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暗黑中的乌克兰民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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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中的乌克兰民主

马莎·葛森（Masha Gessen）

据说，乌克兰的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始于脸书上的一个帖子。二零一三年秋，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退出了一项原本可以深化该国与欧盟关系的协议后，调查记者穆斯塔法·纳耶姆(Mustafa Nayyem)写下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在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集结。三个月的持续抗议后，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

十年后的今天，独立广场绝大部分时间里荒芜一人。基辅实行了午夜宵禁。自二零二二年二月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实施并一直有效的戒严令，禁止了大规模集会。纳耶姆目前是联邦重建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正试图像俄罗斯人正在摧毁乌克兰那样，迅速重建乌克兰。十一月，“尊严革命”十周年之际，纳耶姆没有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根据预定日程，他将主持一个不同类型的仪式: 重新开放一座连接基辅与西郊的布查（Bucha）和伊尔平（Irpin）的桥梁。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星期里，俄罗斯军队在那里犯下了一些最严重的暴行。（本文所有未注明年份的月份均为2023年。下同。——译注）

在那个揭幕仪式举行数天前，我在纳耶姆的办公室和他有过交流。重建机构占据一座了无生气的后苏联时代政府大楼的一部分。纳耶姆的套房看起来像花了很多钱进行翻修，可预算有限，那里有垂直百叶窗、塑料装饰，等候区则有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沙发的乙烯基仿冒品。他将著名摄影作品《摩天楼顶的午餐》（Lunch Atop a Skyscraper）的巨幅印刷照片和曼哈顿的全景图挂在墙上。“纽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他解释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我最接近它的时刻。”（勒·柯布西耶，生于1887年，卒于1965年，是生于瑞士的法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室内设计师。《摩天楼顶的午餐》是拍摄于1932年的摄影作品，画面中是11名建筑工人坐在纽约曼哈顿一栋256米高的摩天楼楼顶的大梁上吃午饭，没有佩戴任何保护设施。——译注）

一九八一年，纳耶姆生于喀布尔，那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第二年。三年后，他的母亲在生下他的弟弟马西（Masi）之后去世。一九八九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时，纳耶姆的父亲，一位前政府官员，搬到了莫斯科。两年后，在与一位乌克兰女子成婚后，他举家迁往基辅。二十多岁时，纳耶姆成了一名替天行道的记者，揭露了乌克兰政府高层的腐败故事，就此声名鹊起。尊严革命后，他在议会任职，并在改革乌克兰臭名昭著的腐败和暴虐的警察部队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接受目前的工作之前，他是基础设施部的副部长。

去年一月，政府成立了重建机构，宣布将修复伊尔平的十八座公寓楼。据估计，该地已有七成民用基础设施遭破坏或被摧毁。纳耶姆告诉我说：“我们都急于给人们希望，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我们唯一真正的目标是生存。”他即将启程进行一次艰苦的旅行，开车前往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考察近期袭击造成的破坏，然后前往东南部被解放的地区，开始一个试点项目，在那里，一整座村庄正在重建中。“到了哈尔科夫，你会意识到，一座桥梁被炸毁，就意味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多用三个小时”，纳耶姆说。“这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纳耶姆的弟弟马西在战争初期的作战中受伤，被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急。载着他的汽车行驶在一段后来被损坏的高速公路上。自那以后，那段路已被纳耶姆的机构修好了。“哪怕它会再次被毁了，我们也得重建它”，他说。“我们没有选择。”那个机构正为现在而非将来建设。

一个新的说法早就在乌克兰流传: “我们没有人正从这场战争中回归。”人们可能会移民或迁居，但战争将继续下去。这话也有字面意思: 在俄罗斯入侵之初应征入伍的几十万人中，只有伤势最严重的才获准退伍。十月，大约一百名抗议者不顾戒严令，在基辅聚集，要求限制一个人预期服兵役的时间。目前现役军人的确切人数，如伤亡人数和征兵的目标人数，都是机密。八月，总统泽连斯基解雇了所有地区征兵办公室的负责人，体制内的腐败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显然，人们极度渴望出钱买一条通路，以免被征召入伍。但官员还是继续发布征兵通知。十二月，有消息称，国防部正制定计划，开始招募生活在海外的乌克兰人。

直到几个月前，每个乌克兰人似乎都知道这场战争会如何结束，: 乌克兰将解放其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领土，人们认为，这将吹散俄罗斯的宣传泡沫，并摧毁普京政权。但随后，去年春季启动、乌克兰人期待已久的反攻未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突破。俄罗斯目前仍占有大约两成的乌克兰原有领土。眼下，我问纳耶姆关于战争结束的事情，他表示：“我害怕想这事。”接着说：“我不知道战争结束意味着什么。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会害怕战争随时可能重新开始，这种时光不会有了。因为俄罗斯哪儿也去不了。”

类似的怠倦之说，我从无数人那里听到过。“我们为什么而战? 土地吗?”著名记者谢尔盖茨科娃（Katerina Sergatskova）告诉我，她为媒体工作人员开设了一个安全培训项目。“我们说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但它不会分崩离析。”来自哈尔科夫，正在服兵役的社会学家科布津（Denys Kobzin）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曾参加过有关如何活在当下的课程。“现在我已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完全活在当下”，他表示。“这会消耗你所有的能量。你不能做梦，不能沉浸在回忆中，你总是有点兴奋。这种完全不确定的生活，就像是你出去跑步，但不知道自己跑了多远。有时你必须加速，但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不断呼吸就可以了。”

十一月，很早就试图推动和平谈判的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暗示，北约可能接受一个不包括俄罗斯目前所占领土的乌克兰。这样的安排可以实际上可以将前线变成边界，并在不与俄罗斯开始谈判的情况下结束战斗。纳耶姆认为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成了北约成员国，而东德仍然被苏联占领。“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好处是什么吗?”纳耶姆若有所思地问。“它结束了!”

“我的密码？我记得写在了一小片黄纸上，我认为它进了洗衣机。设定这个账户时，我正和亚当约会，所以那一定是2007…2008年。我2008年是什么号码？……”绘图：Amy Kurzweil

最终，纳耶姆的揭幕仪式被一则不同的新闻报道盖过了风头。泽连斯基所在党的议员奥达尔琴科（Andriy Odarchenko），据说因试图贿赂纳耶姆而遭拘押。检察官表示，奥达尔琴科鼓动纳耶姆将重建资金输送到自己被选中担任负责人的哈尔科夫一所大学。纳耶姆通知了反腐败机构，他们设了个圈套：奥达尔琴科得到那笔钱后，纳耶姆收到了大约一万美元的比特币作为回扣。奥达尔琴科是议会反腐败委员会的一员，在预定会议召开前几分钟遭到逮捕。(他辩称自己是无辜的。) 

这是乌克兰进入战后连续第三个冬天的状态: 依旧与腐败的魔鬼战斗，依旧目中无俄，但明显衰弱无力，明显疲惫不堪。纳耶姆担心，假如战争持续足够长时间，乌克兰会变得更像是俄罗斯: 独裁、腐败、虚无。他称：“俄罗斯之所以是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正‘与纳粹作战’。”他指的是普京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们冒着成为俄罗斯的风险，因为我们事实上是在与纳粹作战。”

“民族生存成了疑问时，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谈论民主”

人们常说，乌克兰的不惜一战，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还是为了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民主的未来。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民主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

依正常程序，乌克兰应在今年3月举行总统选举。直到去年十一月底，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似乎都对选举持开放态度，那时距离选举日程安排的最后期限还有几周。但最终决定是不举行选举。“我们不应该举行选举，因为选举通常会制造不团结”，前国防部长、现政府顾问扎戈罗德纽克(Andriy Zagorodnyuk)告诉我说。“我们必须团结。”

据估计，目前有四百万至六百万乌克兰人生活在俄罗斯的占领下。至少有四百万人生活在欧盟国家，还有一百万人生活在俄罗斯，另有至少五十万人生活在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国家。此外，四百万人在乌克兰国内流离失所。这些数字包括很多在战争开始后成年的人，他们没有登记为选民。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曾在二零二二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中心执行主任罗曼佐娃（Oleksandra Romantsova）告诉我：“选举是一场公开讨论。但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口与军队有关，另有三分之一流离失所。”既然有这么多人被排除在公开讨论之外，那么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罗曼佐娃称，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选举造成人们聚集”，这样，乌克兰人聚集在一起时，俄罗斯会轰炸他们。 

现任政府本来就不该延续。泽连斯基曾是喜剧演员，在一部情景喜剧中出演过一名教师，这名教师正派厚道，利用一股反体制情绪登上了总统宝座。泽连斯基当选之际，适逢乌克兰人只是需要有人当总统，或许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不是职业政客就好。他曾承诺只任一届。2019年，在泽连斯基就任后的议会选举期间，他的人民公仆党（Servant of the People Party）只允许首次参选的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只有新面孔”是其口号。该党获得了四百五十个议席中的两百五十四个。眼下，随着总统选举被无限期推迟，泽连斯基和由他率领进入政坛的那一代人，正变得像是他们曾经承诺要铲除的那些官员: 利益根深蒂固，关系盘根错节。

战争开始时，因俄罗斯每天轰炸基辅，乌克兰议会不得不考虑继续在有玻璃屋顶的议会大楼中举行会议的风险。议会决定会议继续举行，但只对多数人希望提交会议讨论的法案进行表决，并限制对修正案的讨论。这实际上将立法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总统办公室。除了其他法案外，议会还批准了泽连斯基在战争第一天提出的戒严法宣言，并定期予以更新。戒严法使内阁能够控制谁可以进出这个国家（自战争开始以来，六十岁以下的男性被禁止出境），并且监管所有媒体机构、印刷媒体和发行公司的工作。

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创办了联合新闻马拉松（United News TV Marathon），这是一档二十四小时发布战争新闻和时事谈话的节目，取代了曾经充满活力和变化多样的电视新闻市场。那些新闻和谈话片段出现在乌克兰的六个主要频道上，而且，在任何特定时段，它们都在播放同样的节目。不论叫什么，联合新闻马拉松显然被设计成了短跑。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这档节目有一种紧迫感、新奇感和震撼感。眼下，哪怕是最糟糕的日子，如俄罗斯发射一连串火箭弹，致死了全国多地平民，也就像是其他所有可怕的日子，人们在差不多一样的地方被以同样的方式杀害。再也没什么可分析的了。罗曼佐娃告诉我：“所有乌克兰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我们得结束这场马拉松。” 

其他受政府控制的媒体面向国际受众。四十四岁的古谢夫(Gleb Gusev)剃着光头，留着修剪过的胡子，曾经营一家名为 Babel 的精英新闻网站。俄罗斯入侵到来后，他决定参战。作为一个四十人团队的一份子，他为联合二十四传媒（United24 Media）制作社交媒体视频，这是泽连斯基的一个项目，旨在向英语世界发布乌克兰政府的信息。在一家名为 Avangarden 的时尚而亲民的咖啡馆和画廊里，古谢夫边喝咖啡边告诉我: “说得严厉一点，那就是宣传；说得委婉一点，那是广告。我们的工作是阐明政府想要传递的任何信息。”

夏季，古谢夫的团队宣传了基辅的乌克兰取得胜利后的愿景。“但后来反攻失败了，我们改变了策略”，十一月，他告诉我。工作重点转向了进出口商的困境，又转向受战争影响的人们的切身利益的故事。联合二十四的 YouTube 频道拥有逾九十万订户，另有三十四万订户关注其 Instagram 账户。古谢夫告诉我: “我的记者本能是不服从的，但后来我想，这项工作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戒严令实际上阻碍甚至逆转了尊严革命后实施的一些最重要民主改革：地方分权和建立控制地方预算的民选政府。在当选市长失踪、辞职或被驱逐的城市和村庄，或者在像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希夫（Chernihiv）那样，当选市长被指控滥用资金并被法院停职的城市，军事管理已经介入。(在切尔尼希夫，国民议会最终代表文职政府进行了干预。)结果是，政府的权力成了草台班子，因地区和城镇而有不同。十一月，在军事当局和社区委员会为控制军事人员支付的所得税发生冲突数月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法律，将那笔钱拨入军事预算。

政治活动组织者、前民选官员索隆泰(Oleksandr Solontay)曾对抗以军事管理取代文官施政的举措，对是否应当继续自己的工作，他有疑问。“假如不是为民主而战，那我们为什么而战?”索伦泰告诉我。他继续说，与此同时，俄罗斯正“试图抹掉我们这个国家。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当我们的民族生存成了疑问时，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谈论民主。或许我们不该把时间浪费在包容或少数族群权利之类事情上，浪费在所有使我们彼此不同的事情上。或许我们应该把所有人都送去参军了事。”

战争陷入了僵局，信念和希望投向了无人机

对泽连斯基来说，秋天开始得不好，结束得更糟。战争期间，他和他的手下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围困在基辅班科瓦街（Bankova Street）的总统府大楼里。那个街区被军事检查站包围。那栋建筑本身绝大多数时候是暗黑一团的。褶皱的窗帘拉在覆盖窗户的沙袋上。10月，《时代》杂志的一篇特写将泽连斯基描绘成了一个精疲力竭、越来越孤立的人，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战争无法取胜，他的政府变得士气低落。

两天后，《经济学人》发表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Valery Zaluzhny)的一篇专栏文章，概述了乌克兰如何才能摆脱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先进的空中力量，更先进复杂的装备，更优质的征兵和战斗人员训练体制。在配合专栏发出的专访中，扎卢日内承认，他和乌克兰公众(他暗示，还有北约)对乌克兰反攻的期望曾经很高。那篇专访的副标题写道: “瓦莱里·扎卢日内将军承认战争陷入了僵局。” 

泽连斯基和扎卢日内是乌克兰最受欢迎的男人。调查显示，更多人信任军队和扎卢日内本人，而非泽连斯基。他们之间的公开分歧可能动摇政府和国家。所以泽连斯基当局团结一致。十一月，我见到政府顾问扎戈罗德纽克时，他告诉我，《经济学人》误解了扎卢日内的说法。他表示: “僵局就是没有人能够采取行动。我们总是来来回回。我们有的是均衡。”在被问及扎卢日内的暗淡评价时，泽连斯基只是半心半意地反驳了他的总司令，说那不是僵局。不论如何，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 “假如我们放弃三分之一的国土，什么都不会结束。”

九月，泽连斯基前往华盛顿。战争爆发之初，他曾在哪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将他比作温斯顿·丘吉尔，国会批准了近四百五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次，泽连斯基没有被邀请在国会发言，因为那里对乌克兰的额外资助已陷入停滞。十一月，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Andriy Yermak）去了华盛顿，但也空手而归。泽连斯基政府之外，有人不满。“他在华盛顿做什么?”曾担任过叶尔马克职务的政治家雷巴丘克(Oleh Rybachuk)问。“为什么我们要派文员而不是外交部长过去访问?”

与此同时，即使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先前承诺的援助，也经常迟到或根本没有到位。而且事实证明，一些已经交付的军事装备保质期短暂。有些武器很有年头，是在泽连斯基出生前制造出来的。在作业状态下，确实送达战场后，那些武器经常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政府顾问莱什琴科（Serhiy Leshchenko）告诉我: “这就好像，假如你把一辆五十年前、原封不动的老爷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然后开始在每天漫长的上下班路上使用。有些零件会裂开。”

莱什琴科刚从顿巴斯前线归来，他在那里交付了十三架Mavic无人机。基辅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无人机。乌克兰人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一度拥有的对自己的信念和希望，对他们的战斗精神和他们的军队的战术敏锐性的信念和希望，他们现在都投向了无人机。一个在战争第二天加入军队的熟人一直在操作无人机; 一位最近入伍的记者朋友被无人机操作员学校录取了。在基辅火车站，我准备离开乌克兰时，遇到一群美国人，他们表示，他们是代表一位想在乌克兰建立无人机生产线的美国亿万富翁到访这个国家的。

一架价值五百美元的无人机可以摧毁一辆价值百万美元的坦克或装甲运兵车，并且无需借助昂贵设备就技能迫使部队回归排雷之类工作，由此增加人员伤亡。“这是一场技术革命”，扎戈罗德纽克告诉我。“就好像以前有马戏团，然后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出现了，永远改变了马戏团的性质。”自战争爆发之初，乌克兰就在用无人机。绝大多数无人机是小型的，在西方国家众筹，由志愿者一次带入一些。俄罗斯人在技术上起步较晚，但似乎已建起大规模生产线，乌克兰人为反攻而没完没了地准备。现在乌克兰人争先恐后，试图赶上。（太阳马戏团，是加拿大一家娱乐公司及表演团体，成立于1984年。——译注）

 “两人深爱对方时，会开始互相发送有趣的TikTok视频。”绘图：Pia Guerra and Ian Boothby

十二月初，乌克兰阻止了前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离境。安全部队怀疑他计划与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面，表示这样的会面“可能会被利用”。数天前，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策划一场针对他的宫廷政变。波罗申科曾批评泽连斯基处置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的方式，声称自己出国是为帮助乌克兰从欧洲获得援助，并否认计划与欧尔班会面。几周后，匈牙利为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五百亿欧元援助的计划投下了反对票。那时，泽连斯基已飞回华盛顿，在最后一刻试图推动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但任务失败了。（2月1日，欧盟特别峰会宣布，欧盟27个国家的领导人已一致同意一项到2027年底以前向乌克兰提供总价值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译注）

2023年最后几天里，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城市的居民区发动了一连串火箭弹和无人机攻击，致死数十名平民，并造成大规模破坏，这让人回想起战争爆发之初的几周。公开宣称谈判不可能近两年后，泽连斯基政府内部人士开始表示，俄罗斯拒绝坐到谈判桌前。乌克兰的主要目标仍是解放被占领领土，俄罗斯不同，目前正投资于战争本身：相较于维持其战争经济和宣传机器运转的目标，军事进展是次要的。“这场战争不会因为谈判而结束”，扎戈罗德纽克告诉我。“普京为什么要谈判?”随着乌克兰的反攻失败，西方的共识瓦解，时间在普京一边。

十二月，《泰晤士报》报道称，克里姆林宫正在试探可能的停火，但只对美国和西方官员放话，没有与基辅方面直接谈判。耶尔马克办公室的一位代表表示，这些提议是为西方受众设计的“信号”。“它们要么是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情报行动，要么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已被乌克兰城市遭到的强大导弹袭击拆穿了”，这位代表称。“有关俄罗斯已准备好谈判的说法是对现实毫无根据的漠视。”乌克兰官员现在认为，任何通过谈判得到的和解方案都是俄罗斯一次又一次重新集结和恢复作战的机会。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Mykhailo Podolyak）告诉我: “俄罗斯不是在为土地而战，而是在为生活在过去的权利而战。”

庇护式民主下，无处不在、难以驾驭的腐败

二零二一年九月，即俄罗斯入侵前五个月，我在乌克兰亿万富翁平丘克(Victor Pinchuk)组织的年度政治会议上亲眼见证了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这次活动在基辅国家美术馆举行，场面奢华，展示了进步的立场。

平丘克邀请了包括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和《金融时报》的拉纳·福鲁哈(Rana Foroohar)在内的著名西方记者主持小组讨论。与会者包括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以及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Leonid Kuchma），他恰好是平丘克的岳父。这里有精心准备的午餐和晚餐，都是素食; 饼干是单独包装的，上面注明它们由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准备。

泽连斯基当时已就任两年半，他和英国广播公司《针锋相对》栏目（HARDtalk）好斗的主持人斯蒂芬·萨库尔(Stephen Sackur)一起出现在舞台上。较任期开始时，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有暴跌。萨库尔问到一个关于反腐斗争的问题时，泽连斯基显得激动起来。“我不喜欢你提问的精神”，他称。泽连斯基指责萨库尔总是对乌克兰抱有“扭曲的看法”，那些看法无视乌克兰的成就，包括最近的司法改革和高科技产业的创建，他声称，正是那些成就将乌克兰变成了“欧洲的数字首都”。泽连斯基走向他的座驾时，一名记者问他是否计划寻求连任。当时，显而易见的是，泽连斯基要兑现解决乌克兰腐败问题的承诺，就不得不违背自己只当一届总统的承诺。泽连斯基告诉那名记者，他宁愿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然后去度假。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间，苏联解体后，十几个国家试图从一种独特的废墟中重建自己: 庞大的官僚机构、指令性经济和腐败网络，这些都使得它们的体制运转不受自身影响。匈牙利政治学家马加尔（Bálint Magyar）和马德洛维奇（Bálint Madlovics）写道，随后诞生的政权可以分为三类: 自由民主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庇护式独裁国家，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庇护式民主国家，如乌克兰。一个庇护式民主国家有多方政治行动者（按照马加尔和马德洛维奇的定义，假如说一个独裁国家是“单金字塔体系”，那么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多金字塔体系”），但相互竞争的政治网络都受制于一个人所掌握的金钱和权力，这个人通常是男性，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苏维埃国家官僚机构一部分的继承者。马加尔和马德洛维奇称这些网络为“顽固结构”。

庇护式民主国家的部分问题在于，庇护者也是政治体制的支柱。“我将乌克兰的改革称为‘踢屁股式的粗暴改革’”，资深政治家雷巴丘克告诉我。“你踢一些人的屁股，改革就前进一点，你踢更多人的屁股，他们前进更多一点。”但今天，当西方要求乌克兰进行这样的改革时，它可能感到痛苦的不公。乌克兰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蒙受了难以言喻的损失。“在战争期间建立反腐机制是很困难的”，纳耶姆告诉我。“资金减少时，腐败程度会降低。战争中有很多钱。”他指出，西方执法机构依旧没有设计出一套方法，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并将它们转移到乌克兰，作为实时赔偿。纳耶姆说：“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你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没收你在伦敦或纽约地盘上的资产吗？而我们本该有逮捕那些参与腐败的人的资源?”

战前，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部雄心勃勃的法律，旨在保护乌克兰的政治不受超级富豪的影响。据这部法律要求，一些寡头被登记在册，他们会被禁止为政党活动提供资金，并在大规模私有化拍卖中竞标政府资产。乌克兰政治哲学家米纳科夫(Mikhail Minakov)曾写道，这场战争帮助加速了所谓的去寡头化进程，因为它巩固了乌克兰总统的地位，并让寡头损失了部分财富。米纳科夫在二零二三年初写道，现在寡头是被削弱了，疑问在于什么将取代庇护式民主制度: 是一个自由民主框架还是独裁统治。他警告说：“有了权力的集中、对大众媒体信息流动的完全控制，以及戒严法的约束，社会可能急不可待地接受单金字塔式的庇护统治，以换取胜利和快速的经济复苏。”随后，他向读者保证，随着乌克兰胜利显然近在眼前，对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支持会很快消失。

泽连斯基一度是局外人，现在有了自己的庇护网络。总统办公室由叶尔马克负责，他现年五十二岁，曾当过电影制片人。经常与泽连斯基政府打交道的人谈到叶尔马克时，就好像他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据说，叶尔马克把他的同事安排到了国家组织和监督委员会有利可图的高级岗位上。贿赂指控已给叶尔马克的副手之一塔塔罗夫（Oleh Tatarov）造成困扰。但当乌克兰反腐败机构展开调查时，叶尔马克公开为塔塔罗夫辩护，调查随后结束。此后，更多指控浮出水面，但塔塔罗夫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叶尔马克似乎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干扰工作做成的事。(叶尔马克的代表称，叶尔马克从未介入任何有关塔塔罗夫的调查。)

这一立场，即战争是采取行动的时间，具体细节可以留待日后厘清，已在政府中赢得支持。“泽连斯基带来的威权主义风险与我们过去面临的风险不同”，该国主要记者之一古梅纽克(Nataliya Gumenyuk)告诉我。“这不是说他想致富，而是他渴望效率”，她停顿了一下，接住了自己。“我不是说这样更好。”

回到二零二一年，基辅国家美术馆的那次会议，以在主餐厅举行的告别晚宴结束。但包括我和其他几位记者在内的大约三十几位客人被邀请到一个单独的房间与平丘克会面。每家餐厅的菜单上都有承诺提供牛排和这位亿万富翁收藏的精选葡萄酒。平丘克在一次祝酒时宣布：“我受够了这种素食主义者的伪装。” (平丘克的办公室反驳了我想起的这事。)他补充说，这些葡萄酒将由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扎卡里亚介绍。虽然与会者没有发誓保密，但平丘克显然认为，没有人会写下他对自己召集的活动所宣扬的价值观的随意贬低。这就是庇护网络的运作方式: 有正式规则，然后有针对富人和那些神通广大之人的规则，他们根据几十年的经验假定，人们会帮助他们的忙，并保守他们秘密。

乌克兰人确实逮捕了涉嫌腐败的官员，尽管每次逮捕都放大了人们腐败无处不在、难以驾驭的感受。九月，在记者发现有证据表明国防部正以高价购买食品和衣服，其中一些不适合作战之后，泽连斯基被迫解雇了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的职务。(列兹尼科夫称一些违规行为称是“技术错误”，政府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乌克兰还找到了攫取商业利润的门道，并利用那些利润在该国南部一度依赖卡霍夫卡大坝（Kakhovka Dam）的地区修建了新的自来水主管道。去年六月，俄罗斯军队炸毁了那些管道。由纳耶姆领导的机构实施的建设只用了几个月就完工了; 他表示，这项工作在和平时期需要几年的时间。

他的机构能够简化流程的许多部分，包括环境评估。“是的，有许多事情在战争时期不能透明，很多人滥用这一点”，纳耶姆称。“我们会想出办法的，但我们在浪费时间。”

战争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阶层

十一月，我跨过那座修复后的大桥，去了基辅西郊。我上次访问布查是在二零二二年六月，当时载有波兰捐赠的模块化房屋的火车刚刚抵达。那些房子看起来整洁而现代，就像白色的集装箱，里面有水和电，但布查的居民疑虑重重。

乌克兰人的房子是世代相传的，他们认为真正的房子得有地基，用砖块建造。纳耶姆用“三只小猪”故事中最实际的那只猪的名字，称之为“Naf Naf心态”。当他的机构提出用更轻便的现代材料建造的房屋替换被毁掉的房屋时，许多前房主觉得交易不公平。而且，缺乏证明文件是普遍情况：一栋房子可能登记在目前生活在国外的亲属名下，或者根本就没有文件可以证明土地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这使得开工困难重重。

在布查，那些从俄罗斯占领中幸存的人士有资格挑三拣四。无数外国名流曾前去参观展示俄罗斯战争罪行的废墟和遗址。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之子霍华德·巴菲特曾多次访问乌克兰，并承诺投入五亿美元帮助乌克兰重建。十一月，我和律师兼活动人士、布查市议会议员尤克伦特赛娃（Kateryna Ukraintseva）一道，驱车穿过如今被称为巴菲特广场(Buffett Square)的沃克扎尔纳街(Vokzalna Street)。二零二二年春，这条街上到处都是被烧毁的俄罗斯坦克和当地居民的尸体，其中一些人是被拖出家门后处决的。当时，沃克扎尔纳街似乎没有完整的建筑。现在，街道两旁都是粉刷过的房子，围着它们的金属栅栏闪闪发光，与屋顶相得益彰。但尤克伦特赛娃称：“有些人没钱买家具。”

布查曾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郊区，但那里的许多居民今天正苦苦挣扎。部分原因是，更富裕的居民已离开乌克兰，但尤克伦特赛娃还见证了身边无处不在的失业。她最近为自己二零二二年夏季重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发布了招聘一名助理的广告。她以为可以雇到一名资历有限的年轻人，但收到了许多信誉良好的律师的简历，他们找不到其他工作。乌克伦特采娃的做法是面向企业，尤其是公寓管理公司。此外，她还帮助女性应付司法系统，寻找她们的爱人的遗体，并让他们得到体面的安葬。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三具身份不明的尸体，每具尸体都被以错误的名字转移到了错误的村庄或城镇。

作为市议员，尤克伦特赛娃是市长费多鲁克(Anatolii Fedoruk)的对手。就像我在布查遇到的许多人，她认为他至少应该为战争开始时该镇缺乏准备承担部分责任。领土防御尚未建立，疏散计划尚未制定，可费多鲁克直到最后都在安慰人们说，不会有入侵。(费多鲁克说，防御和疏散工作应由更高级别当局组织，他已尽力。)费多鲁克担任布查市长已有二十五年：“就像是普京!”尤克伦特赛娃大喊一声。但眼下无法赶他下台，市选举也因戒严令而暂停。

来自波兰的集装箱仓库房屋并没有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们的火车站搬到太远的地方。它们现在坐落于一个小型露天市场和一个大型公寓楼之间的停车场里。从远处看，它们就像是一排排的单车库。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房屋被毁的布查市居民，而是该国东部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布查的常住居民往返市场的途中经过这些集装箱，窗户与视线齐平。每个房间都有两张双层床，也许设计师想到的是单身人士或有孩子的家庭，但很多房间都是两对夫妇共同居住。乌克兰国内大量的流离失所人士，眼下生活在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中。陌生人共用一个房间，彼此不由自主地照顾起来。

战争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阶层。还在俄罗斯入侵之前，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就已依靠汇款生活，这些钱由在国外工作的家人汇回。但在二零二二年，汇款总额下降了约百分之五，而且在二零二三年似乎进一步下降。缺口主要由国际援助弥补。“你知道民主最大的敌人是谁?”政治活动组织人士索隆泰问我。“贫穷。你可以有一个没有民主的富裕国家，但你不能有一个有民主的贫穷国家。所有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组织都在努力拯救我们的民主。他们修理管道，安装发电机。这样我们就不会有数百万一无所有的人。”

“我能抓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好吧，也许不是骑自行车的人，但我肯定能抓住一个慢跑的人。”绘图：Frank Cotham

 但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士还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下层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工作。他们的住房通常只适合紧急情况：在战争开始看起来永远不会结束之前，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情况。

“我已放弃了我的自由，所以我可以为我的自由而战”

尤克伦特赛娃自己居住的高层公寓曾被迫击炮弹击中，并被俄罗斯士兵突袭，自那以后已经修好了。这些天，尤克伦特赛娃在一楼的一个小办公室展开了一项志愿者活动。她正在筹集资金，为军队购买设备，那些设备由西方国家的帮手购买，并作为无人陪伴的行李运送到客车上。

在我拜访她的那天，我们驱车前往基辅的汽车站，去接一批从德国运来的星链终端。尤克伦特赛娃给我看了她的组织帮助过的士兵的照片。不是所有人都还活着。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一组人要求一个可以挂在树上的无线网络增强器，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手机上网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来给我看。

“但那不安全”，我脱口而出。

“没有一样是安全的”，她说。

我见到了社会学家科布津，他在基辅郊区的一家啤酒厂和牛排馆工作。那里挤满了看起来像是办公室职员的男人，但和科布津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住在附近的现役士兵，在下班和宵禁的空隙时间喝着啤酒。我最后一次见到科布津是在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在他位于哈尔科夫的办公室。现在他告诉我，虽然他的第一学位是心理学，但在面对战争创伤之前，他对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无所知。“你的前额叶外皮已经不堪重负了”，他说。“杏仁体变得更强壮。你总是感觉到威胁无处不在。太累了。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再加上一位战友的死亡，家庭内部的冲突，你无法应付了。”他为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提供咨询服务。他说: “我说服了几个准备自杀的人。”。

那些留在乌克兰的人往往对国外的乌克兰人没什么耐心。“我对那些离开丈夫的女人非常愤怒”，尤克伦特赛娃表示。“你要么是一个家庭，要么不是。你们应该一起度过难关。”离婚率急剧上升，而且人们通常认为，许多前往西欧的女性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认识的每一个把妻子和孩子送出国的人，现在都离婚了”，科布津告诉我。“那些一直在战斗的人和那些没有战斗的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泽连斯基的顾问莱什琴科赞同这一点。“那些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的人，是时候回来了”，他表示。“基辅的学校都开放了：它们都有防空洞。我那些不断找借口的朋友们不再是朋友了。”

我采访过的唯一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是纳耶姆的弟弟马西，他是一名律师，后来当了兵。他驾驶的汽车被炸毁时，他失去了右眼。“这是心理上的挑战，因为他们切除了我大脑的这一部分”，他揉着失去的眼睛上方的前额告诉我。“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变得焦虑，有过一阵妄想症。”马西仍在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雇了大约三十名律师。最近，当一位不诚实的客户将公司暴露在公众的批评浪潮中时，马西哭了三个小时，他把这种情绪爆发归咎于自己的创伤。“我很感激那些离开乌克兰并带走他们孩子的人”，他表示。“正如我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五岁的时候把我带到这里，这样我没有看到原本能看到的很多战争。”

虽然战争造成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分歧，但军队本身消除了那些分歧。“我和那些我无法想象在和平时期能够共处一室的人们度过了战争中的相当多时间”，科布津告诉我。“一个阿塞拜疆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反犹太人、一个小罪犯和一个大企业家，他们都设法避免了冲突，起初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更高的目标，然后是因为我们建立了联系，并且现在致力于接受当下的彼此。有个人可能在说什么反犹的阴谋论。但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明天你们就要上战场了，除了彼此，你们谁也没有。”科布津在二零二二年二月创立了一个百人公司，他估计其中大约有三十五人受重伤，超过十二人死亡。其他人继续服役。

乌克兰议会在战争爆发一年后继续近乎满负荷运转，我在乌克兰时，议会正考虑将同性伴侣关系和使用医用大麻合法化的法案。第一项措施将帮助该国遵守加入欧盟的要求，而且，如议会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只对在军队中服役的性少数人群人士公平。另一项措施被宣传为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有帮助。(十二月的议会投票将医用大麻合法化了; 同性伴侣关系法案的命运仍不确定。) 莱什琴科告诉我：“这些都是社会向欧洲做法靠拢的迹象。”

十二月中旬，欧盟开始与乌克兰就加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乌克兰必须达到民主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标准，包括正常运作的政治机构，免受歧视的保护，不存在腐败，匈牙利等欧盟成员国甚至都达不到这些标准。乌克兰全国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一份关于乌克兰遵守欧盟要求的报告指出，媒体缺乏多元是一个关键问题。但该研究所的调查还发现，相较于二零一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对性少数人群权利的支持率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十二。与其他战争中的社会不同，过去两年里，乌克兰似乎已变得更加宽容，而不是更加不宽容。“欧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者索隆泰表示。“它是一座灯塔，我们正在向它游去。”

索伦泰还告诉我，尽管实施了戒严令，但在努力帮助民选政府维持权力的过程中，他发现“战争越来越多，民主越来越少。在民主依旧存在的地方，这是一个意外。”

政治家、政府官员、民间活动人士、记者、一家图书出版商、一名电影制片人和若干士兵：在这个秋天和冬天的乌克兰，与我交流过的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不再考虑战争的结束。他们无法想象。不只对作战，而且对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来讲，这都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担忧的迹象。毕竟，民主就是相信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信念。

乌克兰人没有投降，但正如科布津告诉我的那样：“我已放弃了我的自由，所以我可以为我的自由而战。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作者是俄罗斯裔美国记者、作家、活动人士，非二元性别人士，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杰出教授。本文原题“Democracy in Darkness”，见于《纽约客》印刷版，2024年2月5日一期。网络版上线于2024年1月29日。手绘插图为原文所有，不一定与文章内容有关。译者听桥，为原文加上小标题，对原文有多分段，对绝大多数乌克兰人姓名有简化，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