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栏恸哭,隔空致贺?《岳阳楼记》背后的友情与政治_风闻
百年津渡-百年津渡官方账号- 困难时这是树洞,有了炬火和太阳,就风乎舞雩吧!8分钟前
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东京(今河南开封)皇城的崇政殿内,喜气洋洋的新科进士们攒聚在一起,27岁的朱说(范仲淹)和25岁的滕宗谅(字子京)也成为了同期进士,两人结识之后,自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们两人的童年经历惊人地相似。据《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记载:
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在他两岁时去世,母亲谢氏改嫁给长山朱文翰,范仲淹被改名朱说。朱文翰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而范仲淹勤勉苦读,在应天府求学的日子里,即便吃不饱只能吃粥勉强充饥,也甘之如饴。滕宗谅也是幼年丧父,由母亲刁氏抚育他和弟妹成人。
几乎完全相同的童年经历,让范藤两人童年就饱尝人生疾苦,也铸就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洁从政理想。

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是在江苏。如果漫步江苏省的著名文化古迹——范公堤,就会踏访到范仲淹和滕宗谅首次合作的印迹。清人高岑曾题《范堤烟雨》,他在诗中写道:
拾青闲步兴从容,清景无涯忆范公。
柳眼凝烟眠晓日,桃腮含雨笑春风。
四围碧水空蒙里,十里青芜杳霭中。
踏遍芳龄一回首,朝暾红过大堤东。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32岁的范仲淹调任监守泰州西溪盐仓。为阻挡海潮将水系、耕地盐碱化,侵蚀庄稼祸害民生,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江淮制置副使张纶接受范仲淹修复海堤的请求,表奏朝廷让范仲淹出任兴化县令。范仲淹主持征调通州、 泰州、楚州、海州4万多民工兴修海堤。
范仲淹的修堤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刚开工就遭遇暴风雪天气,风雪裹挟的海浪淹死了一百多民夫。在范仲淹饱受责难的艰难时刻,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子京,始终在筑堤一线协助他安置军民,协力推进修堤进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守丧。其间,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主持完成捍海堤修筑,而真正推进筑堤的正是张纶和滕宗谅。
范滕二人的第二次合作,是在北宋与西夏的战场上。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据《续资治通鉴一卷第四十二》记载:“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自土门路入。癸酉,攻金明寨,都监李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胜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
李元昊在战略上成功欺骗了都监李士彬父子,西夏大军攻打金明寨时,近十万宋军不战而溃,李元昊的西夏军迅速包围了延州城。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范雍只好发檄文,召集多路宋军解救延州。在驰援的多路宋军到达后,在三川口与西夏军进行了大规模会战,激战中鄜延都监黄德和领军逃跑,导致宋军全军失利,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和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都被西夏军俘虏,刘平等人壮烈殉国。
宋军三川口大败之后,宋仁宗听从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的建议,“知越州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后范仲淹又与韩琦一起,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都使,担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夏竦的副手,同时任延州知州以抵御西夏人。而此时滕宗谅也升任刑部员外郎和直集贤院,兼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以防备夏军东进。
范仲淹一生为强国富民,一直都在致力于革新,他甫到西北边境,即推动改革臃肿僵化的军队机构,加强军事训练,根据战事需要安排出战部队,并步步为营收复失地。据《续资治通鉴》记载:
庚戌,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乃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即而诸路皆取法焉。夏人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
经范仲淹等人的锐意改革和苦心经营,宋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夺下了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等多处城寨,修筑青涧城和鄜城,招抚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终于稳住了西北防线,有效遏制了夏军的进攻步伐。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西夏李元昊率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据《宋史列传第八十二》记载,宋将任福奉韩琦之命率军迎击,违背韩琦方略轻敌冒进指挥失误,在好水川战败全军溃败,任福被先刺中左脸后斩断喉咙而身亡。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宋将葛怀敏再次贪功冒进,又在定川寨大败,断送了十多位将领和万余宋军性命,李元昊率军进逼关中前线的潘原,围攻泾州城。
滕宗谅的泾州城虽然守军不多,但他召集数千农民穿上盔甲军服,登上城楼示敌,又招募了一些勇士,出城侦查敌情。同时范仲淹和滕宗谅再次默契合作,撑住了岌岌可危的西北战局。据《宋史·卷六十二》记载:
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
虽然滕宗谅在西北治军有方,立下不少战功,但就因为他“倜傥自任,好施与”,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让他摊上了“公使钱案”,才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在西北守住泾州城后,范仲淹向朝廷举荐滕宗谅为天章阁待制,加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范仲淹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被宋仁宗下诏入参知政事,以宰相身份推行“庆历新政”改革,时年范仲淹55岁。
滕宗谅摊上的“公使钱案”,最是能体现范滕二人堪比金石的君子之交。宋代的公使钱,是朝廷批准地方政府用来招待路过本地的官员的经费,到了仁宗时期还被用来招待士大夫。在西北主政期间,主政官员和将领,大多存在公使钱超范围使用。而滕宗谅“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于是这钱就用超标了。
这其实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滕宗谅担心连逮者众,在朝廷派出的监察官员郑戬抵达前,将公使钱的账目尽数烧毁以求保护其他人。这种行为让他直接被罪加一等,连同将领张亢一同被逮捕问罪。
在滕宗谅和张亢被抓后,范仲淹为了稳固边防,避免重蹈唐末藩镇“枪指挥政”的问题,力主不要因小过处置能力名望出众的干臣和根基深厚的边境将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第146卷记载:
(范仲淹)窃见故监察御史梁坚,弹奏滕宗谅于庆州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会,并泾州犒设诸军,乖越不公,致圣慈赫怒,便欲罢去,臣缘在彼目击,虽似过当,别无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词讼……
在范仲淹等人的力争下,后来派出的中史官员经过仔细核查,发现滕宗谅所使用的钱总计才三千缗,而已经去世的监察御史梁坚说的十六万贯,是把供给诸军的月钱合起来算出来的。后来宋仁宗听从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建议,“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张亢也被贬成六品地方官。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以范仲淹、韩琦两人因水洛城的修筑内讧,改革派和宋仁宗的分歧越来越大,朝堂上保守派逐渐取得上风,范仲淹、韩琦等改革派尽数被贬,“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自请出京的范仲淹,也成为知邠州的地方官,天各一方的范滕两人,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有了第三次合作。
滕宗谅被贬岳州后,就把经营岳州当成了自己余生的事业,“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就是他治理的巨大成就,而不动用政府一文钱,重修东汉时建立、因五代战乱破败不堪的岳阳楼,则是洗刷自己耻辱的最好手段。

司马光曾在《涑水记闻》中写道:“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滕宗谅重修岳阳楼的资金,是向民间欠账的“老赖”伸手,动员债主把债款捐给政府解决的,他的这种做法很受老百姓认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司马光认为滕宗谅在修楼过程中截留了不少。
滕宗谅主持重修岳阳楼的公元1045年,司马光已经27岁,在1038年进士及第后,已累迁龙图阁直学士7年,只是他的观点与《宋史》的多处记载有矛盾:在《宋史·胡宿传》中,史称清白谨慎的湖州知州胡宿,对于前任太守滕宗谅在湖州兴办学校就很是认同;在公使钱案中,最终查出的结果是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最有力的证明是他“及卒,无余财”。
当岳阳楼重建落成之日,滕宗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据说他给远方的至交范仲淹寄去书信和《洞庭晚秋图》,“嘱予(范仲淹)作文以记之”。“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凭借一张绘画写下了流传千年的名文《岳阳楼记》,成就了千古名胜岳阳楼和他们的友情,而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信条,激励更多仁人志士保持高洁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