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均衡发展,往往是一种战略资源优势_风闻

     **面对21世纪全球政治与经济将发生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方式也将发生相应的调整。追求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战略构想,对世纪发展的战略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把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以及增长质量结合起来,更多地追求长远的比较利益,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强化经济与社会科技协调发展的作用。

   **中国21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同样要推进“以质取胜”的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的有机结合。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质量标准的建立、战略性调整、创造性整合以及协调发展,将成为重要的发展思路和手段。**其中协调发展在21世纪将成为提高中国发展水平的战略主流。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趋向以及战略目标,协调发展需要在以下方面得到有效结合与积极贯彻。

第一,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明显的成就。利用外资和技术设备,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增加了我国的出口创汇能力,扩大了就业渠道,吸收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并发展了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但在新的发展时期,积极、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资,提高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调发展水平已变得更为重要。首先,利用外资不再仅仅考虑到资金短缺的因素。突出考虑的因素是市场需求和出口创汇的技术先进性和实用性,以及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外资利用的技术约束条件和出口创汇条件进一步健全;外资投资结构日趋完善;重化工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将不断提高;出口商品中技术、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步递增。其次,外资利用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缩小东西差距,实现共同繁荣的战略,中国国家产业政策将引导外商向中西部投资。推动外资投向有利于中西部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完善，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趋向合理。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因此,**未来外资利用应建立在内外开放总体政策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不仅要继续扩大外资利用规模和范围,还要把外资投向引导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有目的地把国外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引导到重点调整产业和急需发展产业上来,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逐步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同时,在沿海与内地实施不同的外资利用战略。沿海利用外资除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大力出口创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还要积极参与国内产业分工和国内市场竞争,壮大民族工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并向中、西部转移资金、技术和管理,推动内地存量结构的合理调整。为了吸引外资投向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同时,还要大力筹措国内资金。通过发展股份制企业和品牌控制,采用阶段性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吸引外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为了适应国际经济阶段水平的变化,外资利用战略不仅要与开发利用国内资源相结合,还要根据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转移国内过剩加工能力和成熟型技术,实现由单纯引进战略向对外输出与引进并存的战略调整。

    第二,国家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发展。据测算,在近10年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中,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仍需要投资带动增长的政策支持。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证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以及科技进步政策的统一、协调和有效,形成符合中国产业政策的投资约束体系,这就需要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按照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框架,构筑符合中国产业发展和投资重点的结构性政策。即,以产业结构选择型投资为主导,推进基础产业、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投资结构,建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结构。(1)区域投资结构。在特定时期内,国民经济总投资的地区间配置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区域分布及地址选择将逐步由东向西。到2010年前的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应充分考虑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平衡,逐步缩短到消除东西部之间人口、资源分布不平衡和经济水平及生产力差距悬殊的状况,达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2)部门投资结构。即关系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投资比例关系,如工农业、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新兴主导产业和传统产业等,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倾斜,实现投资结构的优化。(3)投资规模结构。到2010年,中国企业大型化比例要占30%以上。因此要改变投资决策的分散化,通过产业政策的约束和投资主导的选择,促进企业的联合,充分发挥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作用。    第三,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关键要解决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发展的问题。经济增长长期依靠人力、财力、资源和能源投入推动,而不能以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给予反馈支持,将使增长难以为继。**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需要解决:(1)提高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益,改变投资项目闲置,利用率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损失浪费等现象;(2)充分挖掘现有国有资产的效益。主要通过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快企业体制改革,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责任主体明确的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3)增加产业经济的科技投入。主要通过科技投入促进新兴产业的建立,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次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科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份额,发展规模经营;(4)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在增加投入、扩大市场销路的同时,也要提高各级部门的现代管理水平,尤其是要重视投资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企业管理等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增加经济效益,实现少投入、多产出的良性循环发展。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农业人口占80%的中国,还有58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增加农业投入**，不仅是为了改变农业制约经济增长的现状,而且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保障和其它的条件。同时,为控制人口,抑制通货膨胀,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做出了贡献。在未来十五年里,由于工农业发展处于产业演进的重要阶段,工农业发展的矛盾会日益突出。乡镇企业扩张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对城市就业的压力,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与工业成本的矛盾等等,都有可能演变成21世纪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因此,要以稳定农业大局,保障农业收入,促进农业增长为发展的战略重点,坚持不懈地以农业为基础,加快城乡工农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开拓创汇农业,扩大农民就业的范围,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生产力空间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稳定农业,发展农业,需要认真研究和实施农业增收政策。扩大和完善农产品市场,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加大农业科技、教育和科研成果的大面积的推广,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引导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积极发展非农业,发展小城镇,切实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保证农业有持续较高的增长率。如此同时,工业化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应当在产业结构、市场竞争以及就业等方面,加强区域内部结构的协调。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形成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农业增长支持工业发展的战略格局。

第五,区域失衡与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实现均衡发展是在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虽然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地扩大,应当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区域经济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并不是中国世纪之交的战略目的。如果进入21世纪,区域发展严重失衡,东西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应从中国21世纪发展的整体设计,积极推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政策。其战略核心是:以改革开放政策的西移和中央对中西部的结构性投入,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

为此,1990年,我们曾提出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战略（协调发展论，1990）。建议通过优势互补、区域联合、东西开放的三大战略政策,推动中西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各类资源性产业,形成更加强大的外部市场交流，并与东部经济乃至国际经济融合,实现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事实证明,上述战略构想对于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仍有重要的价值。

    第六,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改变有增长无效益的发展,实现“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增长,必须加快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及其协调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向来看,主要发达国家都致力于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促成其一体化的发展,如美国制定的《技术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的指导方针》等,都把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放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及其协调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战略选择。

首先,从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应建立科技与经济的宏观管理与协调发展体制。通过确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加快对发展政策、管理体制、组织结构、投入产出、利益分配等环节和相关因素进行重组和调整,把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引入以科技为先导的发展轨道,使科技与经济战略政策体系具有统一协调的指导作用。其次,以协调发展战略目标和政策为指导,推进科技与经济的集约效应。在增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宏观调控的同时,真正实现地方政府权利与责任、收益与风险、动力机制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科技经济转换,并以投资、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促进科技经济行为的合理化与长期化。第三,建立和完善科技经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主要解决以重点投入的计划调节实现宏观调控科技经济平衡，用市场调节来促进科研院所平等竞争,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利益机制,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以理顺产权关系,建立三位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另一方面,建立以政策驱动和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市场诱导机制。通过市场需求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和成型技术进入企业,加快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第四,建立健全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市场。在国家总体政策的指导下,以科技为主导,以商品市场为主体,建立由资金、劳务、信息、技术等市场组成的共同市场体系。通过制定市场协调法规和条例,建立对共同市场进行协调指导的中介机构和部门。同时,通过扩大市场机制、价格、利率、竞争、供求调节的作用,强化企业科技进步的内在压力,激发科研院校努力推出科研成果,借以扩大市场的技术商品的容量,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目标。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比较优势及其复杂的变量制定的。**不均衡发展及其比较差距,往往是一种战略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战略资源优势,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的制约因素和现实困难。从多维、系统的发展变量中,找出影响和导致发展缺陷的主要因素或复合因素。经验证明,宏观战略上的整体思考,是发展过程中比较差距转化为战略资源优势的基本前提。实现中国国力的新阶段水平,也必须在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通过经济、科技、社会与政治的多维协调与发展,加快后发优势向战略资源优势的转化,进而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优势及其战略效应,随着实现农业现代化、东西部差距的缩小,以及大规模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其影响和作用将日益突出和显露。

转自《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中国发展论的世纪研究与思考》（济南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