溯源，内生于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本身，以及三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辩证运动之中。

激励的本质，在物质层面是利益诱导；在精神层面升华为理想信仰，包括个人理想信仰和集体理想信仰。约束的本质，在物质层面是成本制约，表现为基于物质损益的风险、压力、强制力；在制度、精神层面是法治和道德。

精神层面的激励约束，发展成宗教、意识形态，对人类行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将在下篇讨论。本篇先来探讨物质层面的激励约束。

就家庭、企业、政府行为来看，基于自身权利和权力而产生的对薪酬、利润、税收的渴望，生发出激励力量；对失业、破产、丢权的恐惧，生发出约束力量。两种力量并存于家庭、企业、政府行为的动力、制动、传动、制衡、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和全过程之中。

激励产生动力，分为主观自我激励和客观他方激励。

家庭追求薪酬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税收最大化，是三种生产的动力之源，也是三方自我激励的主观动机。

家庭、企业、政府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蕴含着相互激励机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和工资，是对家庭生活和生命力的激励；家庭消费力、劳动力、人力资本，潜藏着“利润之基”，是对企业投资和生产行为的激励；家庭和企业创造税收，是对政府生产公共产品的激励。

约束产生制动力，分为主观自我约束和客观他方约束。

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和所控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家庭、企业、政府可负担成本的有限性及追求目标的有限性，这构成了三方自我约束的主观制动力。

家庭、企业、政府的主观动机和行为，彼此间却互为客观制动力。一种情况是，政府增加税收，会提高家庭和企业生产成本；企业为降低成本，方法之一是减少工资；家庭为降低人口生产成本，方法之一是抑制生育，导致人口减少、税源萎缩。如此环环相扣，就形成了与激励动力相反的制动力。

从全社会看，众人的最大化行为构成对个人最大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以客观约束为基础，衍生出法治硬约束和道德软约束，共同构成客观制动力。

制动力的功能，在于防范非理性的过度逐利、行为失控导致“车毁人亡”。但过度约束，又会导致人的活力、创造力丧失。

激励过度或激励不足、约束过度或约束不足，都不是好事。人类理性行为的使命，在于找到能使二者达到平衡的制度机制安排。

（四）传动装置：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

市场机制是以不同产权主体竞争为基础、以价格为中心的收益-成本传导机制和激励-约束聚合机制，其本质是人与人的经济利益竞争、交换、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把因分工不同而分散在天南海北无数个家庭、企业及个人紧密联系起来。

携带价格信号的商品货币流动，使不同所有制、不同产权主体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互联互通，在家庭薪酬最大化行为和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驱动下，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市场因此而成为传导收益与成本、聚合激励与约束、激发人的理性行为的强大介质。

政治机制以权力为中心进行成本-收益传导、激励-约束聚合，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利益非商品交换与合作关系，通过财政税收、行政命令等方式，把公共产品的投入、产出、供给，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在政府最大化行为推动下实现公共资源的非市场配置。

政府控制的国企，在市场经济下也要参与竞争并追逐利润，否则必死，因而是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参与资源配置。

（五）薪酬、利润、税收：“大三权均衡价格”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

与三种生产相对应，现代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内含三大供求关系，即劳动力人力资本供求、生活生产资料供求、公共产品供求；形成三种性质不同的价格：薪酬是劳动付出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增值的价格，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

价格的形成，不是由单方面决定，而是供求各方经由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结果，背后是家庭、企业、政府基于三种产权制度、围绕三种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

薪酬、利润、税收，作为家庭、企业、政府最大化行为追逐的标的物，利益冲突、此消彼长，通过市场竞争和政治博弈达到均衡状态下的极值或边际变量，各得其所。这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三大供求关系达到平衡的“大三权均衡价格”。

在大三权均衡价格状态下，工资、利润、税收按各自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权重同步增长，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的正向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一旦发生失衡，例如工资增长过慢而利润税收增长过快，经济发展就会出问题。

大三权均衡价格形成，意义重大。

一方面，它是家庭、企业、政府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标志着三方相互激励、相互约束的力量达到动态平衡，三方对成本-收益比都相对满意，因而奠定了全社会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

另一方面，它映射出三方深层次的权、责、利配置结构，划出三方最大化行为边界，警示任何一方侵权越界，都会破坏均衡并遭致反弹。只有维持动态均衡，才有助于保障三方同步共赢，保障三种生产、再生产顺利进行。

（六）“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

分别承担三种生产职能的家庭、企业、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以信息流、货币流、人流、物流、财政、税收为媒介联结起来，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合三为一，构建起包括动力、制动、传动、制衡、运行等一系列装置、庞大无比、结构精巧、功能齐全、系统完整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这就是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

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转，有赖于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的孕育、成长、完善，旨在维护三种生产在资源稀缺前提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供求平衡。如果大三权配置失衡，一定会引发改良、改革、革命、战争，以和平或暴力方式寻求新的平衡。

第三篇  历史文化重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

“大三权”分立与制衡，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是现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制度机制安排。

然而，即使生产方式趋同，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国家，在权利和权力配置及家庭制度、企业制度、政府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差别，所塑造的政经生态也大不相同。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两种意识形态。各国基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有的尊崇自由主义，有的尊崇社会主义，但两者各有利弊。

（一）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信仰，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都偏爱私有制、崇拜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个人利益第一、私权利至上，这有利于激励家庭生命力和企业生产力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

自由主义对企业资本最友好，天然亲和资本主义，推崇机会平等下的自由竞争、效率第一，但并存的负面效应，是资本无节制贪婪和过度扩张，激化家庭劳动与企业资本、生命力与生产力的矛盾，造成贫富悬殊，社会撕裂。

资本剥削劳动，导致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生产力压迫生命力，给社会带来巨大痛苦。解决方案是阶级斗争，通过罢工、暴动、革命、周期性经济危机，以破坏和灾难方式强制恢复劳资关系平衡，这是自由主义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做了不少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自由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缺陷。

自由主义的内核偏重个人主义，其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轻视集体权利，过分迷信市场而贬低政府职能，导致“大三权”配置过度偏“右”而失衡。

（二）社会主义

作为另一种信仰，社会主义偏爱公有制，排斥市场机制；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需要，政府公权力不断扩张、试图管控一切以追求普遍社会正义和公平。

社会主义对普通家庭劳动者最友好，看重结果平等、公平第一，这符合人类对大同世界美好理想的追求，但也可能弱化人的竞争动力和进取精神，诱发平均主义乃至偷懒行为。试想，百米赛跑，如果强制运动员“一齐撞线”，谁还奋勇争先？

竞争，生发于私有产权；平等，植根于公有产权。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主义问题的症结，则在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权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矛盾。

本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和国家公权力庇护下，由家庭、学校、医院共同生产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同时具有公与私二重性，但由于依存于个体生命而存在，形成了天然的“生物私有制”，遮蔽了公有属性的一面。即使是政府全资培养的“公家人”，也是如此。

劳动力人力资本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除奴隶制外，天然属于个人私有。存在决定意识。生物私有制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人人都有私利、人人都有私心，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私心”并非人性之恶，而是个体生命的健康属性。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作为人口再生产的产权基础，属于家庭产权制度范畴，能否激励“私心”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抑或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负能量？还要看企业产权制度、政府产权制度安排，以及三种产权配置结构的优劣。

在我国，1956年政府主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企业产权制度与政府产权制度一起，成为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从法理上看，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实现了经济平等。

然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无法消灭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面前，人与人永远不平等，因为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后天能力永远不同，决定了即使竞争机会绝对平等，竞争结果也绝对不平等。

作为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天然造成不平等，天然要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保护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变现，拉开收入差距。

但在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形成的平均主义、多劳不多得分配制度下，付出越少就等于赚的越多，必然鼓励有“私心”的人们追求以最小劳动成本（偷懒）获取同等收益的动机和行为。少数人偷懒让多数人感到不公平，于是大家都偷懒。

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最划算，符合人性的理性追求。但这种“反向最大化”、“争后恐先”、“逆向竞争”的理性行为，带来的后果是经济缺乏足够动力，难免陷入“短缺经济”、“共同贫穷”。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后，同样的人们、同样的“私心”，却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源。究其原因，在于产权制度改革，优化了产权配置结构；市场经济建立，激励了不同产权主体的竞争行为和进取精神。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农民的私有劳动力与土地使用权效益捆绑在一起，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释放出数以亿计的质优价廉剩余劳动力，伟大的农民工群体横空出世，加速了工业现代化、城镇化乃至全球化；城市改革在坚持国有制保障公共产品充分供给的同时，启动了以“资本社会化”为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搞活了国企也激活了民企；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把劳动者从“单位所有制”解放出来，确立了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并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出源源不断的个人活力和创造力。

比较改革前后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内核偏重集体主义，其缺陷在于处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矛盾统一关系时，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压缩个人权利空间；在否定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权的同时，公权力越界扩张，损害了市场经济内在的激励机制和自平衡能力，导致“大三权”配置过度偏“左”而失衡。

（三）和合主义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起源于西方，和合主义植根于中国哲学智慧。《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阴阳激荡，乃得均衡。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和艰难曲折的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演进，走出了一条和合主义道路。

和合主义秉持中道思维，整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行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主张政府管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公平与效率、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矛盾统一；推崇劳资、政企、官民合作博弈，努力避免非合作博弈；追求家庭、企业、政府和而不同、竞合三赢。

和合主义的本质内涵，在于寻求人类社会人性的公平诉求与逐利欲望的平衡，或者说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平衡，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和合主义下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只有政府才有资格、有动力、有能力秉持中道立场，公平处理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矛盾，推进共同富裕。这里的动因，并不是因为政府道德高尚，而是出于政府自身利益的驱动。因为，在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营造的政经生态中，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与政府追求权力最大化目标完美契合。

第一，政府赖以生存的税源税基，产生于家庭生命力与企业生产力以及二者的平衡发展。劳资关系恶化、无论利润压榨工资还是工资侵蚀利润，都会破坏两种生产平衡，削弱经济“造血”功能，导致税基不稳、税源流失，终将损害政府权力。所以，政府为了自身权力最大化，必须维护劳资关系和谐、管控贫富差距。

第二，政府控制财政税收、货币金融，还有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国家机器，可以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权力受损。

基于和合主义思维，通过法律政策行政命令等手段，公正处理劳资矛盾以实现共同富裕，是政府产出的最大正效应公共产品，不仅符合家庭、企业最大利益，同样也符合政府自身的最大利益。

然而，贪婪的资本可能贿赂权力，民粹主义可能绑架政府。面对一左一右的强力拉扯，政府即使有强烈愿望，但要保持定力坚守中道，也并不容易，大概率是在左右摇摆甚至矫枉过正中曲折前行。

改革开放前半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风头正盛，社会舆论整体偏右，企业资本强势而家庭劳动弱势，权力也更偏向资本，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力迅猛发展，另一方面生命力相对滞后。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逐渐不适应了，宏观经济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微观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生产方面，部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亟需升级却受阻于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知识技能老化而转型困难；分配方面，利润和税收增长过快，薪酬上涨赶不上资产价格上涨；交换方面，三大供求关系数量和结构失衡，招工难与高失业并存，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消费方面，温饱得到满足但教育医疗住房消费乱象丛生，成了压迫年轻一代“新的三座大山”。

特别是，AI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新飞跃，要求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朝着数量减少、素质提高、结构优化方向发展；婚育年龄推迟、生育率下降、代孕、试管婴儿等现象发出先兆，预示家庭制度和人口再生产方式可能发生新的变革，给生产力与生命力的矛盾注入无法预知的新变量：生命力与生产力、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将怎样协调发展抑或非对称发展？

现实矛盾投射到意识形态，驱动社会主流思潮向左转。伴随着国际环境剧变、全球化逆转，舆论在民意加持下猛批新自由主义、怀念社会主义、拥抱民族主义，重新思考道路问题：不是改变方向偏离主航道，但必须进行改革以避开暗礁陷阱。

第四篇  渡过改革深水区，走向和合主义的未来社会

深水区改革，必须回答三大问题：改什么？为什么改？怎样改？涉及分配制度、产权制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等四个方面。

（一）分配制度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本文第二篇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转，有赖于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的孕育和成长，旨在维护家庭人口劳动力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三大部门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平衡发展。如果失衡，一定会引发改良或改革，以某种方式寻求新的平衡。

1**、“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命题的含义及成因**

现阶段我国经济生活中，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增长过快，家庭薪酬增长过慢；存量财富分配不均衡，导致宏观经济层面人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于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力超前而生命力滞后，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匹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等一系列问题。

这里提出一个“生产力超前而生命力滞后，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匹配”命题，其含义是什么？与分配制度改革有什么关系？本文第一篇已做了铺垫，这里要强调的是，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深层原因是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大三权”配置失衡：由于组织形态和职能分工不同，自然形成了政府最强，企业次之，家庭最弱格局。家庭数量虽然最多，是生活消费和人口生产的绝对主力军，但因组织性最低、一盘散沙，因而成了几无存在感的“最短板”。

雪上加霜的是，官本位文化的历史惯性巨大，政企纠缠、官商勾结、腐败痼疾久治不愈，更强化了官员和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地位。而作为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产权基础，家庭和个人权利不足，合乎逻辑的后果，就是生命力发展的滞后。

生命力的基础是购买力和消费力。生命力滞后的突出表现，是家庭薪酬收入减少、有效购买力不足、生活消费降级、生活水平脱离生产水平；这从企业视角看，就是生产过剩、销售困难、负债上升、盈利下降；进而影响政府税收和公共产品再生产，导致三种生产螺旋式失速。

生命力滞后蕴藏着巨大风险，不仅拖生产力后腿，也侵蚀政府公信力，增加治理成本。有鉴于此，改革开放后半程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失衡的大三权配置进行“补短板”，即扩大个人权利、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解决生命力滞后问题。

2**、按需分配的困惑**

令人倍感焦虑的是，随着AI迅速发展、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人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人们没有了工作，怎样获得收入分配？有人欢呼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AI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有条件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了。但问题是，如果变“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谁来定义个人欲望无限的“需”？除了物质生活，拿什么满足人们千差万别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情感欲望？假使人们各个层次的“需”都如其所愿得到满足，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所谓按需分配，不过是单向度从消费者视角出发、一厢情愿产生的美丽但虚妄的幻想。“需”与“供”是硬币的两面。没有供给，需求一定落空；需求不足，供给一定过剩。需求的经济学含义，不是指人性贪婪的无限欲望，而是指建立在有支付能力基础上的有效需求。

前面说过，在“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中，存在三种生产、三种产权制度、三大供求关系。生命力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三大供求关系失衡导致三种再生产过程出现“结构性卡顿”：一方面，企业产出和供给超前发展了，政府产出和供给也超前发展了；另一方面，家庭购买力、有效需求和生活消费却没有同步发展，这就造成了人口再生产“卡顿”：总量下降，人口质量和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

3**、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

进一步深究，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三大供求关系失衡和人口再生产卡顿？归根结底，问题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不公上。分配不公的直接表现，是薪酬、利润、税收增长不同步：利润增长过快，导致企业生产过剩；税收增长过快，导致政府产出过剩；薪酬增长过缓，导致家庭购买力相对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和消费降级。

最严重的分配不公，发生在房地产和住宅商品的供求关系中。

从供给侧看，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政府以出卖国有土地或公有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租金的方式参与房地产开发，与开发商联手，极大提高了住宅商品供给量，并带动上下游产业和整个经济迅速发展。一段时期内，土地租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引擎。

从需求侧看，人口城镇化造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和“准居民”对住宅的大量潜在需求，城市土地稀缺性凸显，推动地价不断上涨，进而楼市价格疯狂上涨。然而，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薪酬上涨速度远远落后于商品房价格上涨速度，结果就是“潜在需求”无法转换成“有效需求”。盖房子的人没钱买房子住，成为了现实，突出表现在农民工身上。住宅市场供求失衡，又波及到上、下游相关产业，加剧了三大供求关系总量和结构失衡。

可以说，在房地产领域，政府公权力与企业生产力合作，极大推进了生产力；而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则是无情碾压了家庭生命力。这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人口生命力滞后的原因，并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是在国民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生命力、生产力、公权力“三力失衡”。如今又面临AI的威胁，如果放任AI野蛮生长，只会使生产力超前而生命力滞后的态势不断恶化直至失控，形成“生产力进化、生命力退化”二律背反，颠覆家庭、企业、政府大三权分立与制衡结构，人类社会既有生存方式崩坏。

所以，有充分理由把下半程改革的重点放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和二次分配改革。

4**、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改革**

初次分配依托市场机制，通过就业市场、商品市场供求双方博弈来完成；二次分配依托政府控制的财政税收机制，通过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来完成。由于两次分配所依托的制度机制不同，改革目标和任务也不同。

初次分配改革，目标是改变企业利润增长过快而家庭薪酬增长过慢态势，实现薪酬增长与利润增长相对同步前进，犹如人走路时的两条腿。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提升最低工资、完善工会制度以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是立竿见影的举措，因为薪酬增长过慢的深层原因是劳动对资本力量的落差；加速资本社会化、扩大劳动者持股比重和范围，共享国民财富增长红利，具有更深远意义。

劳动者成为资本所有者但不是直接持股，而是通过国企、社保基金、工会、妇联或国家批准并监管的其它专业机构代为持股，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将重塑既往劳资二元对立的产权结构，并推动社会组织结构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这一点后面再讨论。

二次分配改革，财政预算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开支、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旨在适应人口总量减少但素质提高、结构优化需要。这里实行公平优先的普惠原则，目标是上学、医疗、托幼、养老免费，实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人人平等。

分配改革的目标，不是“福利国家”，更不是躺在乌托邦温柔乡里享受免费“按需分配的生活”。这里的关键，是两次分配改革遵循的原则不同。

初次分配改革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促进两种生产平衡为目标，实行按要素分配、效率优先原则，包括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旨在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按劳分配的路径，是劳动适龄人口就业及薪酬交给市场来决定，寻求劳动力人力资本供求数量、质量、结构平衡，这从就业需求侧看，又关联到企业投资、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政府组织机构设置、职能分工和编制制度改革。其它要素配置及其收益决定，主要也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政府只在必要时做适时适度干预。

二次分配改革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目标也是促进两种生产平衡，但在生产力超前而生命力滞后条件下，应优先关注生命力发展，强化公平第一、按需分配原则。这里的“需”，不是指无限的个人欲望，而是指人口再生产过程不同阶段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教育、医疗、娱乐的不同需求，满足生老病死和婴幼少青成不同阶段生命状态的“需”，适应生命力发展自然规律要求，实现人们追求幸福、人人平等的生活权利和生命权利。

至于所谓的三次分配，基本不成立。企业文化和企业慈善行为，应由企业自主决定。

5**、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有必要重点关注，因为涉及存量国民财富再分配。这里隐藏着一个悖论：从法理上看，土地公有制决定了住宅至少具有部分公共产品属性，不能完全作为商品来买卖；从现实看，住宅分配已经完全商品化了。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福利分房到贷款买房，商品化的住宅成了家庭私有财产的主要构成。与此同时，一段时期内，土地财政主导了地方经济、大城市房价疯狂上涨，导致国民财富分配出现巨大不公。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年轻一代“打工人”和小微企业主，贷款购房在其资产负债表中是负资产，几十年的债务和还贷压力，可能耗尽他们一生的活力和创造力。

住房改革的思路，基于一个事实：土地公有制决定了作为地上附着物的住房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公有属性，通过加征房产税实现其公有属性势在必行。将房产税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转型，一部分用于补贴贷款买房者，作为对没有赶上福利分房机会的补偿，这是实现存量财富分配公平的解决方案之一，但时机和尺度的选择需要谨慎把握。

6**、改革是利益再分配，难免阻力重重**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再分配，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显然，分配制度改革，不可避免会触动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及其他既得利益者，这让他们短期内感到不舒服甚至阵痛。

但必须认识到，生命力与生产力相互依存。长远来看，家庭收入增长一定会促进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反之，生命力拖生产力后腿，损害的不只是家庭幸福，经由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传导，迟早也会损害企业权利和政府权力，最终拖累全社会。这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有必要反复强调，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是生产力超前而生命力滞后、是生产水平超过消费水平、是生活享受度不足以补偿工作辛苦度。因此，下半程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家庭收入、壮大中产阶层、加速生命力发展，使滞后的人口再生产特别是人口质量和知识技能结构赶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生活与工作、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相互匹配。这是跳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增加家庭收入、扩大个人权利，并不减损集体利益和公共权力，反而会增加集体利益和公共权力总量，因为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公共权力是个人权利的升华。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强，就是这个道理。

（二）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

分配制度的基础是产权制度。没有产权改革，分配改革就是空中楼阁。

产权改革的愿景，不是单一公有制，也不是纯粹私有制，而是在现有混合所有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迈向私有制与公有制矛盾统一的和合主义产权制度，称之为“新型公私合营产权制度”。

1**、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产权制度的区别**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先要厘清“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产权制度”的异同。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内涵单一而外延较窄，通常只关注物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产权制度概念生发于现代经济社会，内涵与外延都得到极大扩展，除物质产权外还有非物质产权如知识、技术、能力、信息等，更把所有权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四项权能，尤其关注各项权能的法律地位和重组应用。

产权改革的要津，在于把资本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分权分割开来进行优化重组：资本所有权和收益权，在政府主导下进行配置，遵循公平优先原则；资本使用权和处分权，以市场为导向进行配置，遵循效率优先、创新优先原则。改革目标，是实现私权利与公权力矛盾统一、个人活力与集体动力矛盾统一、效率与公平辩证平衡，这就是“新型公私合营产权制度”。

2**、企业家是生产力发展的领头羊**

具体来说，产权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是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本使用权、处分权，以及部分收益分配权。这里主要涉及人力资本和企业资本。

从人力资本看，人力资本的“天然个人私有权”永远不变、权能不可分割，个人活力和创造力、差异化的价值和价格薪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发现和实现。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稀缺人力资本，也只有通过实践在市场竞争中发现、成长、优胜劣汰。

从企业资本来看，生产要素在转换成企业资本之前，是以物质或非物质、货币或非货币形态分散存在于不同所有者手中，土地所有权则属于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很多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不是凭借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发家致富，而是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获得要素使用权，把分散的资金、技术、人才、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整合到一起、“聚变”成企业资本和现实生产力。

显而易见，企业家是企业生产力的领头羊。如果没有企业家的牵头和组织管理，生产要素不过是四处散落的原材料，徒有增值潜能却无法转换成现实生产力。当然，市场也可能诱发企业家唯利是图的人性“恶”的一面，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内在的约束机制、法治、以及企业文化的道德力量予以遏制。

3**、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资本国有化和资本社会化**

产权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以政府为主导，对资本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进行重新配置，构建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而具有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功能。资本在形态上可以物化为生产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货币化为金融资本，但其内在本质，是基于人性欲望而追求财富和效率的人类意识和思维方式。这种意识和思维方式，人皆有之但强度不同，反映了人与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驾驭资本的能力不同。

正因资本与人性和财富共存，所以，只要追求共同富裕，就不能不依靠资本。否则，留下的只是“共同”，丢掉的却是“富裕”。

必须在保护资本及其创富功能的同时，寻求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可行的路径，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而是把资本的各项权能分割开来进行重组，一方面使资本家转型为企业家，即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的组织者；另一方面让劳动者成为全新意义上的“资本家”，即资本股份持有人。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的终极创造者，理应拥有与其贡献相对应的资本份额。

共同富裕的产权基础，在于对物化资本和金融资本进行改革，一是资本国有化，一是资本社会化。两个“化”把资本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归属于国家和社会，让劳动者在做出劳动贡献的同时也成为资本所有者，消解劳资二元对立的产权结构，实现劳动与资本矛盾统一的产权结构。

资本国有化，即资本所有权及各项权能统统收归国家所有，组建国有企业并由政府直接控制。这里的改革重点，是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现行国资委、国企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和经营班子的多级委托代理治理结构，“信息不对称”、“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需要找到更好的改革方案。

资本社会化，是指将资本货币化并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理论上每个人包括工人农民都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资本股权及收益，成为资本所有者；企业则羽化成公众公司或社会公司。这里不是“休克疗法”式的平分国有资产，而是把资本所有权终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等量且不可流通的“国民原始股”；一类是由国民自主购买、不等量且可流通的“国民社会股”，让国民成为可实操的股东。

资本社会化，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股票发行一级市场、二级交易市场问题多多；股权分散化、股东社会化和非组织化，导致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决策权完全操控在管理层手中。改革对策，一是完善股权结构；二是加强政府监管。在资本所有权终端，可流通的“国民社会股”主要由国家设立的专业机构代为持股。

无论资本国有化还是资本社会化，都面临深水区改革的艰巨任务，核心问题是处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法理上，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最终所有权和收益权都属于人民；实操上，资本使用权和处分权则由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下的企业家团队掌握。这里存在一个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的矛盾，即“人民股东”与企业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的多层级矛盾。

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看，其实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需要站得更高、从社会全视角观察和处理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