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点题”，粤苏之争再起_风闻

一场艰苦的竞速赛、耐力赛、接力赛

几天前，OpenAI全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Sora震撼登场，再次引爆全球科技圈。人工智能突飞猛进，也引发外界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遐想。

作为中国两大经济强省，广东和江苏正主动出击，积极走向前台。

在昨天召开的“新春第一会”上，广东继去年之后再度聚焦高质量发展，并将重点从产业发展进一步延伸至产业和科技互促双强，“科学”二字被罕见频繁提及；

江苏则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主题，特别提出“要高度重视从0到1的科学发现”。

正如广东判断，眼下全球正迎来“新的科学的春天”，“抓住了机遇，我们就能实现换道超车、后发崛起；错失了机遇，我们的差距可能被进一步拉大，又将在不利的位势徘徊”。问题在于，谁能抓住机遇，在全球创新生态位中成为“领跑者”？

作为我国“塔尖”省份，粤苏两省多年来竞争追赶，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看点。眼下，站在世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与我国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交汇点，两省如何“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无疑将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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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脚”表现

从发展基础来看，粤苏多项科创指标引领全国。

一个最常被提到的衡量指标是研发经费投入。根据《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全国R&D投入超过千亿省份共有12个，其中，广东和江苏分别以4411.9亿元和3835.4亿元居于前两位，优势明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一个指标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22年，广东和江苏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3.42%、3.12%，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座直辖市。这意味着，两省科创实力正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但从细分数据上看，两省科创“短板”也较为明显。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标（2020）》曾盘点2017年全国各省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情况。其中，广东和江苏该指标均不及5%，在全国分别排在第20位和第25位。

2017年31省份三类R&D经费支出规模

2017年31省份三类R&D经费支出结构

图表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标（2020）》

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和江苏2022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达到5.4%和4.14%，仍然低于6.57%的全国平均水平。

此前曾有学者总结中国面临的“科技创新困境”，即科技创新投入的大规模增长并没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甚至出现“研发成倍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悖论现象。究其原因，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是症结所在。

具体到粤苏两省，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跛脚”表现，与两省创新来源结构关系密切。

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来看，粤苏两省其实排在全国前列。以2022年数据为例，广东和江苏分别达到239.62亿元和158.8亿元，合计占全国比重19.7%。

但另一方面，两省发达的民营经济构成科创核心力量，企业经费占科创经费比重分别达到86.7%和87.8%，大大拉高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总额。

放眼全球，发达国家企业基础研究占比平均达到20%左右，而我国企业贡献力度明显不足。

以广东为例，2019年，时任广东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郭俊等人曾撰文指出：

广东省基金的资助工具数量和投入力度本就难言充足，而作为创新主体，广东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更严重不足，R&D几乎全部为工艺及产品改进，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只在个别大企业中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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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优势

对于粤苏两省而言，发力基础研发，既是补短板和强弱项，也是为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比拼增加筹码。而在这条赛道上，两省又各有优势，均有先一步实现超越的可能。

图片来源：摄图网_501204922

作为全国教育资源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江苏一直被认为在基础研究领域优势突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吴福象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江苏在全国基础研究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国拨经费数额、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者人次以及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入选人次等指标，江苏均位列前茅。

与广东相比，江苏科教优势更显突出。比如，在“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方面，江苏入选高校16所、学科48个，广东则分别为8所和21个；再以院士为例，有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江苏两院院士数量共计500人，排名全国第一，广东则以150人居于全国第五。

在新落地科研载体上，江苏同样在多个领域更胜一筹。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22年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报告》，江苏共有新型研发机构555家，以占全国总量23.01%高居第一；广东则为192家，排名全国第四。此外，根据相关机构最新不完全统计，江苏“新获批建设2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累计已有31家”，广东则“获批组建1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

当然，近年来广东也在加紧布局创新资源，不乏后来居上的可能。

比如，经过多年新建大学，广东科教体系正不断完善。在2月18日的“新春第一会”上，广东特地邀请多位院士亲临现场，还特别提及冷泉生态系统、散裂中子源等多个落户广东的大科学装置。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更进一步，广东还率先拿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入场券。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首次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深圳由此成为继北京、上海、合肥之后，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次“新春第一会”，广东特地选在深圳召开。

不难看出，与另外几座入选城市相比，深圳的科学“气质”颇为独特。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始院长、研究员樊建平曾指出，北京、上海、合肥的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更聚焦于学术化的院士创新，深圳应有别于其他区域，把从0到1的产业引领性研究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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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

眼下，两省均已吹响新一轮“冲锋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基于各自优势，谁能先一步将潜力转化为实力，率先实现破局？

图片来源：摄图网_500530688

去年底，江苏印发《加强基础研究行动方案》，提出到203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达到9%左右，并就战略、前沿和市场导向的基础研究进行了细致布局；往前一年，广东也提出实施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并将2030年目标定在13%左右。

除了具体量化指标，两省都将提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力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相关规划之中。

背后逻辑不言而喻：纵观全球科学发展态势，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的竞争已愈加与产业发展的竞争深度融合。

眼下，两省正探索出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在广东，位于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导区的深圳光明科学城，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在国内首创“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楼上”的科研人员利用大设施开展原始创新活动，“楼下”的创业人员对原始创新进行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转化。在同一栋楼里，“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和“穿西装”的企业家随处可见。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合成所材料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钟超曾对媒体解释，这种模式既有效解决了初创企业缺乏设施和技术平台的瓶颈，又极大缩短了原始创新到产业转化的周期，形成“科研—转化—产业”的全链条企业培育经验。这一探索也被国家发改委写入在全国推广的47条“深圳经验”。

而在外界看来，这种基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深圳模式”，独创之处在于更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需用一体。这也有利于放大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优势——去年有数据显示，仅深圳一市的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高达47.9%。

而在江苏，则是另一种企业和科创机构协同的创新模式。

根据相关研究，与深圳主要由龙头企业引领创新不同，长三角的科创主体多为腰部企业。在大量的合作、分工、交易之下，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技术交易市场网络，并涌现了大量与之配套的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大大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无论依靠何种路径，如广东判断，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将是一场艰苦的竞速赛、耐力赛、接力赛。对于粤苏两省而言，这既是挑战，同时也是争夺“经济第一大省”、带动全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文字 | 杨弃非

来源 | 城市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