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利润丰厚，只是土地再也长不出庄稼_风闻

《中国烟草史》（班凯乐，2018）中关于清朝时期烟草的种植、产地、加工和销售：

在长江丘陵地带，烟草是一种受到青眯的经济作物，因为它相对容易种植，而且不论给多少关注和照料，烟草都能生长。烤烟是目前在全球栽种的这种植物的主要品种，高度劳动集约并且非常消耗资本。

然而，在特定条件下，特别是如果以数量而非质量为目的的话，其实可以用最省事的方式种植烟草。与那些在平原种植烟草的人相比，丘陵地带的烟农最初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清代精英烟民喜爱的优质地方烟草主要生长在遥远的边缘山区，而不是在核心的低地。

烟草需要氮、磷、钾相对丰富的土壤。**如果不持续轮作并大量施肥，即便最肥沃的土壤，其养分也会很快被烟草消耗殆尽，**这不仅会导致环境退化，而且会产出劣质烟草。在已经集约化耕种的人口稠密地区，种植烟草需要投人大量劳动力。

首先，种植在苗床中的小芽必须一天至少浇灌一次，并且遮蔽阳光，然后用手小心移植。然后，植床需要持续耕锄，以免田地滋生杂草。用相对昂贵的豆饼进行适当施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粪便会让叶子带有一种难用的气味。大约两个月后，靠下的叶子和顶部的芽被除去，以防开花，从而刺激叶子生长并增进养分的摄取。

最后，烟叶被分阶段采摘。其中在植物最下方的首先被收割，其次是中间的几层，依此类推。所有这些精细的操作都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移栽幼苗和收获烟叶是该过程中最为劳动密集的阶段，小生产者可能不得不在这些时期雇佣额外的人手，或者与村里其他人互惠交换劳动。

在核心低地种植烟草的成本可能相对较南。18 世纪，在位于大运河周边平原的济宁（山东），据说烟草所需的劳动力是玉米的两倍。种植烟草的成本高达收益的 75%。而种植玉米的成本仅为收益的 20%。

19 世纪的经世作家包世臣（1775一1855 年），对种植烟草相较于粮食的高成本感兴趣，他估计种植一亩烟草需要 50 个人工日，而种植棉化、 豆类、高粱或玉米则需要 12 至 13 个，种植水稻只需要八九个。 包世臣还估计，烟草所需的肥料比水稻多十倍。

与低地农民相比，那些在丘陵地带种植烟草的人能够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并投入较低的成本。在丘陵地带， 新开垦的田地为刀耕火种的农业留有余地，烟草种子可以直接播撒在地面上，从而跳过劳动密集型的移栽阶段。新开垦的士壤一般相当肥沃，因此不一定需要肥料。在这种条件下，对全面除草的要求也很低。如果需要肥料，至少在特定区域的树木被用完以前，山区种植者都可以使用唾手可得的木灰。

如果降低成本比烟叶质量更为重要，也用不着截去植物的顶端以免花朵生长，或除去叶子以增强香气。通过一次性收获全部烟叶，而不是分阶段采摘烟叶，劳动投人可以最小化。客家家庭可以利用妇女的家庭劳动，这是另一个附加优势。此外，在山城旱地上种植烟草的移民也不需要投资建设和维护灌溉系统。

无论是在丘陵地带还是平原，烟草收获后，几乎不需要任何炮制就可以出售给中间商，将之运到市镇加工。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以前，人们将烟叶悬挂于户外，在阳光下风干，或者在火上烘烤，以这些方式加工烟草。这些方法都不需要用为特殊设备或建筑的任何支出。烟叶被简单地干燥，然后交给经销商，他们对烟叶进行分级，并将之作为“生烟”在当地销售，或者用于进一步加工烟草在专业作坊里加工，这些作坊的规模不一，既有了到 5 个工人的小型家庭企业，也有员工众多的大型制造厂（厂房或作坊）。

小型掮客往往充当农民和大烟草商之间的中介。中型烟行则直接向生产者收购烟草，然后为出售给消费者而将之加工。中间或中心市镇战略性地坐落于可以航行的水路支流沿岸或附近，这些市镇的烟行通常在他们的住宅后面设有加工棚，在前面设有零售店。他们往往雇佣十来个人。地方或区域城市中的大型加工和批发机构可以雇佣 50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位于优质烟草产地或附近的许多县城，烟草加工成为一种专门的手工业。

例如，在逐步发展为福建西部烟草种植中心的永定，在 1736 年只有一家烟草作坊，但到了 1820 年，增长到一百至家。在赣南丘陵出产烟草的加工中心瑞金也有大量烟草作坊。来自漳州或汀州的商业投资者最初提供了开垦烟田所需的资金，还在位于县城的数百个加工棚中雇佣了大量劳工。

无论在小型作坊还是大型制造厂里辛勤劳作的员工，根据烟草销售的形式（旱烟、水烟或鼻烟），以稍许不同的方式加工烟草，但基本程序相当简单。烟叶先从茎上摘下，然后弄碎。这些碎片被撒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并用脚蹂碎。随后，烟草被撒上糖、酒、香料和油一并干燥，然后反复喷洒和干燥。这一润滑的干燥的过程重复的次数越多，最终产品的质量就越高。

将调味品与烟草混合需要一定的技术，通常由训练有素的工人完成。浸透了油和香料的烟叶被聚集在一起，夹在两块板子中间，被压成块状压榨大约 12 小时后，烟砖被移出并（对于旱烟）切成丝。然后，加工后的烟丝被包在纸中，以不同的重量出售。以这种方式调制烟草大大减少了它的体积，同时增加了它的价值，而且烟草以这种切丝旱烟的形式，从边缘山区被运送到城市化的核心地区。

烟商经常向佃户种植者提供启动贷款或延展信贷，对于丘陵地带的农民而言，这种融资即使会让他们债合高筑，也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地主通常要求提前支付大量不可退还的押租，而租金必须以现金支付。

出于同样的原因，农民生产者经常以协商的固定价格提前将他们的烟草作物抵押给当地经销商，然后这些经销商以市场价格将之转卖给区域加工中心的大型制造厂。因此，既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又享受其收益的是商人中介，而不是农民。

负债、极度贫困，以及艰难而辛劳的工作是长江丘陵地带大多数烟农的命运，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但是买家支付的小额钱款所给予的激励，以及粮食作物相对可靠的产量，促使许多棚民迁徙者尝试将烟草作为经济作物种植。

大多数小农可能最多只能通过烟草赚一小笔钱。这笔钱被他们用于缴税纳租、偿还债务或支付临时花费。然而，一些将土地用于种植烟草的地主和富农自己做得相当好。在 19 世纪的济宁，六个家族控制了烟草生产和加工，年营业额为 200 万银两。在某些情况下，棚屋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种植烟草脱贫致富。

诚然，在丘陵地带种植烟草有一定的风险。旱地农业完全依靠雨水，倾盆大雨或长时的干旱都可能是灾难性的。疾病和虫害是常见的危险，而霉菌会在加工过程中破坏烟叶。然而，烟草的耐受力相当强，在季末通常都有所收获。烟草的种子易于获取，因为一株烟草能产生几百克的种子，而种植一公顷土地仅需 50 至 75 克。

烟草的生长期相对较短，这意味着可以在同一块田地轮作粮食作物，特别是高热量的甘薯或玉米。

开垦土地显然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但许多棚民耕种的是在 17 世纪中叶的灾害以前曾经有人定居的土地。这些土地很容易恢复。此外，清场伐木的工作可以在没什么农活可做的冬天完成。有时，这种费力的工作是由地主专门雇佣的年轻移民完成的。这些地主被称为“山地主”，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开垦大片土地，然后要么雇佣季节性劳工耕种，要么将之出租给烟农。

最好的烟草和最高的产量都出自长期休耕的田地。因而投资者和耕作者都无可厚非地倾向于选择从前未被开垦，而且靠近河道的土地。**然而，鉴于烟草对氮和钾的高摄取量，在所有种植烟草的丘陵地带，土地很快就丧失了大部分肥力。**我们不知道中国烟草在清代侵蚀原始士壤的速度有多快，但在同时期的印度，在山区种植烟草导致每年每英亩土地损失 45 公斤表层土。相比之下，棉花每年每英亩士地损失失的表层土为 7.5 公斤。

烟草对土壤肥力的负面影响可能与在长江丘陵地带种植的耗钾作物玉米处于同等水平。当然，许多地方官员担忧烟草对山地的不利影响。但对于许多耕作者而言，短期收益的预期比烟草生态效应的长期影响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