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剑：我读宇野常宽_风闻

我读宇野常宽

邓剑 |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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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剑副教授

我编译的《日本游戏批评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未收录宇野常宽的文章，是为缺憾。依照“寻找游戏批评里的大家”这一选文方针，是应将宇野对东浩纪的美少女游戏批评的批评收入文集的。去年（2023年）编选该书的日文增订版《日中韩的游戏文化论：何以现在需要“东亚・游戏批评”》（日中韓のゲーム文化論：なぜ、いま〈東アジア・ゲーム批評〉なのか、新曜社、2024年），本有机会补缺，却未成行。再添遗憾。

楊駿驍、鄧剣、松本健太郎編『日中韓のゲーム文化論：なぜ、いま〈東アジア・ゲーム批評〉なのか』、新曜社、2024年。

之所以特别关注宇野，是因他的研究思路与我特别相似，他提出的“哥斯拉命题”（ゴジラの命題）更令我赞叹不已。因此，2023年我一直在系统研读宇野，并给国内出版社顾问出版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本论著《给年轻读者的日本亚文化论》（漓江出版社，2023年）。其实，宇野在亚文化研究界已是屈指可数的大家，但因一直未有他的中译本问世，仅能以“民翻”的野生形式在互联网上与青年学人碰面，未如他的论敌东浩纪般在我国学院体制的内部掀起大的波澜。如此迟钝的状况是应改变了。

宇野常宽：《给年轻读者的日本亚文化论》，刘凯译，漓江出版社，2023年。

据宇野在其它书中所言，“宇野常宽”是从亡父处借来的笔名。由于公开资料从未见他的本名，本文便不宜提起。过去十数年，宇野至少以“宇野常宽”的名义出版11本独著，分是《零零年代的想象力》（ゼロ年代の想像力、早川書房、2008年）、《小・人物的時代》（リトル・ピープルの時代、幻冬舎、2011年）、《日本文化的论点》（日本文化の論点、ちくま新書、2013年）、《没有原子弹与小丑的世界》（原子爆弾とジョーカーなき世界、メディアファクトリー、2013年）、《只有乐器和武器才能杀人》（楽器と武器だけが人を殺すことができる、KADOKAWA、 2014年）、《母性的敌托邦》（母性のディストピア、集英社、2017年）、《缓慢的网络》（遅いインターネット、幻冬舎、2020年）、《周三不工作》（水曜日は働かない、集英社、2022年）、《沙漠与异人》（砂漠と異人たち、朝日新聞出版、2022年）、《2020年代的想像力》（2020年代の想像力、早川書房、2023年），以及《给年轻读者的日本亚文化论》。

宇野常宽的独著

翻开这些著书，会发现宇野的讨论对象非常驳杂，囊括小说、漫画、动画、游戏、影视、特摄、偶像、音乐、互联网等几乎所有文艺媒介，他尤其擅长其中与亚文化相关的内容。近年，随着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宇野也讨论一些公共问题，甚至时政话题。去年11月，他的同事兼好友中川大地来访上海（宇野是《PLANETS》的主编，中川是副主编），我跟朋友一道与他同游外滩，其间中川聊到宇野的代表作是《零零年代的想象力》《小・人物的時代》《母性的敌托邦》三本，我的看法与他不谋而合。

《零零年代的想象力》是宇野的处女作，亦为成名作，是亚文化研究的经典，后来“想象力”一词也成为（理解）宇野之学术论述的关键词。宇野在书中主要的理论贡献是扬弃东浩纪所拥护的由《新世界福音战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所代表的1995年的“陈旧的想象力”（即使努力，也毫无意义，所以什么都不要做），旗帜鲜明地亮出以高见广春的小说《大逃杀》（バトル・ロワイアル）为肇始的2001年的“崭新的想象力”（人如果什么都不做，是会被杀死的噢，我们须以己之力活下来）。宇野用“幸存系”（サヴァイヴ系）命名这种新的想象力，并从中凝练出“决断主义”这一21世纪初许多亚文化作品里的共通状况。

宇野常寛『ゼロ年代の想像力』早川書房、2008年

所谓决断主义，是一种应对后现代状况的态度，即以人们无法继续维持不关心“何为正确，何为价值”的后现代主义式的价值观悬置为前提，尽管觉得某一特定的价值“缺乏根本的依凭”，但仍且只能选择（或言决断）自己所相信的这一价值的态度。一句话，决断主义是价值相对主义在后现代社会里走向前台的结果，它意味着决断本身比决断的内容和理由更重要。包括《死亡笔记》（デスノート）、《Fate/stay night》等热门动漫正属于决断主义的讨论范围。

决断主义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概念，而有演化脉络。例如，我们可从中感受它对宫台真司在《制服少女的选择》（制服少女たちの選択、講談社、1994年）里谈到的“岛宇宙化”这一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不过更应重视的是，宏观看来，决断主义在理论层面从属于“大故事”（大きな物語）与“小故事”（小さな物語）的二元论这一日本亚文化研究的总前提。

此处的“大故事”/“小故事”与利奥塔提出的“宏大叙事”（grand narative）/“细小叙事”(petty narratives)有极紧密的亲缘关系。但正如周志强老师提出，这里的“大故事”/“小故事”更确实的英译似是big story/little story。我基本赞同周老师的观点。据这一对概念最早的使用者大塚英志在《新故事消费论》（シン・モノガタリ・ショウヒ・ロン、星海社、2021年）的后记里的自我批评，他在《故事消费论》（物語消費論、新曜社、1989年）一书里提倡“故事消费论”，是受上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流行的“新学院派”（ニューアカ）与现代思想——可粗糙地理解为法国哲学——的影响，如今看来确有拾人牙慧的嫌疑。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研究者东浩纪，在成名作《动物化的后现代》（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講談社、2001年）中将“大故事”与“小故事”的辩证性作为理解后现代日本的基本脉络与结构，并以“大型非故事”（大きな非物語）替换大塚的“大故事”，指出在“大故事的衰退”之况下，出现了与“故事消费”这一近代的世界图像不一样的“数据库消费”（データベース消費）的新图景，因此我们不是经历表层的“小故事”达致深层的“大故事”，而是消费小故事及其堆栈而来的失去了深层意涵的“大型非故事”（即数据库）。

宇野批判性地接受了东浩纪对“大故事”与“小故事”这一对概念的发展，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亚文化研究之前提，贯穿在相关著作中。但与东浩纪不重视“小故事”之间的关系、引导读者关注“大型非叙事”（即数据库）不同，宇野强调“小故事”的相互交流，并将这种交流置于小泉纯一郎对日本社会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造的影响下。

《小・人物的時代》的主轴就是如何论述“小故事”。宇野征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的经典概念“老大哥”（big brother），巧妙地将之喻作“大故事”的人格化，认为“大故事的衰退”意味着“老大哥”的坏死，在冷战结束、全球化来临、互联网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社会经历着从拥有权威的“老大哥的时代”到自我目的化的“小人物的时代”的转变。

宇野常寛『リトル・ピープルの時代』、幻冬舎、2011年

宇野借用日本的超级英雄对从这种转变作了相当精彩的论述。他将中国青少年们耳熟能详的奥特曼（ウルトラマン）喻为“老大哥”，把假面骑士（仮面ライダー）比作“小人物”。巨大的奥特曼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外部（即遥远的“光之国度”），寓意可为日本提供核安全保护伞的、具有超越性的美国；与人类相同大小的、复数化的假面骑士则遍在于日本社会的内部，我们每个人都可变身成假面骑士，以自我为目的去实现“复数的正义”。显然，从奥特曼发展至假面骑士，意味着近代政治想象力向后现代市场想象力的转型。

宇野在《母性的敌托邦》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论述。他将近代国家人格化为国民的“父亲”，国民的成熟意味着他们可在国家中成为家长一般的父亲。不过，日本的特殊处在于，战败国日本之所以需要奥特曼的保护，是因战胜国美国以军事、法律、政治、经济等诸手段将日本去势，日本无法成为正常的国民国家。在此，日本的御宅族当然也无资格胜任东浩纪在《游戏现实主义的诞生》（ゲーム的リアリズムの誕生、講談社、2007年）中提到的“权威型老爸”的角色，只是如假面超人般被阉割了超越性的“矮小的父亲”。

宇野常寛『母性のディストピア』、集英社、2017年。

作为东浩纪的重要讨论对象的庵野秀明，其电影《新哥斯拉》（シン・ゴジラ）试图以最懂御宅族的方式向御宅族们呼吁自我与日本的成熟。然而，正如宇野指出，从富野由悠季等著名动画监督的文艺作品看来，在“大故事衰退”的后现代社会，束缚国民的可能已不是一个被战胜国美国去势了的日本父亲，而是可从其胎内索取一切的岛国母亲。这便引出了宇野在晚近数年最重要的概念“母性的敌托邦”。

母性的敌托邦寓意一位大写的母亲哺育一个矮小的父亲的战后想象力。例如，富野的《宇宙战士高达》（機動戦士ガンダム）所描绘的新人类拉拉·辛（ララァ·スン），本应是被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所言日本这个“12岁少年”——这个少年梦想成为父亲——所拥有的少女，却反过来作为“母亲”引导着正反两派的主人公阿姆罗（アムロ·レイ）与夏亚（シャア）的成长，使二人只能成为依靠大写的母亲才获得成熟的“矮小的父亲”。

早在宇野撰写成名作《零零年代的想象力》时，“母性敌托邦”这一概念便已萌芽，宇野用之讨论高桥留美子的著名动漫《福星小子》（うる星やつら）。不过，该概念显然可再向前追溯至有“战后日本最大的思想家”美誉的吉本隆明。正如宇野指出，作为批判近代天皇制的反国家论，吉本试图在《共同幻想论》（角川文庫、1982年）里实现东亚之母权式的原始国家与西欧之父权式的近代国家的对峙，在自我幻想（个人）、对幻想（家族的关系性）、共同幻想（国家式的共同体）这三重幻想中考察人类社会的图景。

近年，宇野在《缓慢的网络》中又拓展了关于“母性的敌托邦”的论述。他认为母性的敌托邦已从日本社会特殊的战后想象力进化为一种以互联网信息环境为中心的、具有普适性的当代社会的想象力。互联网社会正是一个将它的孩子（即互联网用户）投入信息茧房（即母胎），为他们排除一切噪音，并在一种看似自主选择的结构中不停为之提供愿意看到与愿意相信的一切信息，从而充胀他们的自我幻想的母性的敌托邦。

宇野常寛『遅いインターネット』、幻冬舎、2020年。

最后，回到笔者熟悉的游戏批评领域。宇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韩炳哲（한병철）所谓“倦怠社会”中，“母性的敌托邦”已是当下新兴的游戏（类型）取得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晚近在我国流行的放置RPG游戏，以及最近走红的《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皆以提供肯定性体验的方式为玩家送上母性的关怀。这种母性的关怀在疗愈玩家的实在界创伤之同时，也向他们施加了一种母性的暴力——一种肯定性的暴力。游戏当然不是现实的反义词，而是现实的症候、隐喻以及文艺表征。我们应如何应对在游戏领域里冉冉上升的这座与社会状况互文的“母性的敌托邦”？或许仍要向宇野常宽以及日本的亚文化研究询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