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国族主义的幽灵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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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主义的幽灵

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

世界正迎来关乎民主之未来的关键一年。 

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美国（这里只胪列将在2024年迈向投票箱的少数几个重要国家），选举通常会是例行公事。但这些民主国家中的许多正处在一个拐点。极化、制度败坏和威权主义的加剧浪潮能否被逆转？或者，民主会到达某个断点吗？

每个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有品质。在今年举行选举的每个国家，选民都将根据通货膨胀、就业、人身安全和对未来的信心等熟悉事项评判在任政府。但伴随2024年世界各国大选而来的不祥预感源自一个显著事实: 国族主义（nationalism）与民主之间来之不易的和解正蒙受重压。

民主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国族主义危机。今天的国族主义似乎关涉四个议题: 国族如何定义成员资格; 它们如何普及某个版本的历史记忆; 它们如何确定主权身份; 它们如何因应全球化的力量。在每一种情况下，国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都处在紧张状态。民主国家倾向于驾驭而非化解这种紧张关系。

但在世界各地，国族主义正慢慢扼杀自由主义：今年，这一趋势可能以破坏性的方式加速。2024年投票的公民人数将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一年，他们不只将投票给某一特定领导人或政党，还将投票给他们的公民自由的未来。

国族主义关切之一：成员资格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各社会是如何为成员资格设定范围的。

假如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主权国家，它就有权决定将谁排除在成员之外，或将谁纳入成员之列。自由民主国家历史上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成员标准。一些国家选择了特定的种族和文化元素，而另一些国家选择了公民标准，仅仅要求忠于一套共同的宪法价值观。

实践中，包括移民的经济优势、与特定人群的历史关联、人道主义考虑在内的一系列考量指引着自由民主国家的移民政策。绝大多数自由社会处理成员资格问题并非基于某种坚定信念，而是经由多种多样的安排，其中一些安排较其他安排更开放。

成员资格问题在政治上愈发突出，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在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潮在政治上凸显了这一事项，甚至迫使拜登政府改变其承诺的一些自由开明政策。诚然，移民在美国总是重大政治问题。但自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它获得了新的锐势。特朗普的所谓“穆斯林禁令”尽管最终被废止，仍提醒人们意识到，或公开或隐蔽的新形式歧视是存在的，这些歧视将构成未来美国移民制度的基础。

由全球冲突以及经济和气候困境引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正在影响每个国家的政治。瑞典对其融合移民的模式愈发担忧，2022年就已迎来一个右翼政府。在英国，其退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政府将实施2019年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这部法律排除了来自某些邻国的穆斯林难民寻求公民身份的渠道。对新德里来说，成员资格方面的关切是出于优先考虑一个庞大多数族裔的需要。同样，在南非，移民的地位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成员资格问题的愈发凸显，令人担忧自由主义的未来。鉴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历史上与形形色色的移民和成员资格制度相容，自由开明的成员资格制度或许并非创建自由开明社会的必要条件。有人可能会说，没有一个控制良好的成员资格政策，更有可能搅乱自由主义所依赖的社会凝聚，进而损害自由主义。但一个值得留意的事实是，从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到荷兰的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 ，世界上许多支持封闭或歧视性成员资格的政治领导人，恰好也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使得在反移民和反自由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变得更加困难。（欧尔班是匈牙利现任总理。海尔特·威尔德斯，生于1963年，是荷兰极右翼国会议员。其领导的自由党在去年11月的荷兰国会选举中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未来的新一届荷兰政府将由自由党领衔组阁，威尔德斯将成为荷兰首相。——译注）

国族主义关切之二：历史记忆

国族主义的第二个维度是对历史记忆的争夺。

所有国族都需要某种值得利用的过去：一个可以成为某种集体身份和自尊的基础的，将其各路民众团结在一起的故事。历史和记忆的区别可以被夸大，但至关重要。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论，记忆寻找事实，尤其是那些符合对记忆主要对象之尊崇的事实。记忆有一种情感特质: 它被认为要感动你，并构成你的身份。它划定了各共同体的边界。历史则更超然；事实总是会将身份和共同体复杂化。

历史并非一个道德故事，也并非总是意识到其选择性的来之不易的知识的一种非常困难的形式。

记忆是最容易作为一个道德故事而加以持守的。它不只关乎过去。记忆是关乎一个人的集体身份，要加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一种永恒真理。

记忆在政治舞台上正越来越地被强调。在印度，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历史记忆是巩固印度教国族主义的重中之重。今年1月，莫迪将在阿约提亚（Ayodhya）开放一座供奉罗摩神的庙，这座庙在1992年印度教国族主义者摧毁一座清真寺的同一位置建起。它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象征，但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叙事而言，一样是重中之重；那个讲述是，印度人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不应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应是伊斯兰教一千年的征服史。莫迪宣布，8月5日，即2020年这座庙奠基的日子，与8月15日，即1947年印度从英国独立的日子，一样重要，都是国家的里程碑。（阿约提亚，是印度北方邦古城，被认为是印度教神祇罗摩的出生地。——译注）

在南非，记忆问题看似没有多么凸显。但纳尔逊·曼德拉时代的妥协正愈发受到质疑。一些人现在认为，当时的妥协着眼于社会团结事业而牺牲了经济正义。面对持续的不平等、经济上的担忧和下降的社会流动性，许多南非人正在质疑曼德拉的遗产，以及他是否已尽心尽力，赋权于这个国家的黑人。这反映出，人们对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一些幻想破灭了。但这一再度审视，一样可能重新厘定现代南非理解自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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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围绕如何讲述国族故事的争夺可以追溯到开国元勋那里。但围绕这一论题的辩论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眼，从特朗普到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候选资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重振美国”。

例如，佛罗里达州为如何讲授黑人历史的教学设定了可疑的标准，试图规范学生学到的有关种族和奴隶制的内容。这不只是一场关乎教育学的政治的较量; 其背后，是一场更重大规模的焦虑不安的政治辩论，关乎美国如何铭记其过去，因之会如何建设自己的未来。

国族主义关切之三：人民主权

国族主义浪潮的第三个维度是对人民主权或人民意志的争夺。

人民主权与国族主义总是关系密切，因为前者有赖于一个具有独特身份和彼此之间特别团结的民族概念的形成。法国大革命期间，受让-雅克·卢梭思想的启发，人民主权被认为有一个单一的意志。但假如人民的意志是整体的，那么如何解释差别呢？此外，假如人与人之间存在天生的差别，那么如何弄清人民的意志呢？

摆脱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看看谁能有效执行能干人士的意志：在这一过程中，代表另一方背叛那一意志，而不只是对它进行其他解释。为执行那一意志，人们必须严厉谴责代表其他观点的任何人为人民之敌。在这一意义上，对被理解为单一实体的“人民”的虚夸的调用，总是存在反多元主义的风险。哪怕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接受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和代议民主的概念，仍有一丝团结的痕迹被转移到了国族那里。一个国族不是一个国族，或者不能获得一种意志，除非它是统一的。

民众以他们的国族身份为基准，集结在一个单一的意志周围: 我们因为X 而是印度人，或因为Y而是美国人。有时，这样的身份厘定可以相当有成效；它提醒公民，是什么给了他们的特定共同体一个独特的身份。但国族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努力为自身的抗争腾出空间。反对派失去了合法地位或遭到污名化，不是因为他们在政策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而是因为他们的看法被认为是反国族的。国族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往往针对那些被视为挑战了他们的国族认同愿景或他们将国族主义当作基准的做法的力量，这并非偶然。随着国族认同变得更具争议性，只有强用手段才能实现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国族民粹主义，其兴旺发达不是通过找到人民之敌，而是找到国族之敌，某些禁忌往往被用来衡量那些敌人。从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到莫迪、欧尔班和特朗普，几乎所有现代民粹主义者区分民众和精英都不是根据阶级，而是根据真正代表国族的人。谁被评定为真正的国族主义者？对精英的文化蔑视获得了力量，不只因为他们是精英这一事实，还因为他们可以如同过去那样，被不再是国族一部分的精英代表。这种修辞越来越多地将差别视为煽动性的，而不仅仅是意见分歧。

例如，在印度，国家安全指控被用来对付那些质疑政府克什米尔立场的学生。学生的质疑不只被视为一种挑战(或可能是一种被误导的观点) ，还被视为一种反国族行为，必须用刑事手段对付。

国族主义关切之四：全球化

国族主义危机的第四个维度与全球化有关。即使在这个超全球化时代，国族利益也从未消失。各国接受全球化或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因为它们认为那符合它们的利益。但在今年所有民主国家的选举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重新考虑它们参与国际体系的条件。

全球化既造就了赢家，也造就了输家。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或印度的过早去工业化，势必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这一切甚至发生在新冠大流行病之前，这场流行病加剧了人们对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担忧。 

各国越来越确信，明确主张对经济实施政治控制——他们有能力订立合法的社会契约——有赖于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条件。趋势是更怀疑全球化，并出于国家安全或经济原因寻求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美国优先”和“印度优先”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竞争对手的背景下。（本段删去几个字。——译注）

但此时此刻似乎成了国族主义政治中一个重大得多的拐点。全球化在谋求增进国族利益的同时，也缓和了国族主义。它将全球秩序描述为一种不同于零和游戏的东西，在其中，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相互获利。它并不怀疑世界各国的团结。但民主国家正越来越多地放弃这一假设，这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更少的全球化和更多的保护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更多的国族主义：这一趋势也将损害全球贸易，尤其是对较小国家来讲，这些国家需要不断兴起的边境和商业开放浪潮。

民主能否成功穿越国族主义的困境

这里描述的国族主义的四个特征——成员资格、记忆、主权身份和向世界开放——自民主肇始以来就与其影形不离。

所有民主国家都面对自身严重的经济挑战: 美国的不平等和工资停滞，印度的就业危机，南非的腐败。经济问题和国族主义政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二元对立。莫迪等成功的国族主义政治家将自己的经济成功视为巩固国族主义愿景的一种手段。在紧张时期，国族主义是表达冤屈的语言。它是政治家赋予人民归属感和参与感的手段。

国族主义是身份政治的最有力形式。它通过强制性身份的棱镜看待已被它限定于身份的个人和他们拥有的权利。国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就是相互竞争的力量。假如围绕国族主义的利害关系降低，而不是升高了，那么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更容易驾驭。但在2024年的许多选举中，这些国家的国族认同性质会在上述四个方面受到威胁，是愈发可能的。这些选举可能散发民主的活力。但假如最近的历史可以作为参考，那么国族主义在政治中的突出地位更有可能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构成威胁。

国族主义的推进形式不允许自身的意义被质疑，或试图维护特定群体特权，这通常会造成一个更分裂和极化的社会。印度、以色列、法国和美国都面对某种形式的这一挑战。记忆问题和成员资格问题最不易通过简单的政策审议就可以解决。它们利用的真相无关于可以作为共同立场基础的事实。例如，众所周知，我们选择自己的历史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而不是相反。

或许最重要的是，对开明自由（liberal freedoms）的攻击往往打着国族主义的旗号而名正言顺。例如，假如言论自由被发现指向了一个深受珍视的民族神话，那么它最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局限性。每一个乐意缩减公民自由或对体制的公正不屑一顾的新兴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领导人都会披上国族主义的外衣。国族主义允许这些领导人通过使用“反国家”的谣言来镇压异议。从许多方面来说，今年的各国选举大可能决定民主能否成功穿越国族主义的困境：或者，国族主义是会遭到贬低还是碾压。

二十世纪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伟大历史学家乔治·莫斯(George L. Mosse) 1979年在他于希伯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描述了这一挑战: “假如我们不能成功赋予国族主义以人性的一面，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像爱德华·吉本描述罗马帝国衰落时那样描述我们的文明: 鼎盛时期，温和举动盛行，公民尊重彼此的信仰，但它却因不宽容的狂热和军事专制而衰落。”

（作者是设在新德里的智库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本文原题“The Specter of Nationalism”，见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24年冬季号，2024年1月3日上线。小标题为译者添加。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并有多分段。无法确保准确理解。）

《外交政策》2024年冬季号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