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迟到”的正义？印度法院积压案件破5千万件_风闻

2024年01月24日 07:12 新浪网 作者 澎湃新闻

　　印度“缺法官”的难题几乎每年都会见诸报端。据新华社报道，早在2016年，时任印度首席大法官T·S·塔库尔就曾在会议上向总理莫迪声泪俱下地提出，政府要大幅增加法官数量，不然“堆积如山”的案件无法处理完成。

　　当时，2016年，印度仅在地方法院层面就有超过2000万宗积案，光处理刑事案件就得花30年。2019年，印度各级法院积案共有约3300万件；2021年，这个数字达到4500万件。来到2024年，长期追踪南亚地区新闻报道的记者萨米尔·亚西尔（Sameer Yasir）1月13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提到，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刑事与民事积案超过5000万件，在过去20年内翻了一番。按照目前的速度，要清理完印度积压的案件需要300多年。

　　“我们如何应对司法系统中不断增长的案件积压，及时为普通人提供正义？”由印度资深法律记者迪内什·加迪亚（Dinesh Gardia）等人发起的非营利法律网站Law Pedia曾专题撰文发问道。

　　“等候发落”的普通人

　　积案如山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在审理普遍存在的拖延现象下，影响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目前，印度约有77%的嫌犯（prisoner）仍在等待审判，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平约为33%。在超过1100万起积压的民事案件中，近1/4的案件拖延了5年以上。这些积压的民事案件大多涉及土地或其他财产纠纷。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法律纠纷是一宗银行清算案，在72年后终于在2023年得到解决。另外，去年6月，1名90岁的印度男子因为涉及一起42年前的案件被判终身监禁：他在1981年参与了一起对10名达利特（“贱民”种姓）村民的屠杀。

　　印度记者萨米尔·亚西尔在他的报道中还讲述了一位名叫比诺德·帕斯万（Binod Paswan）的“贱民”所遭遇的故事，帕斯万是一起上层种姓地主指使的屠杀事件的亲历者。事件的起因是一些来自印度比哈尔邦的农场工人提出提高工资的主张，却遭到高种姓土地所有者的反制；共有58名“贱民”在事件中被杀，其中7人是帕斯万的家人。帕斯万当时躲在粮仓中，因此幸免于难。他在屠杀事件第二天就向警方报案，调查人员随即展开调查、检察方面提出指控。

　　如今，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26年。经过数百次法庭听证会、相互矛盾的判决、一些证人离开人世之后，帕斯万仍未能等到最终裁决。“对我们而言，寻求正义已成为我们一生的噩梦。”45岁的帕斯万说。

　　身为被告的送奶工马亨德（Mahender）也在“等候发落”。他曾在十多年前被指控销售假冒产品，作为被告出席了几十场庭审。时至今日，该案件仍未得到裁决。甚至乎，为他负责立案的警察已被调离原来的小镇，检察员与证人也已不再出席，马亨德却仍需按时“报到”，参与听证会。

　　即使律师手握被印度社会视为最重要文化资本之一的法律知识，也不一定能在效率低下的司法体系中“速战速决”。1999年，来自马图拉（Mathura）法院的律师查图维迪（Tungnath Chaturvedi）被服务态度恶劣的铁路售票员多收了价值25美分的票款。查图维迪为此提起诉讼，花了23年时间，历经120场庭审才得到判决。查图维迪讲述说，诉讼期间，他每天都要在法院的五层楼上下奔波，参与庭审。当法官最终宣判时，他作为律师已经退休了，甚至因为关节炎无法从家里走到法庭。

　　身为母亲的克里希纳穆尔西（Neelam Krishnamoorthy）的法庭斗争尤为残忍：1997年6月，新德里一家电影院的火灾造成59人死亡，其中包括她的2个孩子。事故发生10年后，电影院相关责任人才得到判决。案件审理期间，有着“强大的房地产背景”的两位电影院老板在2015年成功争取到法院从轻判决，引起克里希纳穆尔西上诉，指控两位被告篡改证据，才最终于近年为其死去的孩子寻回正义。

　　克里希纳穆尔西的故事获得了许多印度媒体跟进报道，甚至被改编为影视剧，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意识获得提升。然而，对她而言，“如果我知道追求最低限度的正义也要花上20多年的时间，我是不会上法庭的。”

　　“印度宪法的序文将社会、经济和政治正义置于所有其他基本结构之上，拥有最高的地位。正义的迟到（Delay of justice）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简单推迟，在司法上，它也在产生不可逆的、长期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悄悄地、暗中地摧毁正义。”非营利法律网站Law Pedia文章写道。

　　不堪重负的法院

　　印度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包含贫富差距、教派冲突、族群关系等在内的棘手社会问题繁多。司法系统的积案问题作为其中之一，其实由来已久。

　　印度法院之所以不堪重负，最直接的原因可由简明的数字说明：印度平均每100万人中有21名法官，其法官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在全球排名中长期保持低位。对比之下，美国每100万人中约有150名法官。

　　几十年来，印度的领导人和法院一直试图增加法官人数，希望终有一日能实现平均每100万人中有50名法官的目标。就算这一目标数字不过是美国现状的三分之一，也仍迟迟难以落实。《纽约时报》记者萨米尔·亚西尔（Sameer Yasir）在其报道中写道，在印度历届政府看来，总有其他更重要的事项需要处理；相比之下，为聘请更多法官增加预算投入、改善法院设施、推进数字化等议程，并不那么重要。

　　1987年7月，印度法律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司法机构人力规划蓝图》报告中指出，印度司法队伍力量远低于其他国家。在当时，委员会就建议要将“每100万人口中有10.5名法官”的水平提升至“每100万人50名法官”。到了2002年，印度最高法院在一起判决中指示，印度政府和各邦政府应该在5年内分阶段将“每100万人中有13名法官”的水平提升至“每100万人50名法官”。然而截至今年，印度平均每100万人所有法官人数水平仍只有21名。

　　数据显示，针对印度司法部门的预算拨款仅占印度GDP的0.08%-0.09%。《印度司法报告》首席研究员尼亚蒂·辛格（Niyati Singh）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预算不足严重限制了印度司法系统的能力；数据还显示，积压案件数量增多的邦大多数都是司法预算增长落后于总预算增长的邦。

　　本应致力于扩大完善司法系统的政府似乎成了“麻烦制造者”。印度Law Pedia网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印度政府作为印度司法系统中最主要的起诉方，常常提起一些不当诉讼以获得饱受争议的税收收入，这部分收入占GDP比例可能高达4.7%。

　　除此之外，一些源自英国殖民传统的法律规则似乎让审理进程“慢上加慢”。比如，律师总在进行无休止的口头辩论，并提出冗长的书面陈述。在“保留传统”的情况下，印度法院仍在采取证词手写的程序。印度政府曾试图对此改革，要停止手写证词、加快证人提问程序，但未见成效。

　　来自印度的媒体人夏尔玛（Sharma，化名）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本身对普通人来说，法律条文就已经很复杂、很难以理解的，更何况要去接触这样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复杂程序。”

　　印度政府曾期待“人民法院”（Lok Adalat）这一种民间调解制度能帮助解决案件积压问题。实际上，在印度各地设立的“人民法院”已经在过去20年解决了数百万起纠纷。目前，“人民法院”已经获得印度宪法修正案的认可，具有合宪性。但印度法律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仍有许多改善空间。

　　略显讽刺的是，印度记者苏提克·比斯瓦斯（Soutik Biswas）曾在其报道中表示，印度最高法院被一些学者盛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院”。印度最高法院拥有70多年的历史，有权废除行政法案、议会法律和宪法修正案，还有权独立立案、任命“法院之友”来帮助处理案件、设立专家小组协助其决策过程。此外，34名法官每年都要处理浩如烟海的法律文书——近70000件上诉和请愿书，还有需要发布的约1000份判卷。

　　德里国立法律大学法学副教授阿帕娜·钱德拉（Aparna Chandra）等印度法律学者在2023年11月出版的著作《审判中的法院：印度最高法院的数据库》（Court on Trial）一书中表示，基于他们对最高法院超过100万件案件的数据分析，截至2018年11月，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高达40%的案件积压时间超过5年，相比之下，2004年积压时间超过5年的案件占比为7%。另外，截至2018年11月，印度最高法有8%案件积压时间超过10年。

　　阿帕娜·钱德拉等学者研究发现，一起案件从初审法院诉讼至最高法院，平均审理需要大约13年零6个月的时间。平均而言，税务案件在法庭上需要大约四年的时间才能得出裁决，这使得它们成为对印度国库来说最耗时、影响最大的案件类型。

　　截至2018年11月，负责处理重要法律问题的宪法法庭案件（需要至少5名最高法院法官审理）平均积压时间超过8.5年，最高法中需要7名法官审理的案件的积压时间则在16年以上。

　　“尽管最高法院拥有巨大的权威和权力，但它仍处于危机之中。”阿帕娜·钱德拉等印度法学学者如是感慨。

　　政府去哪儿了？

　　来自印度的商人瓦什斯塔（Vashista）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印度社会对法院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早有感触。“有关报道体现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本届莫迪政府曾立下类似‘军令状’一般的誓言去改革司法系统，不过我们似乎还没有感受到真的成果。”

　　据央视新闻报道，去年12月11日，印度最高法院应印度国内部分人士申请作出裁决，维持废除宪法第370条的决定。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已经认定，总理莫迪政府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的决定是合法的。

　　实际上，印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在莫迪政府近年积极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某种程度上，这与莫迪政府疏于推进司法体系改革、司法人才队伍扩大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政治议程上，如无必要，法院有关的议题被置于次要——除非这些议题与政府更为关切的政治议程有关。另外，印度政府作为印度最大的起诉人，近50%的积压案件来自政府提起的诉讼。

　　印度社会有批评声音称，莫迪政府努力加固其麾下机构的权力，甚至试图利用司法体系的弱点来恐吓法院。印度记者萨米尔·亚西尔在报道中称，莫迪政府任期内，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常围绕司法任命问题展开斗争，愈演愈烈。实际上，印度每届政府都会利用法院的脆弱性来推进政治目的。

　　印度法律新闻平台LiveLaw总编辑马努·塞巴斯蒂安（Manu Sebastian）在探讨莫迪执政时期的最高法院地位时分析说，印度公众对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法院独立性所遭破坏印象深刻。英迪拉·甘地曾于1966年至1977年、1980年至1984年担任印度总理，行政部门随意干预法官的任命、调任、更换。

　　公众因此对司法部门的独立性曾抱有期待。然而颇受选民支持的莫迪政府非常强势，政府甚至曾和最高法院就司法任命权展开公开的斗争。莫迪政府2016年以来在这类争斗中优势越来越明显。

　　如今，印度法院在面临判决时，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政府一方，因为这些决定往往能带来大量的退休津贴。

　　阿帕娜·钱德拉（Aparna Chandra）等学者研究还发现，涉及印度社会敏感政治问题的诉讼常有“插队”或者“被推迟”的现象。哈佛法学院研究员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表示，印度法院系统优先处理较平常的案件而不是紧迫的案件，这招致了批评，被认为是“法院利用积压的案件来当作回避政治敏感问题的盾牌”。

　　“是的，它确实（招致了对司法逃避的批评），”最高法院前法官马丹·洛库尔（Madan Lokur）表示，“但我必须承认，法院已经审理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它也放弃了其他问题，例如选举债券案。”选举债券是向政党捐款的无息金融工具。这些债券于2018年2月推出，本意是要清除非法现金贿选、使政治融资更加透明，然而这些债券并没有显示购买者和捐赠对象的公开记录，反而让批评人士质疑“违宪且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