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不相信28岁贵州青年中了6.8亿大奖_风闻

2024年2月6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4016期开奖，本期136注一等奖有134注来自于贵州，且其中133注一等奖由一个投注站所中，总奖金达到6.8亿多元。在此之前，国内彩市的最高奖金纪录是双色球5.7亿巨奖。本次福彩双色球6.8亿元巨奖，是双色球在2024年开出的第1个亿元奖，距离2023年12月12日晚广东广州1.44亿巨奖相隔56天，也创下了国内彩票大奖金额之最。

据贵州广播电视台2频道官方微信《百姓关注》报道，2月7日上午，记者在贵阳见到了中奖人段先生（化名），段先生称，自己今年28岁，平时做点小生意。段先生告诉记者，昨晚他在手机上查到了中奖的消息，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天一亮就开车直奔贵阳领奖。

中奖人段先生称：“我刚开始都不太相信，核对了好几次，太高兴了，都睡不着了，我就从平坝直接开车来贵阳。我（研究过）根据走势，然后我选出来几个号，再根据我自己的幸运号，再组合起来，我会按着这一个号连续买一段时间，过年时会给家人分享这个事情。”

然而，与幸运的28岁小伙兴高采烈的场景截然相反，网络上对于此次大奖，几乎是一片质疑声。而这种质疑声，几乎发生在近年来每次大奖曝出之后。

换言之，人们与其说不相信一位28岁小伙子成为幸运的大奖获得者，而是对”中大奖“这件事的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质疑，质疑其是否有内幕，质疑为何有人会违反常理，在某个号码上连投数十、数百注。”假的，一定是假的“，几乎成为了不少人对于彩票大奖的心理定势。

彩票中奖是一种必然的小概率事件

坦率而言，部分人以“自己从未中过彩票，为何有人一中就是上亿”来质疑彩票巨奖，这种说法是因为他们对彩票的本质还不够了解。彩票是一种概率游戏，依据的是严格的数学模型和概率论。彩票发行机构设置不同玩法和奖项，其中头奖往往设定为极低的中奖概率，比如几百万分之一甚至上亿分之一。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且持续不断购买彩票，尽管单次中奖概率极低，但在足够大的基数下，偶尔出现巨额奖金的情况符合统计学上的大数定律，即在大量重复试验中，偶然事件的频率趋于一个稳定值。

同时， 彩票销售往往采取滚存的方式，即当期未开出的头奖奖金会累积至下一期，这样就可能导致奖金池积累到非常高的数额，形成所谓的“巨奖”。这样的高奖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彩票，刺激销量增长。

当然， 巨额奖金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话题，彩票发行机构也会利用这些新闻事件进行宣传，提高公众对彩票的关注度和购买欲望。也因此，每期彩票中奖结果公布，彩票发行机构不会对那些金额几百元、几千元的小奖结果进行宣传，虽然这部分中奖金额才占据了大头。

就以此次曝出6.8亿大奖的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4016期开奖公告来看，中奖金额为5元的六等奖，中奖注数为1055万6478注，中奖金额为10元的五等奖，中奖注为125万7143注，这意味着，至少有数以百万计的彩民中奖。但公众会关心这价值几元的小奖及中奖者姓甚名谁么？

彩票史上的多次丑闻让公众“怀疑一切”

但不得不说，人们之所以会对彩票巨奖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彩票开奖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部分彩民认为开奖结果可能存在人为操控或者缺乏充分的公开监督。相比于国外，我国大奖得主基本不会公开个人信息，虽然彩票发行机构称这是为了保障得奖者隐私，得奖者个人恐怕也希望采取这一方式保护自我，但如此做法，让其公开透明性也不复存在。

如果彩票行业过去曾经出现过丑闻或者负面报道，例如内部人员舞弊、系统漏洞等，会加重公众对当前巨奖真实性的疑虑。

遗憾的是，国内彩票史上，此类重大丑闻多次发生。发生于2004年的西安宝马彩票案， 17岁的刘亮在一场即开式彩票销售活动中抽中了宝马车大奖。然而，他却被指控涉嫌彩票造假。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体彩中心的质疑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发现，该案的涉案人员广泛，包括彩票承销商杨永明等多人在内的多人涉嫌作弊。

经查，2004年3月20日至25日，体彩承销商杨永明在西安市承办6000万元即开型体彩销售活动中，采取二次抽奖等违规兑奖方式，事先设法确定特等A奖的信封号码和兑奖时不登记彩票与号码，与负责彩票兑奖和保管中奖彩票的孙承贵预谋，联系“票托”王长利（化名王军）、岳斌（化名杨小兵）、刘晓莉等人持已兑过奖的彩票实施骗取特等A奖。3月20日、22日、24日，这些“票托”分别上台进行二次抽奖，三人各抽得特等A奖，骗取三辆宝马牌轿车和人民币现金36万元。主犯杨永明被判有期徒刑19年，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被判有期徒刑13年.

而在另一起丑闻中，从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深圳市彩世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重庆、甘肃、辽宁、江苏等省市的17个城市作弊20起，非法获利4448万元。这起案件被称为迄今为止“国内案值最高、涉案人员最多、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

连续不断的丑闻，一次次击溃公众的心理防线。当出现投注金额巨大或者投注方式看似“精准”的情况时，民众觉得难以置信，认为如此精确地命中大奖的概率太过离奇，从而怀疑是否存在内幕操作。

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或许，彩票发行机构也会有怨言：虽然曾经有丑闻，但相关人员已经被抓，而且在中国彩票史上，这依然是小概率事件，为何人们要抓住小概率丑闻，而对每次大奖都抱以怀疑的态度？

实际上，有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都研究过，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信任如何受到社会经济整体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被称为“信任的社会学研究”或“信任的政治学分析”。

其中，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他在著作《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分析，信任建立在幻觉之上，可利用的信息少于保证成功的信息。也就是说，信任是我们依靠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推断或者预测出信任对象的信息。就好比信用卡一样，从银行账户中写一张超出账户余额的支票，于是账户就被“透支”了。同理，信任就是一种对信息的透支。

当下公众对于彩票大奖的怀疑，并不仅仅是对大奖彩票得主个人的身份怀疑，而是基于之前对彩票业积累的已知信息：彩票业确实发生过多次重大丑闻，就像中国足球，一旦丑闻累加到一定程度，人们对彩票的信任账户余额几乎被清零，当下一次彩票中奖结果公布，出现了大奖，人们可动用的已知信息几乎全是负面，怎么可能不产生怀疑、担忧？

尼古拉斯·卢曼还在著作中分析了关于制裁的可能性。这里的制裁包括对信任者和被信任对象的两种制裁。制裁分为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我们对被信任对象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你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一旦真相暴露，那个背信者要受到处罚，你也因为盲目信任，成为大家指责的对象。卢曼总结为，道德在罪责推定中起的作用，远超出法律范围。

显然，当下公众对于彩票及大奖现象，就存在类似的心理：很多人因为此前连续发生的 丑闻，对彩票发行模式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当大奖曝出，大家会觉得：如果我相信大奖中奖过程和结果是合理的，如果再出现类似于西安宝马彩票之类的事件，我就会因为盲信，而成为被大家所嘲笑的傻子。

因此，很多人怀疑彩票大奖的过程和结果，其实是一种集体道德制裁的表现：我们曾经因为相信而被骗多次，所以面对大奖表达自己的不信任，其实就是在向彩票发行管理者一次又一次发出信号：如果当下彩票行业的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不得以解决，人们的不信任投票就会持续下去，直至所期待的彩票发行体制改革发生。

也因此，不妨将当前彩票大奖后的公众反应，看作公众与不合理、不完善的彩票发行模式之间的博弈。只不过，目前看来，彩票发行模式的问题仍未得以彻底整改，公众的博弈之路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