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左翼如何征服一切？_风闻

1975 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纽约市向一个劳工领袖联盟发表演讲，谴责美国激进分子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彼时的她已成为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反对西方暴力革命的象征。然而，戴维斯走的却是宣传路线。在 1972 年对苏联的一次宣传访问中，她赞扬了东道主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并谴责了美国对 “政治犯 ”的压迫。

但索尔仁尼琴说，在一次未经事先安排的会面中，一群捷克的持不同政见者向戴维斯求助：“戴维斯同志，您坐过牢。您知道在监狱里有多难受，尤其是当你认为自己无辜的时候。您现在有这么大的权力，您能帮助我们的捷克囚犯吗？您能为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被国家迫害的人们挺身而出吗？”戴维斯却冰冷地回应道：“他们罪有应得。让他们继续待在监狱里吧。”

对索尔仁尼琴来说，这一刻已表明了一切。戴维斯代表了左翼革命的精神，即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人。她对解放、自由、人性，这些伟大却抽象的概念所做出的承诺只是一种诡计。

苏联最终解体，许多美国人因此认为左翼革命的问题已经解决。事实证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任何尝试过左翼革命的地方，左翼革命都是灾难性的。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追随马克思、列宁的理想承诺。但他们错了。虽然左翼的文化革命已在第三世界自我毁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找到了一片新的沃土，那就是美国。

这场新的革命在不见光的阴暗中耐心地酝酿着，然后在2020年春天——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爆炸式地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安吉拉·戴维斯的老调重弹：美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国家；白人构成了一个永久的压迫者阶级；只有通过精心策划的忏悔仪式和全盘推翻其建国原则，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大学、中小学、企业、政府部门，这些所有的重要机构，都像口头禅一样重复着革命的词汇：“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特权”、“多样性、公平和包容”。与此同时，聚集的左翼暴徒们在街头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这一意识形态，他们推倒了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的雕像，将整个城市街区夷为平地。

左翼革命的问题突然被重新提出。这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思想从何而来？谁应该为这场混乱负责？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理解席卷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革命”，包括美国机构被占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街头革命的爆发、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公共教育中的蔓延，以及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官僚作风的兴起，我们必须追溯这些问题的起源。美国文化革命的故事始于 1968 年，那时美国经历了漫长的学生起义、城市骚乱和革命暴力，这些都为后来的一切提供了范例。在此期间，左翼知识分子在西方提出了新的革命理论，而他们最忠实的门徒则印制小册子，引爆自制炸弹，梦想着推翻国家。

我的著作《美国的文化革命》旨在揭示美国文化革命的内在历史，追溯美国文化革命从起源到今天的发展轨迹。本书分为四个部分：革命、种族、教育和权力。每一部分都以四位革命先知的生平简介开篇，他们分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安吉拉·戴维（Angela Davis）、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这些人物建立了批判理论、批判实践、批判教育学和批判种族理论等学科，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学科成倍扩大，形成了上百个分支学科，吞没了大学、街道、学校和官僚机构。它们共同代表了革命的思想起源。他们的思想、概念、语言和策略塑造了并渗透着当今政治。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所谓新左派的杰出哲学家，新左派试图动员白人知识分子和黑人贫民组成新的无产阶级。安吉拉·戴维斯是马尔库塞的研究生之一，在承诺以暴力推翻国家之后，她成为西方种族反抗的代言人。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是巴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如何将学校变成革命工具方面的研究成为美国左翼教育的福音。德里克·贝尔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他为批判种族理论奠定了基础，并招募了一批学生，用他们的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占领了精英教育机构。

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联盟中最暴力的成员——地下气象站、黑豹党和黑人解放军分崩离析，但他们的革命精神以一种更微妙但同样危险的形式延续了下来。随着索尔仁尼琴揭露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新左派中最老练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发起了一项新战略，即 “体制长征”，将他们的运动带出街头，进入大学、中小学、新闻编辑室和官僚机构。他们沿着文化、种族和身份的脉络发展出错综复杂的理论，并悄无声息地将这些理论扎根于美国的所有知识创造机构。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始于 1968 年的文化革命几乎在无形中转变为一场改变了一切的结构性革命。最初由马尔库塞、戴维斯、弗莱雷和贝尔提出的批判理论，并非仅是抽象概念，而是被设计为政治武器，旨在获取权力。

当新左派的拥趸们获得了对大型官僚机构的控制权时，他们通过无情的否定过程推进了革命：它啃噬、咀嚼、粉碎并瓦解了之前的整个价值体系。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对美国体制的占领是如此地循序渐进和官僚化，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注意，直到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美国公众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如今，美国的文化革命已进入尾声。新左派的后继者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在体制内的长征，并将他们的思想植入了学校课程、大众媒体、政府政策和企业人力资源计划。他们的核心原则最初在“地下气象站”和“黑人解放军”的激进小册子中提出，现已经过清理后被融入了美国精英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从常春藤联盟到沃尔玛、迪士尼、威瑞森、美国运通和美国银行的董事会。

1968 年的批判理论变成了一种替代道德：种族主义被提升为最高原则；社会被划分为"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的粗暴道德二元对立；需要一种新的官僚逻辑来裁定罪责，重新分配财富、权力和特权。为了执行这一新的正统观念，左翼活动家在公共和私营官僚机构都设立了"多样性、公平和包容"部门。同盟者可以获得地位、职位和工作。持不同意见者则会受到羞辱、边缘化，并被道德性放逐。

美国的文化革命最终导致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制度的出现，这种制度受到批判理论的启发，并通过官僚机构的控制来管理。虽然官方的政治结构并没有改变，仍然有总统、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但整个知识界的下层建筑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机构自上而下地实施了一场革命，实现了道德的全面颠覆，并在整个社会推行了"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新理念。

这种变革并非通过投票产生，而是从内部形成的。终极目标仍然是革命性的：激进左翼活动家希望以基于群体身份的权利取代个人权利，颁布基于种族的财富再分配计划，并根据新的种族和政治计算方法压制言论。他们希望与现有秩序 “彻底决裂”。

幸运的是，尽管革命成功地突击了各种体制，但也有其局限性。政治左派可能成功地揭开了旧秩序的面纱并使之失去合法性，批判理论取代了美国建国神话，“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替代道德则成为精英机构的新运作体系，但革命无法摆脱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它的根本矛盾。

始于1968年的知识分子运动能开始瓦解旧价值观，却无法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来取而代之。相反，新左派发出的“阶级自杀”和放弃“白人特权”的号召却引发了一股自恋、内疚和自我毁灭的洪流。地下气象站和黑人解放军的恐怖活动疏远了公众，引发了迅速的反应。学生激进分子最终放弃了武装革命，摇身一变成为寻求赞助的学者、活动家和官僚。

今天，同样的态势依然存在。新左派的后继者占领了精英机构，却无法重整社会的深层结构。否定之战未能带来更广阔的世界，相反，它带来了一个失败、疲惫、令人怨恨和绝望的世界。大学失去了古老的知识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个人身份和病态为导向的低级价值观。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本身就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对黑豹党的粗暴翻版。这一街头暴力的再度兴起，给美国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公立学校吸收了革命的原则，却未能教授阅读和数学的基本技能。种族批判理论承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缺陷，然后用一种种族悲观主义的叙事方式放大了这些缺陷，粉碎了进步的可能性。

在50年的时间里，文化革命慢慢地放下了它的面具，露出了它狰狞的面孔——虚无主义。在美国人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蔓延开来的焦虑，此刻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普通公民能够感觉到，在为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提供架构的机构中，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制度。每个人都能明白，所谓呼吁建立基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新治理体系，不过是一个建立与他们的价值观相敌对的政治秩序的幌子，只是他们还未能找到穿透委婉的语言外壳、描述其本质的词汇。

美国文化革命的愿望是使人们睁开眼睛。它揭示了批判理论的本质，确定了新的意识形态制度的事实，并为反抗它提供了基础。本书提出了存在于文化革命表象之下的问题。公众想要的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复仇的社会？是努力超越种族主义还是巩固种族主义？是否必须容忍以进步之名行破坏之实？

尽管美国的文化革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主导时期，但其雄心壮志与结果之间的空间却留下了逆转的可能性。批判理论下的社会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革命不是解放之路，而是铁笼。

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反革命作品。其基本前提是，文化革命的敌人必须清醒地看待批判理论和“体制长征”。他们必须帮助普通公民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调动广大公众的情绪，反对那些试图使文化革命成为美国生活永久特征的意识形态、法律和制度。

反革命分子的任务不仅仅是阻止对手的行动，而是复兴构成旧政权本质的价值观、象征、神话和原则体系，重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让自由和平等的永恒原则对普通公民重新具有意义。

这场反革命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为未来的斗争开疆拓土。现在的问题是，哪一种美国愿景将占上风，哪一种愿景将重归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