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祥：龙年说龙，中华龙文化是如何起源和传承发展的？_风闻

来源：中国新闻社

中新社北京2月6日电 题：龙年说龙，中华龙文化是如何起源和传承发展的？

　　——专访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2024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龙年，虽然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没有现生动物的属相，但作为“龙的传人”，人们对龙的喜爱历史悠久，龙图腾文化从史前时期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华龙文化源头在哪里？又是如何传承发展的？在龙年新春到来之际，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考古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考古研究来看，龙的最早形象源头在哪里？代表性的考古遗存有哪些？

刘国祥：中华龙文化源自西辽河，辽西地区的龙崇拜观念，最早源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编号35灰坑(H35)的坑底中部相对放置有2个野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S形躯体，这是辽西地区目前考古所能确认的最早猪首龙的原始形态。

　　同属兴隆洼文化的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龙长达19.7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体形最大的早期龙的形象，同时还出土有龙纹陶罐残片，这意味着龙崇拜的迹象在西辽河流域开始显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孙自法 摄

　　距今约7000年到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时期，敖汉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形器上刻划的猪首龙，采用写实手法表现头部的长吻和獠牙，身体则呈抽象的S形蜷曲状，在头部和身体的结合处还刻划有向后飘扬的羽翼，是目前所知辽西地区最早的猪首龙形象。

敖汉小山遗址出土一件陶尊形器上刻划的猪首龙。受访者供图

　　赤峰彩陶坡遗址出土的龙形蚌饰为约6000年前红山文化早期阶段遗物，至少由头部、身部、尾部等组成，造型手法细腻写实，牙齿、尾部等部位都有细微的雕琢摹写，造型是身体舒展开的龙的形象。至红山文化中晚期，进一步出现了C形玉龙和玉猪龙两类龙形玉器。至此，中华龙文化在辽西地区的龙崇拜进入成熟期。

赤峰彩陶坡遗址出土的龙形蚌饰。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为什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有哪些深远影响？

刘国祥：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通高26厘米，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通体蜷曲呈C形，造型生动独特，雕刻精美大气。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的发现，对战国秦汉时期玉龙造型产生重要影响，使考古学中关于龙的许多疑问找到了答案。因此，虽然此后又发现更早龙文化遗存，但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作为“中华第一龙”的地位毋庸置疑。

　　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身体中部有个小孔，只要用线穿过小孔后悬空，龙头和龙尾就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足见工艺精湛，其包含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不言而喻。

　　这件碧玉龙形体酷似甲骨文的“龙”字，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级别最高的遗物，年代大致相当于红山文化中期，表明此时西辽河流域的龙图腾崇拜已基本形成，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重要象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红山玉龙具有飘扬的勾角，象征着飞翔之翼，有明显的獠牙，原型应为野猪；额顶和下颌部位有细密的网格纹。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的龙形玉环，造型风格特别是飘扬的勾角明显传自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战国至唐代龙的网格纹，也具有红山玉龙遗风。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出土的“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除“中华第一龙”外，红山文化还有哪些重要的龙图腾遗存？红山玉龙对后世玉器雕琢工艺和崇龙礼俗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刘国祥：红山文化晚期信仰体系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龙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与天地崇拜。除了C形碧玉龙，这一时期龙图腾崇拜的代表性遗物还有C形黄玉龙、牛河梁遗址龙凤佩和红山文化典型的玉猪龙等。

　　红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在辽西地区的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辽西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活动应该是红山文化先民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C形玉龙和玉猪龙，应与辽西地区旱作农业的发展及相应的祈雨活动紧密相关，其造型特征和使用功能对商周及后世玉龙的雕琢及崇龙礼俗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红山文化延续了兴隆洼文化以来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传统，玉雕工艺技术显著提高，钻孔、线切割、圆雕、阴刻等琢玉工艺发展成熟，C形龙、猪首龙等造型独特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对动物体态的准确把握和精细雕琢，尽显红山先民高超的智慧和工艺水准，代表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第一高峰。

参观者观赏红山文化“玉玦形龙”。张云 摄

中新社记者：史前时期，中华龙图腾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峁文化等之间，有哪些互动交流？

刘国祥：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浙北地区出现的蜷体玉龙应是受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影响，良渚文化龙首镯中的菱形纹最早起源于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出土石杯，这类菱形纹饰在商代晚期青铜器虎食人卣上的龙纹额头处也有体现。

　　凌家滩文化蜷体玉龙、龙首形玉器的龙首，均与红山文化C形玉龙、玉猪龙的龙首有一定共性，这与两者均有崇猪礼俗密切相关。但整体来看，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玉龙的差异性大于共性。

　　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三组用蚌壳堆塑的龙的图形，应该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的玉龙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也表明，龙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应该是多元的。

　　仰韶文化中另有一类龙纹可能是从鱼纹体系中演化而来，其鱼形头部作方形，初步具备龙首的形象；甘肃甘谷西坪遗址出土一件小口高领平底瓶，其腹部绘有瞪目张口、形体较大的鲵鱼纹，对陶寺龙纹、二里头绿松石龙都产生影响，其特征与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的龙纹特征接近，可见中华龙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承的连续性。

甘肃甘谷西坪遗址出土一件小口高领平底瓶，其腹部绘有瞪目张口、形体较大的鲵鱼纹。受访者供图

　　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石峁遗址出土石雕上，刻划出两个对称的龙形纹图案，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态相近，另有石雕龙纹与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上的龙纹相近。就形体特征而言，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龙纹与仰韶文化的龙纹体系似乎更为密切，同时也融合多种动物特征，形成较为成熟的龙图腾形象。

　　山西陶寺遗址多座大墓中发现陶盘绘龙的图案，其龙纹身上的鳞纹与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遗址龙纹相近，身体蜷曲则是红山文化蜷体玉龙的风格，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龙纹开始有逐渐融合各地风格的趋势。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孙自法 摄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纹牌饰。孙自法 摄

中新社记者：在史前和历史时期，中华龙的形象经历了怎样的交流融合和传承发展？

刘国祥：中华龙的形象，从考古学角度看，其原型由野猪、鳄鱼、鱼、蛇、蜥蜴等多种动物交融而成，从史前时期开始孕育，到历史时期的融合发展，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真实写照。

　　历经数千年的创造、演进与融合，龙崇拜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经过漫长发展，汉唐时龙的形象不断发展丰富，有关创作大量出现在壁画、画像石、瓦当等各类载体上，与龙相关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明晰。

　　到了南宋时期，画家陈容(号所翁)所画的“所翁龙”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所翁龙”有分叉的龙角、圆睁的龙眼、张开的龙嘴、锋利的牙齿、飞扬的龙须、粗壮强劲的龙躯、尖锐的龙爪，其飞跃于山峦之上、穿梭在云气之间、游弋于波涛之中，中华龙的形象由此更加饱满。

2024年2月，观众在山西博物院里参观展出的北齐时期的鎏金龙首。韦亮 摄

中新社记者：从考古视角看，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与龙图腾崇拜有何关联？中华龙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有哪些贡献？

刘国祥：中国古人从创造龙开始，就赋予其神圣的含义，这种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已成为共识，我们也自称“龙的传人”。

　　龙崇拜自红山文化形成以来，就与祈雨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华文明的形成主要依托农业发展，雨水对于农业生产极其重要，所以作为主司雨神的龙，自然成为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神灵。

　　同时，龙图腾自新石器时代形成以来，在各地风格的基础上不断走向融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要选找一种动物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龙是比较合适的。

2024年2月，陕西西安，巨型龙灯亮相西安城墙第37届新春灯会。张远 摄

　　中华龙历经多元一体的发展，其本源在西辽河，有连贯的发展脉络，之后又在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多地出现，贯穿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华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信仰中的一部分，起到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农业发展等作用，并加速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和演进，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最具代表性的精神信仰。(完)

受访者简介：

刘国祥研究员对比展示、介绍“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左)与西汉龙形玉环的传承关系。孙自法 摄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山文化专家、玉文化专家，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