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亮剑》《集结号》中喊“弟兄”而不喊“同志”说起_风闻

（此系十多年前旧文，因几个平台都在讨论这个话题，遂略加修改后重发于此。）

《亮剑》《集结号》等影视作品中，李云龙、谷子地等，每每“弟兄们”、“弟兄们”地招呼战士们，高腔而又高调，那派头很霸气，很酷！

这样的称呼很时髦，很有反传统的杀伤力，很有国民党军派头，特别是《集结号》中谷子地在医院看望伤员时那句：“都是我的弟兄。”更是像极了党国军官，因而很能获取同样不喜传统而追求新奇的观众的青睐，从而很能收取不错的票房。

但必须得说，这是与史实严重不符的。这样的处理方法，已经不是妥与不妥的问题，而是穿帮，是硬伤了。

作为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言语标签的。什么是言语标签？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说什么身份的话。比如老舍的《茶馆》、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等等，人物一出场，不用介绍，只是张口一句台词，他是个怎样的角色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这便是言语标签的作用。

不用这个标签倒也没啥，但若用错这个标签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大错而特错了。打个比方，如果影视中的奉军，没有“妈了巴子”的标签，顶多使作品失去些许生动的特色，而若张口闭口“丢他妈”，你认为那还是奉军吗？

这个道理，对于一般的观众，都好懂，因而导演也不敢这么忽悠，那为什么他们就敢让李云龙谷子地口口声声“弟兄”“弟兄”的忽悠呢？问题出就出在好多人对历史上国共双方军队的言语标签是什么没搞懂。

战争时期的中共军队中，“同志”，是其区别于所有别的军队的最典型最鲜明的言语标签，没有了这样的标签，也就没有了中共军队的特色，而若再使用当年国军通用的“弟兄”的标签，那自然也就是严重的失实了。

有人可能会说，一个称呼，有那么严重吗？今天我军很多连长营长不也常模仿着李云龙这么喊的吗？我的回答是，有那么严重。今天可以这么喊，不代表以前可以这么喊。今天人们的情感已经远远不是血雨腥风那个时代的情感，今天的言语环境也已经远远不是战争年代我军内部的言语环境了。这就好比今天的女子不缠足属正常，不代表宋、明时代的女子不缠足也属正常，是一个道理。

首先，喊不喊同志，在中共军队中不是无所谓，而是有所谓，大有所谓。

那时的中国，“同志”二字，并不唯共产党军队所独用，在国军的正式讲稿与文牍中，“同志”二字出现的频率也是很高的，但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高频率地使用这两个字，却唯共党共军所独有。

在当年的中共军队内部，称“同志”，是区别于旧的军队的表现，是左的象征，是敢于叛逆的勇气，是人们努力追求的时髦，因而便形成与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语心理，被高调地大用特用，乃至形成鲜明特色。而“弟兄”一称，是国民党军内部约定俗成的标准用法，在当时是被视为落伍的、陈腐的称呼，因而被避而远之，加之那时人们普遍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于是便象避瘟神一般地弃之不用。

有人反驳我说了，说“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曾经响遍军营、传颂华夏，怎么李云龙、谷子地喊“弟兄们”就要说三道四呢？

能说出这个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的不了解历史的，另一种是别有用心暗中使坏的。“弟兄”和“兄弟”从字意上说，是完完全全的一码事儿，但从其所代表的政治历史符号上说，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儿了。前者“弟兄”是国民党军的言语标签，而后者“兄弟”不是国民党军的言语标签。

又有人说了，说既然“弟兄”和“兄弟”的本意都一样，国民党军能用，八路李云龙、谷子地为啥就不能用呢？

能说出这种话的也有两种人，一种是白痴，另一种是流氓。“青天白日旗”、“太阳旗”的寓意都不错，既然寓意不错，国民党军能用，侵华日军能用，我人民军队为啥就不能用呢？

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这“言语标签”的意味！

如果抛开历史去看，“弟兄”二字，和“兄弟”一样，其本意并没有什么不好，不仅没有不好，而且还显得平等和亲切。但是，作为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你没办法抛开历史去谈历史。而如果把这个称呼放到那个特定的血海深仇的年代，对于敌方阵营的言语范式，使用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称呼那么单纯，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爱与恨的感情内涵。

如果还不能理解，那我就再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关于“共存共荣”这四个字的使用问题。如果抛开那段屈辱的历史，单从本意上看，“共存共荣”，其字面意思就是“共同生存，共享繁荣”，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没有。但十多年前，当国内一家企业把这四个字作为他们的精神口号刷到墙上，却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你知道为啥吗？

其二，是关于台北公交车的编序问题。公交车几路几路，不过就是一个序号而已，其本身并不含有丝毫的政治意义，对吧？可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台北的公交车有7路有9路，哪一路都有，却偏偏跳过去单单没有8路，你知道为啥吗？

人，都是有感情的，有些言语是犯忌的。

战争年代称呼“同志”，和全国山河一片红时的五六七十年代又有不同，不是随便对一个陌生人问路都可以喊的。那时的“同志”就是党内党外公认的中共的专用符号，什么人能喊、必须喊，什么人不能喊，对任何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有一把尺子的。

在一份署名曹壮父的于1928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在介绍黄安地区红军情况时，有这样的文字，“他们都把党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为非同志，如果发觉自己为非同志，即十分懊丧，因此对他们的称谓一定要呼‘同志’”。

1946年3月5日，出狱第二天的叶挺给中共中央发电申请入党，党中央毛泽东在连夜给叶的回电中，对于是称叶挺将军还是称叶挺同志，斟酌再三，反复修改，最终以“亲爱的叶挺同志”落笔。

所有这些，都再好不过的说明了当年“同志”一称的有所谓、大有所谓。

在一些老电影中，有关同志一称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两个字的分量。比如《独立大队》中的草莽英雄马龙，就因为刘司令员来信中一句“马龙同志”，便令其感叹“刘司令没把我当外人”，从此跟定共产党，并在其后的台词中，故意显摆地反复使用“刘司令同志”这样夸张且不太合语法的称呼。特别是在影片的最后，身陷绝境的他对着与他一同被围的战士们高声喊话时，“弟兄……”只喊了半句，后面的“们”字还没出口，就噎了回去，重新高喊“同志们”，就同样说明了中共军队中同志二字的标签意味。

再比如《红色的种子》，当与新四军做过买卖的商人钱福昌第一次见到准备派往敌占区的华小凤时，刚刚张口称呼一声“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华小凤打断：“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这一方面说明了“同志”二字不是那么随便喊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一般群众心目中，“同志”所赋予的共产党军队独具的标签意味。

战争年代，没有哪支军队能象中共军队这样具有那么鲜明的政治特色了。在当时，一个人，不管他参军前是土匪还是海归，是扛活的要饭的还是富家公子哥，只要加入中共军队，他就要接受熔炉般连续不断的强化灌输，用今天贬一点的说法，就是强行的政治洗脑，就是强迫性地换舌头。在这样的强化政治训练下，他的包括称呼在内的用语习惯，也就会很快形成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不论对于敌、我、友，都是判定其是否共军一个很重要的言语识别方式。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就有以被审讯者是否在下意识中使用“同志”这样称呼作为判定其是否“共产匪”的教条。

同样是老电影的《英雄虎胆》，其中有一个细节，演的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侦察科长在审问一个冒充我军侦察员的敌匪时，就因为该敌下意识的一句“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和当弟兄的都一样”，从而断定其不可能是我军人员，遂果断将其砸死。这真实反映了敌我两军言语标签的效果。“当官的和当弟兄的”这不是我军的言语标签，敌下意识的这句话，已经把他自己完全出卖。

其次，在中共军队中用“弟兄”替代“同志”，不是没问题，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

也许有的人会说，称呼一声“弟兄”也要上纲上线吗？没错。在当年，这极有可能会上钢上线。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参加了这支军队，你用什么言语来说话，还不仅仅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这么做的问题，这是考察你政治立场的一条重要标准。

中共军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连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风。这种整风，在中共军队的发展史上是比打仗都重要的事，即是在敌后严酷的游击状态，什么都可以耽误，而整风绝对不能耽误。比如被影视翻拍了无数遍的抗战时期坚持冀中敌后的九分区武工队，在斗争那么残酷、那么需要在敌后坚持的情况下，需要整风时，也要脱离战斗岗位去参加整风；还有比九分区更艰苦的十分区联合县，即使在干部奇缺、又急需补充坚持敌后的情况下，因为整风的需要，却仍要抽调干部去参加整风。由此可见其对纯洁干部思想作风的无比重视。除了这一类较大的整风，还有许多小的整风，隔三差五的支部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那也是整风，是整风的小规模化、基层化。

整风整什么，整每个人的言行中有没有军阀残余观念，整有没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整有没有与中共军队言行不符的作风。大到正规场合的发言表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骚，甚至吃饭穿衣说梦话，都在整肃之列，而且是职级越高的人整的越厉害，整的越频繁。曾任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也就是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就是因为在远离根据地坚持敌后时自作主张为每个队员购买了一条毛巾这么一件小事儿，在自我批评时没有主动检讨，因而受到组织的批评与斗争，也就因此而被调离武工队的。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第六十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建昌因故于1947年9月撤回东北解放区后，尽管敌工工作任务很重，但仍然主动要求离职去军政大学学习，理由是：“咱们共产党军队的好多名词儿我都不会，不学习咋行？”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部队中，你不换一个舌头，就没法呆下去。

优秀的十七年老电影《虎穴追踪》中，有一场假冒我公安人员的敌特，与假冒敌特的我公安人员的精彩对话：

敌：“韩战爆发以后……”

我：“你回台湾换个舌头再来。在这个地方你说韩战？你应该说抗美援朝，或者朝鲜战争。”

几句话，不仅很好的塑造了角色，发展了剧情，也把艺术作品中人物言语标签的作用做了完美的诠释。

在今天，即使在中共体制内部，象老毕那样在聚会时辱骂领袖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可在三四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前，谁敢？在当时，因为一句话说的不注意而被同吃一锅饭同住一张床的身边人检举揭发，因而受到大会小会批评帮助是经常的事，因此遭下课乃至更严重处分的事也并不罕见。在这样的气候下，即使你一百个不愿意喊“同志”，你也要随着大家猛喊大喊，即使你特别地想学着国民党军那样喊一声“弟兄”过过瘾，你也得把它噎回去。何况，那时中共队伍里的人们对“同志”一称是热烈的向往，对“弟兄”一称又是强烈的鄙视呢？

当年，大概还没有“敏感词”一说，但没有这个说法，不代表没有这样的事实，而“弟兄们”一称在中共军队中，绝对是一个不可触碰的敏感词。在当年，谁若敢象李云龙谷子地那样，别说张口闭口“弟兄们”，就是他不小心喊那么一声，那么这一段时间的支部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上，他这声“弟兄们“可能就会成为全体同志的靶子，那么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会小会地认识、反省、检讨、再认识，直到彻底改正。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权，一边呆着去。

战争年代，就真的没有像李云龙那样不把中共的党内政治规矩当回事儿，而刻意高调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吗？也有。四方面军最能打的一个军长余天云，就不尿这一套。那怎样？对不起，别说军长了，连长都没你的份，被一撸到底，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自杀身亡。宁都起义后，二号三号人物董振堂赵博生能够得到重用而一号人物季振同反遭罢黜，固然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挖掘，但季没能像董赵表现的那么左而在言辞举止中处处表现的军阀习气，不能不说是他被怀疑乃至被肃杀的一个原因。实际上，陈光也是类似的例子。

在这支特别讲政治的军队里，在肃反的阴影严重笼罩的三四十年代，像李云龙谷子地那样刻意表现自己的军阀作风又高调叫喊“弟兄们”的，也就只能存在于新潮编导们的意淫中而已。

就如同街边女郎的服装发型需要变来变去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一样，影视圈的亮点也被经常的颠倒轮回从而不断刺激观众的味蕾。当年作为陈腐代名词而遭摒弃的“弟兄”，如今就在《亮剑》《集结号》的领导下翻身变成了时髦，从而成为某些文化人赚取票房的卖点。但也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无知少女穿着从洋垃圾中捡来的妓女服装招摇过市还自以为得意一样，影视圈玩弄的所谓新花样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东西，有些可能就是从垃圾堆里重新捡回来的，只是许多观众分不清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