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红十字会没有「郭美美」效绩红红火火_风闻

　　澳门红十字会昨晚宴请本地中文传媒，澳门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黄如楷在致辞时回顾澳门红十字会过去一年在人道主义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工作。

　　红十字会的活动早于一九二零年开始在澳门展开，其后于一九二二年加入成为葡萄牙红十字会的分会之一，名为葡萄牙红十字会澳门分会。直至一九八七年，才正式采用「澳门红十字会（葡萄牙红十字会分会）」的名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澳门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分会。

　　澳门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一份子，坚守着她的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宗旨：努力防止及减轻人类疾苦，积极发展在本澳以及国际间的「人道」工作及活动。澳门红十字会的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社会人士的捐赠、提供服务的收费及会员缴交的会费。澳门红十字会的组织章程订定，会员大会是澳门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而中央委员会是在会员大会中选出、代表会员大会在两届会员大会之间以大会的名义工作，负责本会工作方向及政策的订定。监察委员会，亦是在会员大会中选出，是负责审查澳门红十字会的帐目是否正确以及行政是否合法。理事会是由中央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的，是澳门红十字会的主要执行机构，负责管理日常事务。

　　回归以来，澳门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澳门中联办的指导下，及澳门特区政府尤其是先后三位行政长官何厚铧、崔世安、贺一诚的支持下，以及该会全体成员的努力下，还有全社会工商业机构和市民的踊跃参与下，积极投入到澳门特区内外的各项人道主义救助工作。在澳门特区内部，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天鸽」风灾，澳门红十字会于各区设立急救站、派驻救护车及人员驻守，处理伤者。二零一八年九月超强台风「山竹」袭澳，澳门红十字会联同保安部队多个部门，紧急撤离沿岸居民。同时于天气转为平静时，立即派出救护车及人员驻守多个受灾区域，加快提供即场的紧急救护服务。二零二零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澳门红十字会非紧急医疗护送服务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务，并派出口岸体温监测人员一直在防疫前线坚守岗位，还在特区政府三次启动全民核检时，派出人员进行核酸外展队工作，为行动不便长期病患不便出门的病人，上门进行核酸检测采样。二零零三年，澳门特区政府为肯定及表扬澳门红十字会为澳门本地社会事务作出的努力，向澳门红十字会颁授「仁爱功绩勋章」。二零二三年，澳门特区政府为肯定及表扬红十字会在澳门疫情期间，协助特区政府防疫及核酸采样工作，向澳门红十字会颁授「银莲花荣誉勋章」。

　　对澳门特区以外，在历次内地或海外的一些地方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澳门红十字会都积极参与捐款赈灾的活动，汶川、芦山等灾区都活跃着澳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影，在贵州、江西、湖北、甘肃、广西等乡村地区先后捐建多个项目。二零一八年一月，由国务院扶贫办部署安排，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联办联手合作，中国贸促会参与，将贵州省从江县作为扶贫联系点，开展精准帮扶，按照「从江所需」与「澳门所长」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形成「以特区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中联办指导配合」的工作机制。其中澳门红十字会更是「一马当先」，援建了博爱学校、博爱卫生站、博爱便民桥、博爱广场、人畜饮水工程、博爱家园等项目，并将帮扶项目从黔东南延伸至黔西南一带，涉及教育、医疗、产业生计发展、民生公益等领域，参与贵州对口扶贫总援建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二百二十八万元。澳门红十字会还与贵州省红十字会共同签订了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五年的合作框架协议，助力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在教育、卫生、民生、灾后重建、应急救护，以及志愿者服务等领域展开合作。为此，二零二一年四月，澳门红十字会获得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澳门红十字会与澳门社会各界一道对从江县以至贵州省的精准扶贫工作，展现了澳门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心系内地脱贫事业、同胞深情「血浓于水」的生动画卷，体现了澳门社会「爱国爱澳」核心价值无形的力量，也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为我国「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红十字会无辜受到「郭美美炫富事件」的重创，募捐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导致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表示「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三天毁掉一百年」之际，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的澳门红十字会，无论是为灾区进行社会募捐，还是各界人士和机构主动透过澳门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活动却都是红红火火，丝毫不受「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影响。甚至是有时明知澳门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款，是透过澳门中联办转交或是直接送交中国红十字会，也「非要」先行送交澳门红十字会「不可」，以此来表达对澳门红十字会的信任和支持。

　　这是因为，澳门红十字会的活动公开透明，公正无私，而且其工作人员从高层到基层一线，都是「义工」，不但没有从中「捞到好处」，相反还出钱出力。因而就像澳门特区的其他慈善机构如同善堂、镜湖医院慈善会等一道，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

　　这就让人产生一个有益有建设性的思考，虽然澳门特区是实行「一国两制」，但澳门特区的红十字会、同善堂、镜湖医院慈善会等团体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是否也值得中国红十字会等类似机构参考，作为改革的比照？

　　其实，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的改革，在客观上就带有澳门红十字会的「影子」。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中编办写报告，要求取消行政事业编制，实行全员招聘制和干部竞争上岗制，建立新的人事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基金会还理清了理事会、会长会议、秘书处的职责分工，三者相互制约，秘书长在会长会议领导下负责具体运营，相当于「CEO」。经历了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驶上了快车道，资金实力、项目数量和社会知名度大幅提升，迅速成长为我国扶贫领域最大的公益组织。此前，因为基金会的官方背景，许多人将此作为晋升的跳板。改革后这条路被堵死，想谋求政治地位的人自动离去，留下的都是真正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

　　无辜受到「郭美美炫富事件」重创的中国红十字会，倘也参照澳门红十字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改革，可能就将能彻底地「拨乱反正」，从阴霾中摆脱出来，走向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