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现在面临的困境在于，对一般性理论的创新缺失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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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断山
• 中国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以社会形态与国家治理为核心构建出来的。西方的社会科学，是以商业经济思想为核心构建出来的。

事实上社会科学已经包括了商业经济思想，只是历史上，一直停留在农业经济水平，并且极其压制商业经济思想，商业经济文化是没有的，以至工业和科学这些东西，停留在低下的水平上。

西方则大力发展了商来经济，从面产生了工业经济。

倾向优势发展的本能，中国侧重于社会理论研究和国家治理研究，就是儒家思想。整体知识体系皆由此而生。

倾向商业经济理论，西方侧重于国富论，市场经济理论。即使马克思理论，也是基于商业经济理论而来。西方的整个知识体系也由此而生。

所以基础的不同，在向西学习的时候，本质上是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和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就是现在常说的商业经济闭环理论。但是把这个商业经济思想构建的文化体系，全部抄进来了，导致与中国本土的知识文化体系，产生了碰撞，甚至水火不容。

社会科学是最基础的科学，包括了商业经济理论科学的，商业经济理论，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

社科的问题，是自我局限了社会科学作为基础性学科的地们，自我约束在局部领域自娱自乐。

如果把社会科学恢复到自然科学，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等等的全局上去，就会有其基础性，领导性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的社会科学里面的一种，只不过是被西方主流社会抛弃的一种。所以绝不能把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割裂和对立起来。

　　社会科学，也要分时代。古代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拿到我们的时代和现代社会科学相提并论，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都不能拿来解释好现代社会问题。

　　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也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有对古代成果的继承，也有对其糟粕的批判和扬弃，而且继承也是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对祖先成果的继承，是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继承，形式上是脱胎换骨的。我们也许并不这样去认识，但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道路事实上始终在这样走。想回归到不批判、不创新的原汁原味祖先理论框架上去的话，那是事实上不可能成功的倒行逆施。

　　中国社会科学现在面临的困境在于对一般性理论的创新缺失上。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是一般性理论，但却是一百几十年前的理论，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适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看到的新实践。西方人主流的现代社会科学，无论其科学性和正确性成分有多少，都是针对一般性的，也是针对现代社会的。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一般性社会科学理论，然后在新理论指导下更合理和顺畅地发展；二是“摸石头过河”自己实践解决，而“石头”就是西方人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种方式，是早有充足的西方实践经验支撑的，不存在实践不充分问题。即使自己发展早期没有能力去研究和认识清楚一般性理论，只要愿意在认识上下功夫，也可以在自身随后的发展中逐渐增强研究和认识能力。真正一般性的正确认识，也不存在是否适合具体国情的问题。这里唯一的障碍就是对一般性认识不够重视。

　　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种方式，而且自始至终不包含第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尽管因为后发优势而可以用远比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但犯错误、走弯路、付代价是不可能避免的——这是同时存在认识和实践两条路的情形下，实践探索为主的道路肯定会有的劣势和后果。而后果显然还不尽于此。

　　始终对一般性理论不予触碰，一头扎进“中国特色”之中，这种偏重实践和特殊性理论探索的道路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就像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理论而只有空谈的“天下大同”理想而无法救亡图存一样。一般性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准确和科学地提供目标和方向，以及发展道路的一般性约束条件，给出了这些一般性之后，对具体特殊的国情研究及随后的实践才不会因逐渐走偏而失败。

　　我们现在肯定没跑偏很多，但也足够产生相当的困境：西方人的社会科学理论显然不对，但我们的一般性基础理论的缺失，却让更高层和深入的研究缺乏支撑点。这种困境下，一种最不费力气的守旧思维就是回归祖先古代理论的倒行逆施，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谁现在的发展好，就证明谁的祖先的认识是正确的。

　　这里主贴文章的问题，也就是这种困境的直接体现：中国搞哲学的那些人，不是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中国特色，或者把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古代中国人的认识之间强行建立联系来解释现在我们的成功，就是没见到一个想对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理论做创新性升级换代的。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顾解释世界,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实践是需要正确的一般性理论的。我想，也许这些哲学家们把这句话理解歪了，歪到“实践比认识重要”甚至“眼前的实践比认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