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栏恸哭，隔空致贺？《岳阳楼记》背后的友情与政治_风闻

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东京（今河南开封）皇城的崇政殿内，喜气洋洋的新科进士们攒聚在一起，27岁的朱说（范仲淹）和25岁的滕宗谅（字子京）也成为了同期进士，两人结识之后，自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们两人的童年经历惊人地相似。据《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记载：

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在他两岁时去世，母亲谢氏改嫁给长山朱文翰，范仲淹被改名朱说。朱文翰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而范仲淹勤勉苦读，在应天府求学的日子里，即便吃不饱只能吃粥勉强充饥，也甘之如饴。滕宗谅也是幼年丧父，由母亲刁氏抚育他和弟妹成人。

几乎完全相同的童年经历，让范藤两人童年就饱尝人生疾苦，也铸就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洁从政理想。

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是在江苏。如果漫步江苏省的著名文化古迹——范公堤，就会踏访到范仲淹和滕宗谅首次合作的印迹。清人高岑曾题《范堤烟雨》，他在诗中写道：

拾青闲步兴从容，清景无涯忆范公。

柳眼凝烟眠晓日，桃腮含雨笑春风。

四围碧水空蒙里，十里青芜杳霭中。

踏遍芳龄一回首，朝暾红过大堤东。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32岁的范仲淹调任监守泰州西溪盐仓。为阻挡海潮将水系、耕地盐碱化，侵蚀庄稼祸害民生，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江淮制置副使张纶接受范仲淹修复海堤的请求，表奏朝廷让范仲淹出任兴化县令。范仲淹主持征调通州、 泰州、楚州、海州4万多民工兴修海堤。

范仲淹的修堤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刚开工就遭遇暴风雪天气，风雪裹挟的海浪淹死了一百多民夫。在范仲淹饱受责难的艰难时刻，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子京，始终在筑堤一线协助他安置军民，协力推进修堤进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守丧。其间，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主持完成捍海堤修筑，而真正推进筑堤的正是张纶和滕宗谅。

范滕二人的第二次合作，是在北宋与西夏的战场上。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据《续资治通鉴一卷第四十二》记载：“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自土门路入。癸酉，攻金明寨，都监李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胜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

李元昊在战略上成功欺骗了都监李士彬父子，西夏大军攻打金明寨时，近十万宋军不战而溃，李元昊的西夏军迅速包围了延州城。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范雍只好发檄文，召集多路宋军解救延州。在驰援的多路宋军到达后，在三川口与西夏军进行了大规模会战，激战中鄜延都监黄德和领军逃跑，导致宋军全军失利，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和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都被西夏军俘虏，刘平等人壮烈殉国。

宋军三川口大败之后，宋仁宗听从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的建议，“知越州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后范仲淹又与韩琦一起，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都使，担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夏竦的副手，同时任延州知州以抵御西夏人。而此时滕宗谅也升任刑部员外郎和直集贤院，兼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以防备夏军东进。

范仲淹一生为强国富民，一直都在致力于革新，他甫到西北边境，即推动改革臃肿僵化的军队机构，加强军事训练，根据战事需要安排出战部队，并步步为营收复失地。据《续资治通鉴》记载：

庚戌，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乃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即而诸路皆取法焉。夏人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

经范仲淹等人的锐意改革和苦心经营，宋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夺下了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等多处城寨，修筑青涧城和鄜城，招抚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终于稳住了西北防线，有效遏制了夏军的进攻步伐。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西夏李元昊率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据《宋史列传第八十二》记载，宋将任福奉韩琦之命率军迎击，违背韩琦方略轻敌冒进指挥失误，在好水川战败全军溃败，任福被先刺中左脸后斩断喉咙而身亡。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宋将葛怀敏再次贪功冒进，又在定川寨大败，断送了十多位将领和万余宋军性命，李元昊率军进逼关中前线的潘原，围攻泾州城。

滕宗谅的泾州城虽然守军不多，但他召集数千农民穿上盔甲军服，登上城楼示敌，又招募了一些勇士，出城侦查敌情。同时范仲淹和滕宗谅再次默契合作，撑住了岌岌可危的西北战局。据《宋史·卷六十二》记载：

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

虽然滕宗谅在西北治军有方，立下不少战功，但就因为他“倜傥自任，好施与”，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让他摊上了“公使钱案”，才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在西北守住泾州城后，范仲淹向朝廷举荐滕宗谅为天章阁待制，加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范仲淹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被宋仁宗下诏入参知政事，以宰相身份推行“庆历新政”改革，时年范仲淹55岁。

滕宗谅摊上的“公使钱案”，最是能体现范滕二人堪比金石的君子之交。宋代的公使钱，是朝廷批准地方政府用来招待路过本地的官员的经费，到了仁宗时期还被用来招待士大夫。在西北主政期间，主政官员和将领，大多存在公使钱超范围使用。而滕宗谅“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于是这钱就用超标了。

这其实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滕宗谅担心连逮者众，在朝廷派出的监察官员郑戬抵达前，将公使钱的账目尽数烧毁以求保护其他人。这种行为让他直接被罪加一等，连同将领张亢一同被逮捕问罪。

在滕宗谅和张亢被抓后，范仲淹为了稳固边防，避免重蹈唐末藩镇“枪指挥政”的问题，力主不要因小过处置能力名望出众的干臣和根基深厚的边境将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第146卷记载：

（范仲淹）窃见故监察御史梁坚，弹奏滕宗谅于庆州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会，并泾州犒设诸军，乖越不公，致圣慈赫怒，便欲罢去，臣缘在彼目击，虽似过当，别无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词讼……

在范仲淹等人的力争下，后来派出的中史官员经过仔细核查，发现滕宗谅所使用的钱总计才三千缗，而已经去世的监察御史梁坚说的十六万贯，是把供给诸军的月钱合起来算出来的。后来宋仁宗听从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建议，“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张亢也被贬成六品地方官。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以范仲淹、韩琦两人因水洛城的修筑内讧，改革派和宋仁宗的分歧越来越大，朝堂上保守派逐渐取得上风，范仲淹、韩琦等改革派尽数被贬，“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自请出京的范仲淹，也成为知邠州的地方官，天各一方的范滕两人，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有了第三次合作。

滕宗谅被贬岳州后，就把经营岳州当成了自己余生的事业，“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就是他治理的巨大成就，而不动用政府一文钱，重修东汉时建立、因五代战乱破败不堪的岳阳楼，则是洗刷自己耻辱的最好手段。

司马光曾在《涑水记闻》中写道：“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滕宗谅重修岳阳楼的资金，是向民间欠账的“老赖”伸手，动员债主把债款捐给政府解决的，他的这种做法很受老百姓认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司马光认为滕宗谅在修楼过程中截留了不少。

滕宗谅主持重修岳阳楼的公元1045年，司马光已经27岁，在1038年进士及第后，已累迁龙图阁直学士7年，只是他的观点与《宋史》的多处记载有矛盾：在《宋史·胡宿传》中，史称清白谨慎的湖州知州胡宿，对于前任太守滕宗谅在湖州兴办学校就很是认同；在公使钱案中，最终查出的结果是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最有力的证明是他“及卒，无余财”。

当岳阳楼重建落成之日，滕宗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据说他给远方的至交范仲淹寄去书信和《洞庭晚秋图》，“嘱予（范仲淹）作文以记之”。“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凭借一张绘画写下了流传千年的名文《岳阳楼记》，成就了千古名胜岳阳楼和他们的友情，而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信条，激励更多仁人志士保持高洁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