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中国的崛起，一代人的荣耀与责任_风闻

1900年8月，当时世界八个主要强国组成的联军攻入北京，在进军的过程中，联军遭遇的主要障碍是列强内部的艰难协调和互相掣肘，而不是中国军队弱不禁风的抵抗。

当列强将一份极端苛刻的条约送到清廷之手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会是光明的。10年之后，革命的炮火被点燃，整个中国接着经历了一系列残酷激烈的内部争斗，最终四分五裂。当时的中国与其是个“国名”，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或者地理名词。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她不仅在军事上无能，而且在政治上混乱，更重要的是，她曾经享誉世界三千年的文明也随着实力的堕落而被人唾弃——这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李鸿章”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说正是由于此。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将中国蔑称为蚯蚓民族；日俄战争中在东北地区指挥俄国军队的俄军将领库罗帕特金则戏称他治下的中国人，“令人吃惊的麻木不仁，天生优良的奴隶品种”，他断定，“除非世界毁灭，否则他看不到这个国家再兴的任何希望”；享誉世界的爱因斯坦旅行中国之后，留下了对中国的轻视，他说“中国人是没法被训练成有逻辑思维的人，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另外一位大思想家罗素，同样在走访中国之后，写下了他对这个古老民族的著名看法，“（在中国）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则是受贿和耍阴谋……（他们）没有创造性……贪婪、怯懦、冷漠”。

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

——日本最著名的汉学专家内藤湖南1914年著作《支那论》谈中国

在那样一个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种备受藐视的世界里，一个富有、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在西方获得与其财产地位、知识水平相符的尊重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

甲午战争之后，即便是家庭相对宽裕的留日学生们，当吐出一口中国话之时，也依然能够感受到日本车夫对他们的不屑；而身居高位的吉鸿昌将军旅美期间，尽然多次因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高级酒店的歧视性刁难。

在南洋爪哇，有一位资产逾千万的华侨富翁。一天下午，他到一位好友那里聊天。二人谈得高兴，忘了时间。直到深夜，富翁突然想起该回家了，但自己离家时却忘了带夜照(夜间通行证)和夜灯。按照当地法令，华人夜出，身边如果没有夜照和夜灯，给荷兰巡捕查获，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这位富翁自然不敢冒这个风险，但他又想当夜赶回家去。　　

富翁和他的朋友左思右想，总找不到好的办法，只得偷偷站在门口了望。富翁发现离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间日本娼寮。他计上心来，便对朋友说：“我有办法回家了。”朋友正在愕然，富翁已经径直朝日本娼寮走去。　　

富翁到了娼寮，给一快钱叫了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伴自己散步。妓女得了一快钱，也自然愿意。他们挽着手散步，一直走到了富翁家的门口。荷兰巡捕以为他是日本妓女的客人，也就没有过问。中国的富翁尽管腰缠万贯，却只能借助日本妓女的力量才得以回家。

——孙中山谈清末民初的华人情况

一个不富强的国家，不仅不能对内保证普通人民的基本福祉，对外，也无法让本族的精英们享有起码的尊重。100年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100年前的中国人，就在遭遇着这样的痛苦或羞辱。

今天，中国得以重新富强。那些曾经我们承受过的苦，不再成为我们的烦恼。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哀痛，因为，一个贫弱的国家，不仅仅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每一个人的耻辱。不能因国家富强了，就忘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所以，守护这个国家的伟大，不仅仅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