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附加价值低发展速度，是北欧国家维持高福利的原因_风闻

张弓（2019 年 6 月 24 日）：

前阵子，丹麦电视台曾经反复播出一则广告：两三个看起来十分体面的日本老人坐着黑色的高级轿车在接受采访，掰扯了两分钟后画风一转，一群可爱的小猪仔开始跟着音乐拱来拱去，原来这是丹麦皇家集团为了纪念丹麦猪肉出口日本五十周年做的活动。在广告最后，丹麦驻日本大使都露了个脸，表示他们定做了一尊小猪雕像，将来会放在大使馆门口。

这件事情看起来有点儿滑稽，毕竟很少有大使喜欢把自己和猪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这只猪的意义非常深远，它代表着丹麦、北欧甚至整个欧洲发达国家的一种特殊战略，那就是：**专注于“高附加价值”与“低发展速度”的行业。**而这种战略，最终在本地区的福利制度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当我们评价某个行业时，唯一看中的指标是“附加值”，也就是行业的人均生产率，一般体现在劳动密集程度和行业平均利润上。无疑，低附加值的产业一般是无法给于员工和社会高福利的，你没法想象一双皮鞋赚几块钱的皮鞋厂会给工人高工资，优质的医疗和人性化的工作时间，但部分高附加值的产业可能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典型的就是互联网，虽然有高达三四十的行业平均利润率，但由于技术迭代速度太快，不确定性过高。当前的主流编程语言也许十年后就成为小众，渠道产品优势也最多保持五年。在这种没有真正可靠的积累的情况下，即使是行业领袖的危机感也非常强，依然只能选择把员工压榨到极致。这也是之前中国程序员虽然工资超欧赶美却不得不 996 的原因。而北欧人处于优势的这部分行业，在高附加值条件上再加了一条“低发展速度”，画风就完全变了。因为低发展速度意味着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也许已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未变，祖上的积累可以大量发挥作用，形成较高的门槛。更重要的是，一个行业进入低发展周期，说明这个行业的市场几乎也停止了增长。新一代的从业人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任务，只有需要做些修修补补，这自然会降低需要的劳动时间：哪怕我多干一倍的活，其实也多赚不到几个钱啊。

所以，从员工的角度讲，更多的工作不能转化为效益；从企业的角度讲，扩大投资不适用于已经饱和的市场；从政府的角度讲，手里就没有多少需要大量资金的风口行业。很容易看出，这三者囊括了高福利的底层需求与上层动机，会天然地催生出福利体系。换句话就是，北欧政府和民众都无处投资自己的产出，干脆就用来增加社会稳定性了。这也是同样作为高附加值行业为主的美国，却采取低福利社会体系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美国，钱可以更有效率地产生更多的钱。

北欧在这条路上其实走得很远，支柱产业绝大部分都来自上述“高附加价值，低发展速度”的行业。从我到达丹麦起，我的同事都一直和我说这是个农业国家，然而 GDP 中农业仅仅 2% 的占比却让我无法相信这一点。直到去年认识了一个帮我们公司进行行业标准审核的咨询师，合作的三个月中，我也问了他一些关于丹麦经济和产业的问题，这才发现这个国家的 GDP 数据很有闷声发大财的味道：许多以农业为基础原材料的内容，比如啤酒，乳制品，罐头，皮毛等，其原材料在统计时采取的不是统一价而是企业自定的内部转移价，而这个价格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出口避税）往往特别低。再加上一些和农业紧密相连的内容比如化肥、兽药、农业服务与咨询也都没有算在内（丹麦的 GDP 统计很迷，乐高居然算化学品），就让农业看起来更加无足轻重了。而根据那位咨询师的说法，丹麦的农业相关产业 GDP 其实占比 14% 左右，在世界范围内算是极高的。其实有另一个数据也可以侧面证实农业的重要性：在丹麦的全部对外出口中，农业相关产品占了四分之一，光猪肉出口就高达全国出口总额的 6%。

农业尤其是畜牧业，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其实是一个“高附加价值，低发展速度”的典型例子。就以大家最关心的牛奶为例，丹麦的牧场执行标准为一毫升牛奶中细菌数低于五万，而实际生产中，95% 的牧场一般标称细菌数低于三万，接近巴氏消毒后的安全标准，这还是在丹麦 2007 年禁用了所有饲料中抗生素的前提下。放眼全世界，此标准只有荷兰能勉强相比，一众欧洲国家都没有一个能够匹敌的，足以说明其中的技术含量。而这些技术，根源其实是丹麦三四百年的畜牧业传统，并且许多经验无疑到今天依然有用——牛的变异速度是没法和编程语言相比的。说实话，我在出国以后才发现，中国那千夫所指的乳制品行业真的未必是制度问题，而是的确没法和欧洲同台竞技。这个行业里，后来者追赶的代价太大了，甚至在商业上根本无利可图。中国当年牛奶行业标准对标欧洲，结果企业干脆直接上了三聚氰胺，现在标准倒是降下来了，然而菌落每毫升 200 万又不停被拉出来吐槽。实际上就我所知，中国的牧场光是消灭乳腺炎就已经花费了接近三十年，至今也没有成功，而丹麦的这个任务在好几十年前都已经做完了。

如果我们继续以丹麦为例，看看那些排名靠前，尤其是出口创汇最多的大公司，就能发现他们几乎都处在“高附加价值，低发展速度”行业之内，比如：

​DSV/马士基/UST：物流骨干网

诺和诺德：生物制药技术

嘉士伯啤酒：农业+快销渠道

Arla 乳业：畜牧业

哥哈毛皮：畜牧业

丹麦皇家集团：有机农业+畜牧业

DLG：饲料技术+畜牧业

ECCO：设计+畜牧业

乐高：设计+基础化学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在丹麦，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欧洲，就能发现类似的逻辑其实无处不在。不管是德国的发动机，意大利北部的液压产品，法国的工业控制，以及整个欧洲都遍地开花的美食酒类、汽车和奢侈品。这些行业都有较高的附加值，但涉及的核心技术比如基础材料学和艺术设计，往往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更新。这才是欧洲人能在当今中国崛起、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依然保持高福利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时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就选择了这些行业，而中国就不行呢？是因为我们天生劳碌命吗？其实这也不对，在我看来，两者的这种选择几乎都有迫不得已的成分。欧洲当年也曾经试图进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这种变化极快但潜力巨大的领域，然而这些行业都是资本的绞肉机，要么你有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要么你有强力的政府主导，否则前期投入差之毫厘，后期回报就谬以千里。一个分散的欧洲，根本没有足以支撑这种竞争力的基础，所以虽然有过诺基亚，最后还是不得不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东亚和美国。而中国的动机就更好理解了，作为一个追赶者，你是更喜欢去迭代更快，发展潜力更大的行业，和其他国家站在基本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呢？还是想去上百年一成不变的行业，去吃欧洲人祖宗的尾气？答案不言而喻了吧。

说实话，如果我们从这个“被迫选择”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就会发现北欧以及整个欧洲的优势行业其实颇为微妙。他们得以保持竞争力的，往往已经不是难以逾越的“绝对技术壁垒”，而是以用“低市场增长”（而且大部分行业市场也不大）+“较高技术门槛”成的一圈“黑域”。换个更加学术的说法就是，整个行业平均利润虽然不低，但投资回报率不行。

以丹麦的支柱产业为例，中国如果想举国之力提升畜牧业水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整个丹麦的农业畜牧业相关收入满打满算不过 260 亿美金，净利率不到 15%，按照资本市场运作的规律，中国哪怕买下丹麦的整条产业链，投入一千亿美金也绰绰有余。但国家花费这么多，把丹麦人几百年来走过的路加速跑完，最后产生一个净利润一年不到四十亿的行业和十多万就业，到底图什么呢？难道就为了让丹麦人完蛋？可能还是放在互联网和房地产商更加实惠罢。

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强调大家应该理性看待欧洲的福利优势，这种优势本质上是认清自己先天不足后，一种出于理性的退守。我们羡慕他们工作轻松、生活闲适，但我身边也有欧洲精英羡慕中国在新兴行业翻云覆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能通过在互联网公司的某个成功项目一下到手七八十万的年终奖金。当然，把这种行业和经济上的结构差距转化为价值观的差距，认为北欧或者欧洲人就是懒惰短视，这种看法也是同样狭隘和反智的。毕竟，许多欧洲国家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

最后，如果暂时放下纯理性的视角，我对北欧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福利还是好感的。虽然从纯经济角度而言，我的利益可能还蒙受了损失。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场，当 G2 的中美义无反顾地朝着一个方向跑去的时候，几个小国家联合起来，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勇气的体现。我们大可以抱着中国的日新月异，嘲笑他们的不思进取，也可以站在世界分工的格局上，强调他们的不可复制——是的，这都是恰当的描述，但我依然不愿意看到整个世界都挤在那些新兴行业里杀得血流成河、你死我活。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源，更何况，这些欧洲小国多少为我们保留着心底那最后一点儿念想：在拼搏和奋斗之后，迎接我们的，会是一个安宁与舒适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