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国民安全问题是中国必须跨过的坎！_风闻

一、   前 言

我相信观网的朋友大多看过或关注过《孤注一掷》这部反诈题材的电影，在电影里和国内网络媒体上有两个数据触目惊心，一是我国每年网络诈骗损失金额近2万亿，二是在东南亚有10万国人涉及诈骗产业。上述2个数据我无法考证，但我查到两个有关电信诈骗的官方数据：一是2024年1月9日公安部通报，2023年缅北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共向我方移交犯罪嫌疑人4.1万名；二是2022年，公安机关累计推送预警指令2.4亿条，紧急拦截涉案资金3180多亿元，全国累计侦破电信诈骗案件达到46.6万起（据央视新闻2023年3月28日报道）。

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国内发生的新疆恐怖袭击事件、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和持续多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上这几年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企业的疯狂打压（例如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所有这些天灾人祸不仅严重侵害了我国国民的人身安全，同时也造成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民财产损失。

环顾世界中国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国家，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侵害、不法分子破坏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打压，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保障国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难题。

二，国民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强国之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然而近年来突发的自然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恐怖袭击事件，却在不断地侵蚀着我们和谐发展的环境。例如：四川的汶川地震、江苏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以及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我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不包括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造成的国民个体财产损失）。其中，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损失约2500亿元；社会治安事件造成的损失1500亿元；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约2000亿元；生物侵害导致的损失约500亿元。而且，每年因公共安全事件而死亡的人数约20万。

也就是说，国民安全问题已成为现阶段中国强国之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也是未来十年我们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面对这一系列突发的天灾人祸，传统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国民对安全的需要，应尽快启动建设新型国民安全体系的“国民安全保卫工程”。

三、“国民安全保卫工程”

我们所说的 “国民安全保卫工程”也可以称为：民安工程。它实际上是一个国民安全体系的建设和运行工程。具体是指在现代公共安全理论指导下，整合现有资源，通过技术的创新，建设一个覆盖全体国民，且为民所用的安全防范系统和服务体系，以确保每个国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一个完善的国民安全体系应具有：全民参与、信息畅通、实时保障、自我纠错、技术创新等组织机制，同时还要拥有一系列有效的技术支撑系统。例如：有效的感知系统、有效的控制系统和有效的隔离系统。简单地说，国民安全体系的核心构架应包括：五大机制和三大技术支撑！

国民安全体系还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广域属性，即国民安全保障区域不限于国内，有中国国民的地方就需要有保障能力的存在；二是泛国民概念，也就是说这里所述的国民，不仅是本国公民，也包括为本国服务的外籍公民；三是全民深度参与，国民既是被保护对象，也是整个体系网络管控节点的监督员和吹哨人，同时还是现场第一时间的应急救援保障力量；四是体系架构开放性，打破旧体制的桎梏实现跨行业跨部门的资源整合，统一相关技术标准，使得每个国民个体和群体，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技术工具都能融入国民安全体系；五是平战结合属性，和平年代它能保障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当战争来临时它也是全体国民保家卫国的武器。

 “国民安全保卫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将国内传统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拓展为新型的国民安全体系，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从而确保大家都能放心地走出家门国门，踏实地赚钱，大胆地消费。

四、新型国民安全体系的建设

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活动的方式趋向于多元化、个性化，人类活动范围也延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而我们人类所面对的突发灾难事件普遍具有：紧急性、危重性、复杂性、关联性、政治性、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现有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国民安全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实现跨行业跨部门的资源整合，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从制度上强化全民参与机制，赋予每个国民个体相应的权利、责任、技能和工具，从而构建一个完善的国民安全体系。

**首先，在理论创新方面，**我们要突破西方经典公共安全理论的框框，研究以民生为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安全理论。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安全体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经典公共安全理论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是“事故致因理论”（注：我国媒体人经常引用的“海恩法则”和“墨菲定律”等经典论述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由于这些经典公共安全基础理论大都诞生于20世纪的大工业化时代，面对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社会需求变化，这些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例如：在西方“事故致因理论”影响下，我国企业生产安全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查找“事故因子”以及排除安全隐患。一旦有同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企业会在上级监管部门的指导下来一次彻底排查，从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看到，安全大检查年年做，但是国内企业的恶性生产安全事故仍然不断地发生。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事故致因理论”并没有认真考虑到“事故因子”的动态属性，同时也没考虑事故成因的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企业年年做的大检查，并不能彻底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以国民安全为中心的现代公共安全理论。在现代公共安全理论指导下，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采用精准防控和动态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来满足现代社会国民生活多元化、个性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安全需求。

在现代公共安全理论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我们可以构建现代安全科学管理模型，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国民安全评价体系，找出现有公共安全体系的漏洞，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和完善。例如：开展以国民安全基础论述为核心的现代安全防范理论研究，强化全民参与的组织机制；引入“广义救生理念”，构建以国民客观能力为评价要素的 “三元安全模型”，重新定义国民整体安全防范能力指标；同时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政策来激发国民整体参与的意愿。

**其次，在技术创新方面，**要以实际应用场景下的国民需求为核心，紧跟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善于运用新理论和新技术解决新的安全问题；在国内科研资源投入方面，我们还要避免出现重视单项技术突破，而轻视系统集成和体系建设的倾向。例如一：面对近年来频发的高层建筑火灾，现有的消防系统普遍缺少早期预警、逃生引导和现场救援的等功能。我们亟需建设一个在现场能提供动态监视、早期预警、应急疏散、逃生引导、人员测定、人员搜索和救生等实时保护的楼宇智能救生系统（即：现场多系统联动的消防巡查和智能救生系统），来解决高层火灾救援难题；例如二：要解决新能源汽车自燃难题，我们既可以通过研发新型电池材料和制作工艺来解决，同时也可以通过系统集成方式整合现有技术，开发一个早期预警系统，来遏制自燃事故的发生。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借助现有个人智能终端设备的超强算力，结合现代安全管理科学模型，开发一个与人、车系统平行且相对独立的“虚拟安检员”，构建一个包含人、车和虚拟安检员三方闭环运行的安全巡查系统，常态化实施“自检、互检和专检”的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新能源车在设计、制造、使用过程中留下的安全隐患，从而杜绝恶性事故的发生；例如三：面对现代社会城市人口集中且快速流动背景下的“流行病防控”难题，我们可以在“时间优先原则”的现代安全防范理念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分配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加强开发快速检测和筛选、人员识别和引导、紧急救援和隔离等技术系统。

此外，在现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以能适应广大国民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需求为目标，以“权责对等和利益均衡”为指导原则进一步强化全民参与机制，从而打造一个拥有精准防控、动态管理和实时保障能力的国民安全管理体制。

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广大国民普遍追求多元化、个性化、智能化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安全管理普遍采用“三级管理”模式，就是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基础上，构成市、区、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三级纵向管理体制，但这种多级纵向管理体制缺陷较多，实际上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广大国民的需求。例如：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便利和快捷,但同时也带来信息内容难辨真伪，以及网络舆情易受大众情绪化影响等特点。而快速交通工具的使用，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则具有速度快、范围广，以及人群高度集中等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未来以国民安全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必须采用扁平化的、具有纵向和横向互联结构的网络管理模式。一方面，要拥有精准防控、动态管理和实时保障的能力，即管控网络要覆盖“静态社区”和“流动社群”。另一方面，依据权责对等原则，通过制度层面上赋予国民监督和获取技术手段的权利，并明确国民个体责任，强化国民整体的安全意识；同时，依据利益均衡原则，借助一定的奖惩措施**，**来激发国民整体的主观意愿。

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龙槽沟“8•13”突发洪灾致7人死亡事件为例，我们来说明现有公共安全体制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据悉，事发的龙槽沟是成都周边的“网红耍水地”，现场有警示牌显示其为一条承担泄洪任务的沟渠。国内一些媒体记者去现场采访后得知：龙槽沟网红打卡景点已经存在多时，游客进入景区时有工作人员（推测是社区工作人员）要求刷二维码，有当地居民和摊贩售卖商品给游客，也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人员持电喇叭在现场劝阻游客不要进入水沟玩水。客观地来看，四川省成都市彭州的这个“网红耍水地”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旅游目的地，只是没有设立专门的景区管理机构和经营实体而已，而这次突发山洪之所以会造成七死八伤的严重灾难事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基层政府对流动的游客管控能力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多级纵向管理模式，只能应对“静态社区”管理，而无法兼顾“流动社群”。此次龙槽沟“8•13”突发洪灾事件中，面对泄洪沟里流动的众多游客，当地乡镇职能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能调动的资源极少，技术手段落后，根本无法对全体游客实施有效管控。例如：事发当地的乡镇职能部门，平时仅靠少数工作人员持电喇叭在现场劝阻，根本无法阻止游客下水沟玩水。而当山洪爆发时，他们既缺少有效的技术手段把应急逃生信息告知到每个游客，也缺少足够的应急救援力量来实施现场紧急救援。

二是国内游客普遍存在着安全意识淡漠和责任心缺失的问题。 在国内出门旅行时没人把安全需求摆在首位，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能搞定所有安全问题。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国民安全目标的实现，需要全民深度参与，国民既是被保护对象，也是整个体系网络节点的监督员和吹哨人，同时还是第一时间现场保障能力的提供者。也就是说，在现代国民安全体系里，国民应该是事发现场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但是同时也要相应地承担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责任。

三是未能充分发动当地社区居民和村民。在成都市彭州龙槽沟洪灾事件中，最熟悉泄洪沟渠情况的当地社区居民和村民，没有在事件发生的早期参与进来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由此看来，当地的公共安全管控体系，不仅没有覆盖游客群体，也忽视了当地社区居民和村民的力量。例如：平时政府职能部门可以通过一定的奖励措施**，让当地社区居民和村民一**起来维护泄洪沟岸边的隔离铁丝网，或者一起劝阻游客进入泄洪沟内玩水，或者在售卖商品的同时能顺带告知一下外地游客：“水沟会发生洪水，听到警报要立即上岸”，让下沟玩水的人群有一定的心理戒备。而当龙槽沟上游爆发洪水时，通过手机、村村通广播在第一时间获得预警信息的当地社区居民和村民，完全可以利用身边口哨、电喇叭、铜锣和闪光手电筒向水沟里游客发出警告并协助他们上岸，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阻止这次灾难事件的发生。

最后，在“国民安全保卫工程”的产业布局方面，我们应侧重于现有资源整合，依靠我国的人才资源优势（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在优化体系结构的同时尽快推动一批先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不同于美国政府19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我们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其所需技术和产品主要涉及民用产业圈内的企业，仅有一小部分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涉及军工企业，总体来讲不会影响我国军工产业布局。

一方面，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时，技术路线的选择要优先考虑我国已有的优势领域。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光量子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含智能无人机）、5G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科研成果，让国家早期的大量科研投入能尽快有较好的收益。

另一方面，要重视国民安全体系架构的完整性，尽快补齐“感知、控制和隔离”三大技术支撑系统中的短板。特别是在个人安全防范的技术和产品方面，国内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能构建完整生态体系的龙头企业和品牌。例如：已经在我国广泛使用的智能电视、智能音箱、智能机顶盒、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遥控器、智能头盔、智能门锁、智能火灾报警器等民用电子产品，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安全预警功能芯片或内置功能软件，来建设一个经济实用的“家庭卫士”或“个人卫士”系统。平时，它既能帮助我们找出安全隐患，防范于未然。突发事件发生时，它也能引导我们逃生和向外发出求救信息。另外，家庭和个人防护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有利于形成新的国民安全产业发展格局。

五、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美之争表面看是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但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和创新体系之争。通过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我们能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凝聚民心、留住人才，从而推动我国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同时也能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可以这么说，我们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的综合收益将会大大高于美国上个世纪“星球大战计划”的收益。

第一，技术创新和基础建设投资能带来直接收益。例如：新型产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有效的基础建设带来稳定收益，家庭和个人新型安全防护产品的推广应用能带来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国民安全保卫工程”建设也能有效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机器人技术、5G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尽快转化，及时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第二，有了完善的国民安全体系，国内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就能健康地发展，不会一停了之。例如：高风险的体育旅游项目，传统的核工业和化学工业项目，以及以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

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乡村旅游，国内有许多山区的网红旅游景点是民间自发建设的，既缺乏政府有效监管，也没有专业机构进行安全评估，有时就连一个普通山村里的泄洪沟渠也能成为旅游景点。这些网红旅游景点的形成，一方面能给当地村民带来较好的经济收益，有利于乡村经济振兴；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专门机构进行安全评估和规划建设，同时也缺乏政府有效监管，大都存在各种安全隐患。但是如果我们及时把这些网红旅游景点纳入国民安全体系内实施安全监管，并加以妥当的景区规划和改造，则会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好手段。

第三，提高普通大众抵御危机的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对人类生命的危害。例如：我国家庭住宅室内普遍缺少烟感火灾报警器，因此我们在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时，应强力推进室内烟感火灾报警器进入家庭工作。家庭安装一个或多个室内烟感火灾报警器，只需几十元或数百元人民币，但却能大幅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美国消防协会2005—2009年的统计表明，美国家庭火灾死亡率的62%源自没有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或火灾探测报警器没有正常工作的家庭，安装了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并起作用的家庭，在发生火灾时，逃生的机会比未安装报警器或报警器未有效工作的家庭高63%。尤其是在火灾很小时，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及时报警增加了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的机会，死亡率仅为1%。

第四，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国人凝聚力的进一步加强。一个完善制度保障下的全民参与机制，能有效提升国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基于利益均衡原则制定的一系列能照顾到各阶层国民利益的政策，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国民幸福感提高。而先进通信工具的应用和扁平化网络结构管理模式实施，能确保国家各个层级政府职能机构的信息畅通，对于中央政府掌控地方舆情、关注基层民生有非常重要意义。例如：面对重大危机事件时，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和互联网通信容易中断的难题。我们应尽快建立基于精简指令协议的应急通信网络，要保证在危机发生时国民之间的信息畅通，确保每个国民都能用普通的通信工具及时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

第五，藏兵于民，军民融合。实施“国民安全保卫工程”，我们可以在不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前提下，快速研发一批军民两用的尖端技术和产品，同时培养一大批军民融合人才。例如：先进传感器技术(高灵敏极紫外光探测、次声传感器、分子信息传感等)、无人装备前置AI模块技术（智能汽车、智能无人飞机等）、紫外光通信技术、太赫兹技术、现有军民两用装备芯片算力挖掘技术等。军民融合技术的突破，可以成倍地提高我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作战效能，而且不需要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