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学生群的讨论记录兼谈春晚_风闻

大年三十，学生群仍然在进行读书讨论，真可以说是“学而不厌”。

这次讨论的是头一天转发大家阅读的红色文化网转载的丁堡骏、夏鑫雨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的文章《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再评价》。该文批评了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

“兰格提出了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试图证明中央计划局可以在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下通过试错法模拟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兰格模式对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改革蓝图;另一方面，苏联将模拟市场视为制定计划的标准。在改革开放初期，兰格模式曾一度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兰格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时，并未意识到该理论具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本质。事实上，兰格对计划(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没有超越亚当·斯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没有超越欧根·杜林。我们应当吸取兰格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在对市场这个调节手段的认识上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鹿鸣的J同学对《再评价》一文的两个部分（即以下两幅截图）提出了批评。J：图1这段论述有点事后诸葛亮了，（我估计）兰格是为减少算力需求做努力，客观的说算是一条理论上说的通又能一定程度上照顾到现实算力不足的道路，就这么定调为按照兰格的路改旗易帜就是必然了，说的有点重了吧。不添油加醋的表达，我觉得应该是这条推动模拟市场落地的路线不如改革更彻底一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更加适合中国。

图2提出的问题后面也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似乎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过正面回答或者直接像文中的苏联数理经济学派一样选择轻视。通篇在谈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实就是简化算力，加强最优计划理论的落地），但这一段说一些最优计划理论考虑不到的地方，而这又恰恰是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长板。

还有，既然回到算力问题那在苏联的情况中就死循环了，经济发展慢了，算力发展也会慢，算力发展慢了，最优计划理论行不通，经济拖慢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改革的更彻底也更明确，保证红旗不倒的前提下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先要市场发展经济算是借花献佛，生产力先上来，就能暂时拖慢很多矛盾的爆发，国家就稳定，时间就在我们这边。

我：你对兰格的理解可能有点问题。

这篇文章对兰格的批评集中在这两段：

【虽然兰格认为用计划来替代市场的功能是可行的，但这里的计划并不代表着一种比市场机制更高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兰格说，“社会主义经济中决策的一致性以及执行决策的效率和规则与企业家们在纯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完全相同”。在 1945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兰格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更明确地阐发了上述观点：“‘价值规律’是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指导性原则。当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价值规律’的运行方式存在差异。在资本主义下，它通过市场的非个人自动性来自我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是计划当局配置资源的规范性原则。”可见，兰格认为，社会主义不具有区别于价值规律的其他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区别仅仅在于实现方式不同。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所承诺的“制度优越性”不是体现在对价值规律的超越，而是体现在更好地贯彻价值规律 ——将价值规律内化为中央计划局的行为准则，从而更快地通过试错法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

在兰格模式中，计划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市场身后，没有自己独立的功能。这种设定不过是经济自由主义“守夜人”政府理论的现代翻版。当亚当·斯密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国防、治安法律和公共设施时，他至少承认了政府与市场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相比之下，兰格模式中的计划或政府的有形之手只是市场无形之手的“配角”，前者的作用被限制在模仿后者的行为逻辑、为后者提供必要服务的范围之内。兰格没有超越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理论，而只是将其推到了一个极致。】

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科学的战斗的学风与文风，阅读文献包括对手的观点，要以唯物辩证法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解读。

不知道你是否认真读了以上两段。

本文作者对兰格的批评主要体现在这两段中，就是说：

兰格把社会主义政府的中央计划局完全变成了市场的绝对执行者，一切按市场行事，甚至比资产阶级经济学还要服从市场。这样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是：“既然政府和市场所做的完全是一样的，那还要政府做什么？统统交给市场就得了。”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后来这个蜕变果然在苏联东欧发生了。

而本文作者实际上认为：社会主义政府的中央计划或宏观调控，不但要有“顺”着市场的一面，更要有“逆”着市场的一面，决不能只是亦步亦趋地当市场的应声虫。

计划和市场必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才能相互补充。如果计划完全等同于市场，又何谈相互补充呢？

而你所说的批评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批评。

换言之，本文对兰格的批评是两层：

1.兰格不该把计划当作市场的翻版；

2.因为种种技术困难，实际上中央计划也不可能成为市场的翻版。硬要那样做，会把计划变成一个既非计划又非市场，既顾不了长远又顾不了眼前的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

这就像我们批评那些拼命想把中国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人：

1.中国文化本来就不该变成西方文化；

2.你硬要变，也不可能变成正宗的西方文化，而只能变成一种混杂了中国文化自卑症和西方文化崇拜狂的殖民地文化。

你仅仅抓住了第2点批评，却忽略了在作者看来远为重要的第一点。你对本文的批评相当于说：“假如没有那些技术困难，假如中央计划的结果与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完全一致，那就好了。”

而本文作者的第1点批评恰好是认为：“这不好。好比即使有人对我们保证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原汁原味的美国文化而不是原香港那种殖民地文化，我们仍然认为这不好。”

估计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有真实的而不是模拟的市场，而且市场也不限于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也要有真实的、独立的而不是等同于或依附于市场的计划，这才是取长补短和而不同相得益彰。

J：是的，作者的论证很详细，但有点主次不太分明。老师你说的我忽略了第一点，我领会到了。但是我昨晚阅读时并没有把它视作本文的核心观点，而只从技术层面落地来想了。我没有看周全，我也同意你说的第一点。而且独立的话语体系教练也非常重要。可能也不是作者的问题，这是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我只读了一遍提炼观点提炼的不全，没把握好。我平时更习惯读一些主要论点被非常明确凸现出来的文章。

我：你说他主次不清，我读的时候也有同感。

但可能也要理解，他这文章是发在《福建论坛》的，如果以很大篇幅讲第1点而且讲清讲透的话，容易给人感觉他似乎是“反市场反改革”，容易引爆巨大争议。

（这个问题以及我说的“中国文化自卑症”引起了另一位Ⅹ老师的兴趣）

X：我觉得有个问题有点意思，所谓的自由主义，反而是不自由的意思。自由本应该是按照人自己的愿望去行事，可是自由主义只能按照各种其它事物的规律被动的行事。比方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按所谓的无形的手去调控市场，而不是按人的意志去调控市场。而按照人的意志去调控市场，本应该是人的自由行动的行为，被叫做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经济。不过从西方文化来说，人本就被God支配，在God这个绝对主宰面前，人自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我们却强调人定胜天，实际上表明了就算在天面前，人也是自由的。正是因为人的目标是自由，所以人的愿望就应该是超越市场。通过强有力的计划调控超越市场的自发调控。中国文化的自卑症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并不自卑。西方历史上并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而中国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波澜壮阔的底层起义。如果真正自卑，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都有，确实有自卑症在里面，也要人定胜天，逆天改命这些特征在里面。所以在特定历史时期，就会产生特定的文化。

我：中国文化自卑症，是某些中国人因为中国文化而自卑，不是说中国文化本身有自卑感。中国人硬要把中国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结果并不是变成真正的西方文化，而是让国人因为变不成而焦虑和自卑，而这种自卑反而是他们想要效仿的西方文化所没有的。

以上就是学生群从三十早上直到下午的讨论记录。晚上我自然也是和家人一起看龙年春晚。有了下午的讨论，我觉得可以对一直被很多人诟病的春晚作一些分析。

现在的春晚是什么？

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级电视台秉承执政党的思想政治导向制作的一台综合性的文艺节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当然会有一些商业元素，要考虑到市场需求，但它的本质仍然是抓住春节这个独一无二的契机，将主流意识形态作一种艺术化的呈现，以塑造观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所以春晚是“政治-艺术-商业”三者的结合，而且这三者的次序是不可改变更不可颠倒的。因此，它不是也永远不可能像某些人期望的那样完全服从市场或商业的逻辑。

比如之前多届春晚都要插入不少“念贺电”的环节，由主持人宣读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以及驻外使领馆、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向全国人民拜年的电文，然后主持人说：

“在这万家团圆之际，我们要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各族干部群众，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全世界华人致以衷心的祝愿——过年好！”

这个时候，主持人的神态和语气是庄重而亲切的，因为这时他（她）们塑造的是一个人格化的祖国“母亲”的形象：她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无远弗届的力量让每一个儿女听到同一个声音，看到同一台节目，以一种仪式化的互动展现一个超巨型国家的伟大、强盛与团结。

切不要以为这都是没人要听的套话，实际上这正是晚会的点睛之笔。很多人正是从这里直观到了宪法对我国国家性质的规定，一遍又一遍地重温了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人民”、什么叫做“爱国统一战线”——本人就是从中获益匪浅的无数人之一。不夸张地说，一台春晚就是让所有人了解和熟悉中国的那些根本政治原则和政策走向的一个华美而热烈的课堂；看懂它，你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中越战争秘录》一书记载，有一年春晚，主持人没有照例向“坚守中越边境老山前线的指战员”特别致以慰问。在那里守卫南疆直到除夕之夜仍然人不解甲马不离鞍的解放军战士们把春晚从头看到尾，始终没有听到“国嘴”们对自己有任何表示，大为不满，有些阵地对空鸣枪表达愤懑。

而全中国全世界都从中读到了持续十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走向尾声，两国关系即将正常化的讯息。

请问有哪一个纯商业化、娱乐化的节目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声音是任何一种完全市场化的媒体和综艺节目所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许多人追捧的某些“大咖”“谐星”，你真让他们以及他们的节目到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担纲，是立不住的。在这个恢宏壮丽的舞台的对比之下，他（她）们的表演会像一群跳梁小丑。

同样，央视春晚的很多东西也不能拿到任何一个纯娱乐纯商业的舞台上去展现。比如2010年闫妮、殷桃表演的讲述国庆60周年阅兵式女飞行员故事的小品《我心飞翔》、2014年王芳演唱的《英雄赞歌》、2016年候勇、句号主演的表现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将军领队训练情况的小品《将军与士兵》，等等，都决不适合到任何一台纯商业化的娱乐节目中演出，而这恰好是它们必须在央视春晚登台的理由。

有的人一直说：“春晚要少一点政治化的东西”“不要老想着教育观众，我一年到头在受教育，春节就放过我吧，让我快乐就行了。”

我认为，这样的批评，如果当作人民群众对春晚尤其是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公式化、口号化、没有喜剧效果的激烈批评，看作观众对曲艺和喜剧必须有真实的“笑果”的强烈要求，那是很值得听取的。可是如果把这些愤激之词（某些表达后面也不排除有别有用心者）完全当真，以为艺术真的可以不讲政治，真的可以一味“搞笑”，不要任何教育功能，那就是一个方向性的大错误。有这样错误观点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现在领导人的一系列有关讲话，改造自己的艺术观、价值观，否则是不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媒体从事文艺和宣传工作的。

实际上在现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我们天天被“娱乐至死”的快餐文化包围着，天天看的都是“搞笑”段子和短视频，天天都在商业化媒体的怂恿下“解构崇高”，当“乐子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真的是一年到头在讲政治、受教育吗？情形恐怕恰好相反吧？我们一年到头在被“搞笑”节目“搞”得面部肌肉都有些僵硬麻木了吧？

所以春晚如果真的走纯娱乐化商业化的路子，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那样的话，人们有理由质问：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最权威的媒体，政治责任到哪里去了？难道真的“连脸都不要了”吗？

事实上，春晚那些真正经典的相声、小品也讲述了很严肃的政治主题：如农村改革（《我的家乡》）、大龄未婚青年问题（《虎口遐想》）、反对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商品（《宇宙牌香烟》、《打工奇遇》）、反腐败（《巧立名目》、《牛大叔提干》、《打扑克》）、弘扬革命传统反对官僚主义（《三鞭子》）、抵制拜金主义对文艺和传统文化的侵蚀（《如此包装》、《红高粱模特队》），为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你摊上事了》、《打工幼儿园》），等等。而且它们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可以说是寓教于乐，让人在开怀大笑之余回味无穷，有所思考，加深了观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你在西方世界或港澳台的综艺舞台上真正不可能看到的恰好是这类节目。

而且现在不是说小品不应该在结尾强升价值煽情催泪吗？可这些经典小品的结尾都有很严肃的“曲终奏雅”点题升价值的部分，为什么却并没有让人感觉膈应而是意犹未尽看了还想看呢？

我个人感受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经典作品它不“卖贱”，或者说其中的主人公都是堂堂正正有见识有尊严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不“犯贱”。

无论赵本山塑造的怒批公款吃喝的牛大叔还是把县委书记当驴使唤的车把式，无论是赵丽蓉演绎的老评剧演员还是到“太后大酒楼”打工的老太，无论是黄宏扮演的讥讽不正之风的普通乘客还是孙涛饰演的那位支持农民工讨薪的“我骄傲”的小保安，乃至宋丹丹为我们带来的那位上门陪人唠嗑的“心理医生”，都是正直朴实的普通人。他们有自尊心，有是非观，还有着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智慧。他们大智若愚，有时一派天真，一开始显得很可笑，但随着剧情的进展，真正可笑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人物”或者某种逼得大家情绪压抑误会重重的荒谬的社会逻辑。

像这样一些有血有肉而且有心气有骨气的人物，经历了种种喜剧冲突之后是能够支撑起结尾的价值升华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小品向我们呈现出的教育意义，一点儿也不感到违和与突兀。

但现在的很多小品（我就不举例了，大家自己体会）不是这样。这些小品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毫无正常的行为逻辑只为了“搞笑”而存在的小丑。他的全部作为就是往自己鼻子上一层又一层地抹白灰，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犯贱”。整个剧情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断作践自己，不断“卖贱”，然后硬要升华到这是友谊，这是亲情、这是善良，这是怎样令人感动的东西，似乎是想让刚才卖贱卖成一滩烂泥的人突然高贵起来，但这怎么可能呢？最后的效果，就是让主人公不伦不类，根本立不住，显得猥琐、油滑、卑微、矫情，让观众既笑不出来，也感动不了，完全成了给大家添堵。

说到底，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作品都在讲政治，都在“教育”人，区别在于讲什么立场的政治，进行什么内容的教育：

站在人民的立场，讲人民的政治，你就会诚心诚意地体会广大人民的疾苦爱憎，用新颖而丰富的手段表现他们的工作、生活与斗争，歌颂他们的正直、诚实、善良和智慧，鞭笞那些落后的观念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

站在某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甚至与群众为敌的利益集团的立场，讲他们的政治，你就会拒绝承担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而是消极怠工，闭门造车，东拼西凑，敷衍了事，甚至以丑化与嘲弄人民群众为能事，以让劳动人民自轻自贱玩世不恭为追求。你炮制的这种东西，人民就不想看。

所以真正说来，春晚为广大人民所诟病，并不是因为它讲政治，进行教育，而是因为它这些年来有不少时候没有讲好该讲的政治，没有进行好本该进的教育。

比如：

我们胜利完成了脱贫攻坚，现在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新农村怎么建？新型农民怎么当？——这里没有相声小品可以挖掘的题材吗？

持续反“四风”反腐败，真的不可以写吗？

性别平等问题不断成为社会热点，文艺界不该有所回应吗？

我们在科技上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填补空白的成就——这些不该写一写吗？

我们那么多英雄劳模的事迹，没有戏剧性的素材可以提炼吗？

传统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的动能转换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了解过吗？

我们的青少年面对各种成长的烦恼，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值得关注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文艺为什么不去表现呢？

军队、国安、公安、外事工作，真的没有可以表现的东西吗？

总之，如果真想搞好春晚就一定要记住：

真正走向人民，文艺创作才有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