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宁浩、刘德华|思考没法换位，理解没法万岁_风闻

大年初一，电影市场一年里竞争最激烈的一天。“爆笑贺岁”“阖家欢笑”“燃魂献映”，众声喧哗中，《红毯先生》打出了一张最具个性的牌——“优雅喜剧”，用以概括这个具备类型表达但又并不严密遵守类型框架的作品。

用宁浩的话说，“我们是一部讲礼貌的电影。”这也是宁浩导演生涯的一个缩影，他一直都是一个不想进入赛道的人，却又总是不得不反复踏进赛道。

但进入赛道之后，为了对周围的人负责，宁浩和刘德华都为了电影宣传尽足心力。就像刘德华在电影中饰演的刘伟驰那样，他总想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好好先生。只是最后因为沟通不畅，反而把生活弄成一团乱麻。

不局限于预告片中出现的大量对影视行业既有现象的吐槽，其实“沟通”才是这部电影最想表达的核心议题。在沟通越来越难的当下，宁浩和刘德华试图用一个娱乐圈的故事，来传递一些更普世的价值。

在春节前一周，毒眸和宁浩、刘德华聊了聊关于《红毯先生》的表达，以及创作幕后的故事。对刘德华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十足勇气才能出演的角色，而对宁浩来说，这是他重新找回创作冲动的重要灵感。在两人截然不同的创作舒适区中，《红毯先生》是值得珍惜的交集地带，也是“元电影”创作风潮下的稀有样本。

一份礼物

“其实是我特别想送给华哥的一个礼物，当然这个礼物有点危险。”谈及创作发心，宁浩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礼物是互赠的。在宁浩职业生涯的初期，刘德华送过他一个举足轻重的“礼物”——《疯狂的石头》的三百万元投资。正是这部电影的成功，让宁浩从此声名鹊起，此后的创作道路才有一路绿灯。

一番被业界传为佳话的“伯乐识马”故事，让外界也原本以为二人的合作会很快到来。这也是两人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但当时没人能想到这次合作等了17年。

客观上，两人各自的舒适区太不一样了。刘德华是港片生态的集大成者，而宁浩则有着一套关于小人物的独特现实主义美学，如何才能产生交集，两人一直都没找到答案。“华哥以前演的都是杀手、警察，这些角色已经太符号化了，再弄就不好玩了，所以我老想着怎么把华哥放进我了解的现实主义当中。”宁浩表示。

刘德华演什么最真实？答案当然是演一个电影明星最真实。这样的故事或许在18年前拍有些不合时宜，但到今天宁浩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很少人说我们选择拍电影这件事情来作为题材，包括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好像都很难成为一个选材的角度。但是我觉得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实际上这些行业对大众来说没有那么神秘了，没有以前那么与世隔绝的感觉了。”

于是，在2021年的金鸡电影节，宁浩正式找刘德华聊了整个故事，轮到刘德华犹豫了。

《红毯先生》的主角刘伟驰就是一个香港的电影巨星，为了冲奖而去找文艺片导演林浩拍摄农村题材影片，并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一系列的尴尬和难堪。如果去影院看了影片的观众应该不难感知到，接拍刘伟驰这个角色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刘德华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就像一座已经金碧辉煌的大厦，主动向外展露自己也有裂缝。

“我怕我自己驾驭不了。什么时候是刘德华，什么时候是刘伟驰，怎么样能不让大家误会。”刘德华表示。犹豫到最后，刘德华也没想出一个结论，“如果想得太明白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反而又很难进行了。”

最后得以成行的理由，二人都归结于缘分。“可能早两年如果一定要开，他也换了演员了。如果我再考虑一年可能我又不敢拍了。”刘德华提到。冥冥中的缘分让二人都从自己的舒适区往外迈了一步，就像影片中的“中药包”一样，短暂脱离“温水”。

到刘伟驰的距离

在所有的对谈中，刘德华都免不了面对媒体问的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本人和刘伟驰有什么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这或许也是每个观众走出影院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故意模糊演员和角色之间的边界，恰恰是宁浩觉得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在影片呈现的质感上，宁浩刻意采用了类似伪纪录片的感觉，就是为了加强真实感。包括在具体的拍摄过程中，什么时候在拍戏、什么时候在准备拍戏，有时现场的人都不一定完全清楚。

“比如电影里我在搞妆发的时候，那就是平时真的给我搞妆发的人在出演，以为是在定妆，其实已经开始演戏了。”刘德华提到。宁浩也表示，“因为我自己也要出演，有时我在现场喊cut，摄影不知道是戏里的角色在喊还是导演本人在喊，反正机器就一直拍也不停。”

从创作流程上来说，是宁浩及其团队先将剧本写作完毕，然后才邀请刘德华出演的，所以编剧艺术创作的成分一定存在，不可能是完全基于刘德华真实一面复刻的。

不过，三位编剧中，两位来自坏猴子，还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导演、监制余伟国。余伟国过去长期与刘德华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影片中林伟国这一角色的现实原型。他对刘德华身边工作人员的状态了然于心，补充很多真实生动的细节。虚实结合，留给观众去体味，是《红毯先生》的乐趣。

刘伟驰身上当然有“很刘德华”的部分。比如任何近距离接触刘德华的人都难免感叹，他的身体状态保持得太好，完全不像一个已经62岁的人。这样的身体状态必然是自律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

刘伟驰的自律是“迈开腿”，不论人在哪、在做什么，当每天的健身闹钟响起时，立刻趴下做平板支撑。而现实中的刘德华，给人更多的印象是“管住嘴”，他曾在过去的一档谈话节目中透露过，他坚持一天三顿吃谷类食品，搭配上原味乳酪和白水煮鸡肉，并且全年几乎都是这样吃的。

但刘德华也坦言，自己并不是对食物完全没有欲望，“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花生，如果没有人看住我的话，我会一直吃，完全停不下来。只是一般都会有工作人员走过来，告诉我不能吃了。”

也有和刘伟驰截然不同的一面。比如对电影节奖项的渴望，刘德华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我那么渴望。”

他回想起了演艺生涯中的一次细节，“我当时连续拿了5年最受欢迎男歌手，后来有一年我去打保龄球了，中间就少参加了很多节目的推广。那一年我输了，但是输了之后我完全没有感觉，因为我唱片一样卖，出去一样受欢迎。可是整家公司都觉得，天塌了。当时努力帮我做宣传的小孩，哭得特别伤心，直到我说，我求你们了，从明天开始我不打球了。”

作为刘德华，“符合人们期待”不是他能选择的事，而是他不得不做的事。“中药包”和“温水”有时恰恰是彼此需要、彼此依存的，明星工业由此而运转。

理解没法万岁

奥地利的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去到一个乡村当小学教师，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长大的他，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当地居民有效沟通。维特根斯坦于是开始反思，他意识到无法沟通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并不相通，而“语言”是由一个人过去的生活脉络所编织的。在彼此不可能化解的两个原理实际相遇的地点，各自都将他者称为笨蛋和异端。

宁浩和维特根斯坦有着同样的困惑，他觉得一切沟通的障碍都是语言的障碍。这也是《红毯先生》希望探讨的核心议题——在当今世界里，沟通何以如此困难。

近几年，国内外都有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尝试这种，讲述电影人拍电影过程的“元电影”题材。仅去年上映的就有《永安镇故事集》《造梦之家》等等，更早时还有《一秒钟》《扬名立万》等都在此列。每位创作者创作动机或许都各不相同，但至少对于宁浩来说，对行业现象的批判不是支撑这部电影的核心理由。

真正让他有表达欲的，是他从明星工业和电影工业的幕后故事中，可以映照出当今社会缺乏沟通的这一普遍问题，让这部电影的内核是具有普世性的，“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个行业电影，它如果反映的不是这个社会的普遍问题，那好像都有点无聊。”

宁浩的洞察，既来自于现实生活，也来自于网络空间。他发现，现在网络上讨论问题，越来越容易“干仗”，“生活里大家遇到矛盾或许还是因为利益冲突所导致的，但是在网上大家基本上互相之间都没有利益关系，还是容易有冲突，其实就是沟通导致的问题。”

每每遇到沟通问题，人们常说“理解万岁”，但在宁浩看来，理解的本质是换位思考，而人是很难真正做到换位思考的，“比如说你是个男的，你也不可能换成是女的。或者说你成长在这个年代，你跟成长于另外一个年代的人怎么换位？你的主体是你的这副躯壳，是父母给你的这双眼睛，它换不了。”

人总在用自己的经验要求他人。比如影片中刘伟驰为了演好农民特意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在现实中，刘德华对于演员“体验生活”的实际收效颇感怀疑，“就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真的能体验到什么吗？真的不是走个形式吗？可能有时效果还不如请他们过来给我们讲。”

原本影片中有的一个段落是，刘伟驰体验生活结束后回来拍戏，林浩说，“演得不错，体验完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结果旁边的剪辑师说，“导演，刚刚放的是他走之前拍的。”

这就是典型的推己及人，宁浩也借此自我讽刺。因为在宁浩的观念里，编剧写剧本是需要体验的，有些内容要看到了才知道怎么写。于是很多导演把创作上的要求也提给演员，逼着演员也去体验生活，但实际上有些形式大于内容。

维特根斯坦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叫“盲从”，意即不要以自己的语言规则强求对方，而是细腻观察并了解他人的生活脉络，从而进入他人的语言规则。这和宁浩的方法如出一辙，“我觉得就是尽量做到，先把自己放下，先说自己有没有问题，不要情绪化。”

刘德华也有类似的想法，“我觉得要退一步。现在好像沟通的方法或者机会很多，大家都以为在网络上面交流很简单，但其实它是没有真正的温度的。”回想起决心接拍《红毯先生》的时刻，刘德华表示，“如果不是宁浩飞来金鸡，当面跟我讲这个故事，可能我就是理解不了的。”

重寻创作初心

对于宁浩自己来说，除了当作一份送给刘德华的“礼物”，《红毯先生》的创作背后，也是他重新找回创作冲动的过程。

在《我和我的家乡》上映之后，毒眸曾与宁浩有过一次对谈（点此阅读：《宁浩，刚刚长大》），彼时的宁浩正处于一个找不到创作冲动的颓丧状态中。如今重新回忆起那段时光，宁浩解释这是他对于电影又变成一个赛道的绝望，“我是一个不想进入赛道的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卷不过那帮学霸，所以才去学画画了。我以为艺术是一个不用卷的事情，它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事，你只要弄好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又变成一个赛道了。”

每逢电影上映，宁浩就有一种小时候大家讨论他又考了多少分的“既视感”，这种状态让宁浩很不舒服。他在琢磨怎么让注意力回到电影本体上来，而不去想编个什么段子能赚钱。

回忆起自己刚拍电影时的感受，貌似挺享受其中的，于是宁浩又翻出了自己的《香火》和《绿草地》，找找感觉，“我发现那会儿拍的都是挺简单的电影，《绿草地》就用400多个镜头就讲完了。结果后来《疯狂的石头》弄了1600多个镜头，《疯狂的赛车》干了2000多个，觉得越多越热闹。所以我想要不要换一个状态，我用最少的语言去讲一个很丰富的故事行不行？”

​最后，《红毯先生》就只拍了380多个镜头，但是信息量并不少。电影中的很多信息都并非是通过台词或文本的方式给出的，而是基于视听语言。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临时的决断，是基于对现场的观察而做出的。

开机的前几天，宁浩在现场堪完景之后，他觉得那个酒店的楼型设计很好看，“我当时就说，这掉下去得摔死吧，那这只猪应该就奋勇跳下去。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天空中飞过一只猪的画面。”这是宁式喜剧标志性的荒诞元素。

包括现在电影的结尾，刘伟驰战战巍巍地尝试使用平衡车的镜头，就并非前期设计，而是宁浩在现场看到平衡车之后临时安排刘德华去尝试的，“我说华哥你随便，你做什么我就拍什么。拍完之后我看到画面就非常感动，想起来我小时候老看笼子里的猴子一样，就是人生的那种无奈和忧伤都在里面。”

这并非剧本中原来设计的结尾。本来的设想是刘伟驰在儿子朋友们的聚会上负责招待，但最终因为无法和孩子沟通，让刚刚搭好的积木轰然倒塌。“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还是太直接了，太戏剧了，它在叙事层面，但没在电影层面上。”宁浩表示。

“我们把所有特别戏剧化的部分都往回撤了一下。我还是希望能做到一个比较有礼貌的尺度。”这是整部影片气质的缩影。18年后，宁浩与刘德华重新合体，从年轻时的疯狂，到阅尽千帆之后开始选择有礼貌。但在礼貌的面纱下，是二人重新出发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