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财经情况（中）_风闻

四．延安时期

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红军终于长征到达陕北有了一个落脚点，可新的问题又摆在眼前，陕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物产匮乏，当地土豪少且不多么富足，全靠打土豪筹款显然行不通，经过长征红军的家底几乎消耗殆尽，仅剩下国家银行那十几担银元珠宝家底需保证不时之需。手头紧剩一千多现大洋，红军万余人的需求火烧眉毛。主席只能四处求援，十五军团负责人徐海东大义为先，将仅有的7000大洋中拿出5000支援中央红军。主席写信向宋庆龄求援，让她找宋子文想想办法给筹措些经费。奈何此时宋庆龄已经与宋子文断绝关系，只好把孙中山的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惟一住宅莫利爱路29号（今上海市香山路7号）典押出去借款，共筹得五万美元，于1936年初寄往陕北。

1936年初红军东征除扩红七千，筹款五十万，还得到大量物资。1936年陕甘宁根据地共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商人款项65.3万元，到1937年就直线下降，仅没收8，7万元。张学良被扣押后，从账面查明，东北军接济红军达76万元。杨虎城指示赵寿山，将三原军械库里的部分枪支，几十万发子弹，以及三十万银元秘密输送至红军处。

全面抗战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于王稼祥的回忆。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三个师共4.5万人编制，1937年月领30万元，战费20万元，补助五万，衣补1万，米津及兵站补助7万，合计月发63万元。1939年8月起，每月加兵站临补2.5万，1940年元月起月增米津4.5万，总数没过75万

新四军每月应给18万，实际只给8万，经叶挺，项英多次交涉要求，1938年6月起，每月增至11万，1939年起，月另给2.2万临战费。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国民政府发给中共经费共计约3175.1万元，其中八路军2729.5万元，新四军月455.6万元

1937年夜袭阳明堡机场，获得蒋介石奖励2万大洋。1938年10月---1939年2月五个月，各地各界捐款共计法币130万元。宋庆龄通过保盟（保卫中国同盟），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从国外募捐筹措约500万美元，大部分送给中共方面。盛世才送5万件皮衣和10万元。1937—1941年各部队上缴共计892.4万元. 发行建设公债618万元，征公粮20万担，草料2600万斤。

抗日捐款也向延安汇聚，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据统计，1937年收到3.6万元，1938年收到197万元，1939年是600万元，1941年达到890万的规模。这里面有不少捐款就来自宋庆龄发动的两个组织。

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提到“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0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负担。---------------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个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个阶段。”

1938年4月1日，由负责经营文具，杂货和书籍的光华书店与边区贸易局改组的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光华商店。因初期的边区银行贫弱，中央决定将光华商店划归边区银行领导，利用国民政府发给的军饷购进物资保证边区商品供给，同时扩大经营为边区银行积累资本，光华商店及其各分店成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银行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大多是先设立光华商店，然后发展成边区银行分支机构，因此群众将边区银行称为“光华银行”。1938年6月，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1元以下的“光华商店代价券”。共有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七角五分6种面额，作为辅币使用，与法币并行流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致使边区财政极端困难。1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禁止在边区使用法币。随后又于2月18日开始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并逐步回收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币成为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此后发行边币1054万元，税收成为1941年后边区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当时抗日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三项募集收入，税收收入和发行货币。其他抗日根据地亦先后成立银行发行纸币，1938年3月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北海银行，1939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豫鄂边区于1941年设立边区建设银行。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流通券或纸币一直到第一套人民币，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金本位（金汇兑本位）无干，而是以粮棉盐布匹等实物资产作为发行准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认识到，足够的物资保障才是保证流通稳定，边区物价稳定，与法币兑换价格坚挺的根本。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敌占区（沦陷区）市场仍占优势地位。当时法币在美英等国家支持下，币值没有猛烈下降。日本在沦陷区大量发行伪币，收兑法币，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银行去换取外汇（美元和英镑），向国际市场上套购他们所需的各种物资。日本在敌占区大量吸收法币，用于换取美元、英镑，所以，法币在解放区和沦陷区都自由流通，币值比较稳定（徐徐下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从上海，天津租界中掠走国民政府存放在外资银行的大约70多亿法币，由于同英美开战失去了用这些法币向英美市场套取物资的作用，日本人是不会让这些法币变为废纸的，在日本人手中成了打击解放区经济的武器。日本向我们解放区猛烈输送排挤法币，法币迅速贬值，斗争突然激烈起来，形成伪币，法币和抗日根据地抗币的“三国“斗。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伪币退出历史舞台，抗币和法币继续斗争，直到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

同时从1942年4月1日起，汪伪政权一方面在占领区全面打击法币，采取压低法币价格的办法，5月份又停止“中央”“中农”两大银行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千方百计将法币倾入解放区根据地。6月份限令沦陷区人民自6月8日起半月内将法币以1：2的比列兑换“伪中央票”。这样又有近80亿法币在沦陷区失去市场。日本人不仅利用各种手段获得的国民党法币，而且同时大量伪造法币，危害扰乱国统区经济金融，日本占领期间共计伪造法币达数十亿元投放入市场，再加上其他途径获得的法币，“真假法币“相加达二百亿之巨，这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对市场的掠夺是惊人的。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误还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而是经济方面的——前线战事节节败退，但后方却没有及时进行货币改革，仍然沿用法币，所以随着统治区域迅速缩小，大量的法币被驱逐、被投放，这必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则一方面利用发行伪币席卷占领区财富，一方面用各种手段获得的法币吸纳国统区物资，同时还利用各种民间投机活动进行掠夺，可谓一举三得。

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2头牛，1943年还能买到一只鸡，1947年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民党的德行德性由此体现的淋漓尽致。

日伪同样也利用这些贬值的法币大量套购根据地的物资，破坏根据地的金融，物价。造成根据地的大量物资外流，一度使根据地通货膨胀。与国民党不一样的是中共根据地能够积极应对，不仅能及时设法粉碎日伪的经济战，反而能进一步利用法币和伪币向敌占区（沦陷区）反向套购物资。1940年和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中就指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伪币本身就没能进入边区，况且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就禁止在边区使用法币，用退出市面的法币去沦陷区套购回大量物资，有力的支持了根据地建设。1939年 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 “自己动手 ”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从 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 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的要求。

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说：“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毛主席缔造的党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是“三队“合一的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头上加持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再有三大作风护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走向更大的胜利也就顺理成章了。

整个延安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秘密收入，就是来自山东根据地的招远黄金，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送延安黄金总计近14万两。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比较重视经济战。军统一开始由留德博士费同泽主持，但费同泽搞理论在行，实际操作不行，军统转而让经济战专家邓葆光负责。

邓葆光的做法主要是印制伪钞，以伪钞套购敌占区物资，扰乱敌占区经济，又通过伪钞的使用离间日伪关系。

山东属于游击区，经济上比较困难，为解决财政困境，沈鸿烈采纳财政厅长王向荣的建议----印钱。

沈鸿烈以原山东省民生银行留存的少数基金和全省田赋做抵押，在山东省自主发行纸币“民生券”。除此之外，还发行了“民生银行券”等类似性质的纸币，强制流通。随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和部队开始大量印发纸币，如秦启荣印发“利源号”，吴化文印发“庆仁号”等等。

这种纸币的滥发导致经济混乱，但是却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扰乱了敌占区经济。沈鸿烈在发行纸币时限制了流通地域，使得沦陷区和游击区纸币不能随意流通，日本人发行的“联银券”不能在游击区流通，敌伪使用自己的货币无法在游击区套购物资，严重影响敌伪的经济活动。

1938年10月，山东根据地北海专署筹集资金25万元，率先在掖县筹建北海银行。发行1角，2角，5角，1元四种面额的“北海币”。几个月后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武装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于12月成立。1940年4月，山东纵队供给部开始印制钞票。他们将济南大中印刷厂以伪币1万元的价格（用黄金折付）买下，将机器设备连同动员的20多名技术工人，一起秘密运往沂蒙山区根据地。与此同时，鲁南区曾发行过“临郯费峄流通券”，鲁中区莱芜县发行过“农民合作社流通券”，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曾发行过“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流通辅券”等。

1940年7月，山东联合大会在沂蒙山区的沂南县青驼寺召开，成立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山东战工会，黎玉任主任，性质属于中共领导的战时省政府。1940年秋，山东战工会决定将北海银行改为山东北海银行，在鲁中区设立总行，由财政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各地区相继设立分行，支行，县及以下设营业点。

韩复榘主鲁后，为了控制和垄断山东经济和财政，加紧了对山东金融业的整顿和管制。1930年10月，韩复榘在下令禁止制钱、铜元出境的同时，议决设立平市官钱局和设立山东民生银行。该局除承办存放款、汇兑等一般银行业务外，还负责发行铜元角票。山东民生银行除发行金库券亦发行“辅币券”即角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立即接管了山东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等金融机构，接管后继续发行钞票。由于根据地初期北海币发行量尚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尚不能发挥本币的作用，所以采取了依靠法币、保护法币的政策，法币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占优势地位，抗币（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仅作为法币的辅币存在。当时山东地面的国民党各部队，在其防区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各地地主和有实力的商号也趁战乱私自发行各种辅币。针对土杂钞泛滥、日伪币入侵、敌人利用法币和套取法币等情况，这一时期的货币斗争主要是打击伪钞、取缔土杂钞。　各地区抗日民主政府均采取相应办法进行清除。如对地方商会、商号、士绅发行的钱贴子，限期登记清理兑付；对国民党地方武装政权发行的杂钞，抗日民主政府概不承认，并严禁其流入根据地；对投降派或顽固派的票子，视情况采取没收其财产进行收兑的办法，尽量减少人民的损失。这些措施符合人民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使土杂钞很快在抗日根据地绝迹。

1942年1月11日和1月20日，山东战工会发出通知，禁止民生银行的钞票和伪平市官钱局的纸币流通。面对日伪在太平洋战争以后疯狂利用法币攻击解放区经济这一严重局面，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当机立断，宣布北海币为本位币，作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施行贸易统制。严格以货易货，阻止法币内流和物资低价外流，宣布以北海币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本位币，通令所有军政民间之往来账目，借约契据，自7月1日起，一律以北海币计算。在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的统一布置和领导下，各地先后展开了“排法”斗争。但这次“排法”斗争，只在胶东等部分地区取得初步胜利，而且极不巩固。多数地区仍是物价飞涨，法币内流，物资外流，经济危机相当严重。解放区没有多余的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1943年2月薛暮桥从苏北前往延安，途径山东时，山东方面征求薛暮桥本人同意，然后请示延安批准，被罗荣桓“扣”了下来，主持山东根据地的经济，解决货币斗争。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1943年7月初，滨海专署在《大众日报》发布布告，宣布自7月2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动员群众迅速排挤法币，或向银行兑换本币。7月9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停用法币的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带头不使用法币，不收受法币，作查禁法币的模范，宣传和动员群众限期将法币兑换成本币。北海银行也把原来用作准备金的法币，大量投入敌占区换回物资，以免因法币跌价而受到损失。1943年10月，山东战工会成立工商局，黎玉任主任，薛暮桥任副主任并实际主持工作。工商局成立后，决定首先抓货币斗争。实行食盐，生油，烧酒等专卖。

停用法币，禁用伪钞。1943年至少有6亿法币被排挤出根据地，到1945年又将几十亿的伪钞从新解放区排挤出去，换回统共大约有10亿元以上的物资。1945年抗战胜利时本币发行量已达10亿，市场流通量有7亿，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完全建立。

在发展根据地经济，搞敌占区日伪情报中山东根据地创出的“大鸡”牌香烟，苏北根据地的“飞马”牌香烟更是传为佳话，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山东根据地将本地特产花生油，粉丝，水果和烟叶运到上海，通过我们的隐蔽机构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随船运到上海的还有缴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伪币，用油纸包好沉到油缸底部，送到上海的地下机构。比如《51号兵站》的原型-盛慕莱，以及肖林，王敏卿等都是在敌战区为革命筹措物资款项的佼佼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