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多“狗粮”终害己！中国出手反制美国对台军售_风闻

转自：千秋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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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势，浩浩汤汤。美国苦心孤诣的对台军援军售布局，不仅无法让台湾当局获得“以武拒统”的信心，更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无论台湾当局接下来会在“吃狗粮”和“买狗粮”之间做何博弈，最后都难免落得个“运输大队长传人”的可笑下场。

1月7日，针对美国出台新一轮对台军售，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打蛇打七寸，中方对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就是在警告其他美国军工企业，切勿在对台军售上玩火。

李敖公开说过，台湾就是美国的“看门狗”，而且当狗还要自己花钱“买骨头”。

仰人鼻息，是台湾当局始终无法逃脱的宿命。美国对台的军援军售，既是长期维系其苟延残喘的“狗粮”，又是将其绑在美国对华战略上的“狗绳”。

自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的70多年以来，台湾方面经历了拿美国的军援“吃狗粮”到自己掏钱当冤大头“买狗粮”的变迁。最近台湾当局突然加大“狗粮”购买，则让我们有必要回顾台湾当局和“狗粮”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1. 1949-1963年 孤立无援时的“救命稻草”

早期的“美援”是非常丰厚的。美国在“二战”后给予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是战前的两倍，还将大量的武器、舰船、其他战略物资直接送给国民党。但解放战争中，这些先进的“美式装备”并没有让“划江而治”的计谋得逞，更没能阻挡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但即使在杜鲁门打算“放弃台湾”时，美国对台军援也未曾停止。依据美国1949年制定并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秘密军事协定，规定美国继续向国民党军队提供陆军5个师的武器装备，海军16艘舰艇，以及空军所需的飞机零件和雷达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权急忙“献表忠心”，甚至表示愿意出兵半岛，美国对此自然是“投桃报李”。1950年11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派来7艘运输舰和3艘货船抵达台湾基隆港，30架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的机场降落，仅国民党陆军第52军就获得各种军车200余辆，火炮约千门，各种器材2万余吨。

抵达基隆港的美制M-41轻型坦克

1951年2月9日，美台签署《联防互助协定》，规定美国向台湾当局提供用于维护“内部安全和正当防卫”的物资，而物资的具体程度与类别则由美国决定。

1951年5月1日，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抵达台北。这个顾问团由美国陆军少将蔡斯领衔，成员有300人，包括顾问团总部、陆军顾问组、海军顾问组、空军顾问组和联勤顾问组，总部设在台北中山北路足球场内。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对台军援工作走向常态化、系统化，而非“一事一援”。

在为美国代表团接风的酒席上，时任台湾“国防部长”郭寄峤谄媚地说：“蔡斯将军过去不但在欧陆和太平洋战场上建立不朽功勋，还在学识方面亦有高深之造诣，且甚熟悉远东之一般状况。至其率领之顾问团员，均为优秀卓越之士，相信来台后，定能有良好优异之表现。”台军“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拍马屁：“蔡斯将军以其过去治军与作战之经验，来台协助我军运用美国予我之器械，余敢预料其成功。”

当翻译把这些肉麻的语言反馈给美国军官时，有的人甚至把倒在嘴里的酒笑喷出来……

为了尽快给这些仍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打气，美国顾问团一来就出手阔绰，对台军援款项一度连年增长，1951年还是7100万美元，1952年便飙升到2.75亿美元，1953年和1954年更是达到了3亿和3.2亿美元。

1954年美台签署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驻台美军的存在使得对台军援规模首次出现缩减，1955至1957年共计4.7亿美元。但1958年的金门炮战，又使得该年美国对台实际军援规模由原预算的1.83亿上涨到了3.3亿。

1960年12月，美军顾问团团长戴伦宣布，10年来美国对台军援总额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其中就包含高性能战斗机和空空导弹在内的军事物资。这不仅使得蒋介石政权获得了喘息之机，更是助长了其“反攻大陆”的野心。

1958年，在美军顾问团的建议下，美军紧急向台湾地区空军的F-86战斗机提供了AIM-9B空空导弹（原为驻日美军库存）并完成整合。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新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罗斯托对援外项目进行了大幅度改革。通过对蒋介石政权的案例分析，他提出，军事援助必须从预算中单独列出，且必须对其规模和类型进行重新审查，还要评估并确保受援者具备利用好获得援助的能力。简而言之，美国觉得之前的援助太粗放，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罗斯托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必须改变往届政府过于偏重军事援助的政策。在此影响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1962年，是蒋介石政权纠集小股武装力量对大陆发动窜扰活动最集中的一年，但大多数行动都以惨败告终。屡战屡败的国民党让美国十分恼火，宣布暂缓发放该年度的对台军援。

1962财政年度（1963年）之后，美国对台军援再未恢复到之前的规模。

当年9月，美国更是派出泰勒将军（此人1961年还前往南越，处理美军后续向越南派遣部队的问题）为首的代表团赴台调查具体情况。泰勒很快注意到，由于对台军援“管理不善”，导致蒋介石政权为筹划“反攻大陆”，频繁挪用明确要求“仅可用于本岛自卫”的美援钱物。作为对蒋介石政权的惩戒，美国国务院决定大规模削减近段时期的对台军援。

2. 1964-1978年****越战泥潭下的“时断时续”

随着台湾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台湾当局觉得自己又行了，对美援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由于前文提及的1962-1963年美国军援的缓付与少付，蒋介石曾加征“国防附加捐”，即征收进口物价的2％“充军费”。征收国防捐后，台湾防卫预算的自筹部分由1961财年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8.7％，升至1963财年的10.5％。而美军顾问团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至台湾当局利用这笔资金启动了以“反攻大陆”为目标的登陆艇采购计划之后，才“恍然大悟”。

美军顾问团与时任美国驻台湾当局“大使”柯尔克沟通后认为，蒋介石政权大肆追加防卫预算，用外汇大规模采购军需品，必将导致通货膨胀，最终损及台湾的经济，美国必须加以干涉。但随着1963年11月1日美军支持南越发动推翻吴庭艳的军事政变、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新任总统约翰逊决定扩大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规模。此时，美国已经无暇仔细盘算对台军援助的后续管理。

台湾地区空军获得的部分F-5A，后来依照美军要求移交给南越空军。

1964年5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鉴于台湾经济已达到自立的程度，将于1965年6月30日终止其在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改为贷款，但军援和农产品法案仍将继续。随着美国逐渐深陷越战泥潭，对台军援款项也不断缩减：从1965年到1969年，美国在这5年期间实际对台军援的总数仅为3.9亿美元，这也是引发台湾当局“裁军”的重要原因。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转暖，美国进一步以对台军售方式替代无偿军援，以此谋求在对大陆和对台关系之间谋得平衡；到1974年，美国正式宣布停止对台军援。

根据美国国务院资料统计，从1951年到1974年，美国共向台湾当局提供30.79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这些物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喂养”了整支国民党军队。

那个时候的美国，“养狗”确实是下了血本的。

3. 1979-1991年 阳奉阴违的“断炊断粮”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尽管根据建交公报精神，美国废除了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撤走所有驻台美军。但随着1979年春季在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由时任总统卡特签署后正式生效，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的博弈，不仅并未就此停止，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阶段。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通称“八一七公报”），规定美国不得再提高售台武器的性能，并应逐步减少数量。然而美国口蜜腹剑，从未按约履行。根据2019年白宫解密的一项内部文件，就在“八一七公报”签署的当天，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给国务卿舒兹和国防部长温伯格一份备忘录指示，“八一七公报”的执行，要按照“两岸关系具体情况而定”。

1982年的“里根备忘录”复印件

表面上看，美国对台军售额逐年减少，先是从1983年的8亿美元缓慢下降到1985年的7.6亿美元，到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5.1亿美元。但由于“八一七公报”所涉对台军售，并未包含合作生产与军事技术转让，导致美国明目张胆地向台湾出口相关领域技术，使得台湾地区在部分武器装备领域实现了一定的自给能力。例如，台湾航空工业组装生产了308架F-5E/F“中正号”战机，并开始与美国合作研制更先进的F-CK-1“经国号”战机。

上图为“中正号”战机，下图为“经国号”战机

另外，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台军售虽然总额不多、颇为细碎，但多数为补充台湾地区现有军事体系短板的武器，如提升舰队防空能力的“标准”SM-1中程舰空导弹，提升台湾各机场末端防空能力的“陆麻雀”“天兵”防空系统等。

这些军售内容助长了台湾地区军工实力，间接增加了台湾当局拒绝与大陆谈判的军事筹码。

4. 1992-2015年****不断加码的“凯子军购”

1992年6月，布什政府批准对台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仅此一单，就相当于从1979年1月到1992年6月，美台军购合同总价的近150%。这次对“八一七公报”毫不掩饰的粗暴践踏，标志着美台军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台海军事危机的加剧，在150架F-16之后，美台之间先后又缔结了约80亿美元的各类军购合同。

1979-2008年美国对台军售（注意是运交额而非合同额）历年变化情况

到了2000-2008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由于8艘柴电潜艇和66架F-16C/D战斗机的庞大采购计划失败，使得最终成交的美台军购合同总价下降到120亿美元，主要用于为李登辉执政时期购买的美制武器建立弹药库存和保障能力。这一时期台湾新采购的美制武器，多为美军退役装备移交而来，如“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和AAV7两栖装甲车等，“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虽为全新订购，又因无法机动，战时毫无生存能力而颇遭诟病，被岛内民众讥讽为“凯子军购”“当狗还要自购狗粮”。

美国向台湾出售的“铺路爪”战略预警雷达，实际为了监视大陆导弹发射活动。台湾此举实属花大价钱为美国“看门”。

2008年之后，美台军售频率明显降低，但单笔合同价值却有增无减。这一时期，台湾军购中的“大件”，包括为空军购买6套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爱国者”PAC-3地空导弹（备弹444枚），签署146架F-16战斗机“构改”（升级为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的F-16AM/BM型）合同，以及为陆军和空军采购30架AH-64E“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60架UH-60“黑鹰”通用直升机。

如果再算上E-2T预警机升级，“鱼叉”反舰导弹等附属合同，仅这几笔涉及到高性能大型武器装备的合同，总价就高达187亿美元。再加上2015年台湾购买2艘美军退役的“佩里”级护卫舰，36辆AAV7两栖装甲车，以及769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250枚“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等总价值18亿美元的武器，美台军售合同总额仍处于上升态势，可见美支持台“以武拒统”的妄想从未改变。

​5. 2016年至今 不加掩饰的“规训敲打”

从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至今，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已经达成了总计221.5亿美元的军购合同，相比前一时期又有上升。除了军购金额的提升之外，由于这一时期国际局势与两岸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些军购合同还明显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以80亿美元购买66架F-16V Block 70型战斗机，22亿美元购买108辆M1A2T主战坦克等，**这些传统美制大型装备采购，契合台军原有的“建军思想”，企图构建一支与大陆“旗鼓相当”武装力量。**而台军将原订购的M109A6型155毫米自行火炮更改为18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23.7亿美元购买岸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备弹400枚）等，这些“非典型”装备采购，是美国企图通过“教台湾买武器”，进一步搅乱台海局势。

即将交付的M1A2T坦克

说到“教台湾买武器”，就不能不提美国一再灌输给台湾当局的**“刺猬战略”**：放弃陈水扁时期所谓“决战境外”的妄想，而通过大量采购“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毒刺”单兵防空导弹等武器，企图依托“不对称作战”、“本岛游击战”消耗解放军实力，为后续“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争取时间。

尽管对于长期自诩“正统”的台湾地区军队来说，“刺猬战略”无异于自降身份。但要想让其越来越明显的“谋独”目标获得美国的支持，“刺猬战略”仍是台湾军购中费用不高、用处不大但用心却堪称险恶的一部分。近期台军采购美制布雷车，企图化宝岛为雷场就是一例。

一辆布雷车可在4到12分钟内，铺设出一道约1100米长、120 米宽的中密度雷区，或者是555米长、440米宽的高密度雷区。被称为“穷人原子弹”。

美制装备的大批量采购，往往会显著遏制台湾自制武器装备的发展。如“海马斯”相对于“雷霆-2000”火箭炮，“鱼叉”相对于“雄风-2/3”岸舰导弹，皆属此类。这种遏制，实质上又是美国希望通过对台军售，“规训”台湾地区武装力量建设的一个侧面。

而“规训”的意味，则在2023年7月28日白宫宣布，拜登以备忘录形式下达对台湾提供3.45亿军事援助之后，更加明显。

从拜登下达的军援文件来看，其援引的法条并非来自《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而是肯尼迪时期的《1961年对外援助法》。回顾后者提出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美国此次重启对台湾军援的目的，既是企图对中国大陆发出“重返冷战”的挑衅，也是对台湾当局的“奖励”。同时也不忘“敲打”：军援必须严格按照美国“规训”的方式使用（如此次军援提供的单兵防护装备，应用于配备根据俄乌冲突经验而组建的台军“后备旅”），否则就会遭致如同60年前，美国对台军援态势突然急转直下，“再也没有狗粮供应”的命运。

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这次的反制措施十分给力，直接冻结了5家美国军工企业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打疼美国军工企业，让其永远记住，只要对台军售，就将招致中方的反制措施。

历史大势，浩浩汤汤。美国苦心孤诣的对台军援军售布局，不仅无法让台湾当局获得“以武拒统”的信心，更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无论台湾当局接下来会在“吃狗粮”和“买狗粮”之间做何博弈，最后都难免落得个“运输大队长传人”的可笑下场。

1949年，被解放军缴获的美国制造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