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高估了导演而低估了剧本作者的作用？以胡歌《不虚此行》为例_风闻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如果要说明导演对电影的绝对重要性，以及非剧本环节的意义，《不虚此行》就是最好的案例。导演刘佳茵是北影的编剧系教师，在文本层面展示出了非常专业且认真的工作结果，但就像很多人对编剧出身导演的印象流一样，本作也过于依赖文本，在更接近电影“直观”优势的视听环节上比较匮乏。

这让它的成片难言成功，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电影不是文学，而是文字与视听相结合的存在，如果说电视剧确实高度依赖剧本，那么更强调感官调动与情绪沉浸的电影里，剧本则更多只是“重要环节之一”。这是导演的工作，他需要将编剧的工作成果进行有效的转化，与其他部门的工作成果相结合，最终拿出一个综合性的成片结果。电影是综合性的创作形式，最重要的自然也是“综合各环节成果”，编剧很重要，但只有导演才是“综合”的那个人。

剧本当然是一剧之本，是万物的基础，但如何呈现剧本描述的种种情绪与思想，如何将它们从文字的形式转化到画面之上，如何在“必然比文字更直观更真实”的人物与场景之中输出与之相匹配的直观感受性，从而做到剧本与画面的不割裂，文字之“外部叙述”与感官之“自我体验”在观者接收环节的和谐统一，如何让他们能感受到而非被“告知”，都是“导演”而非“编剧”需要做的事情。再优秀的剧本，如果不能很好地转化到画面之上，那么其情感再浓烈，观众也只会从乏味的画面中感觉到干瘪，其思想再深邃，观众也只会从不断的念白里体会到灌输。

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比起直接接收文字，影像终究是更生动、自然，与观者距离更近的直观存在，也就需要有对应程度的呈现方式。

以《不虚此行》为例，它在剧本上确实很规整。随着对每个故事里人对死者回忆，胡歌逐渐从无感平淡激发出内心伤痛，对死者表达出感情，引导出了他自己对生活从麻木到直面的转变。影片分为两个大阶段，前两个各自独立且拥有一个串联线索而完整成章，此外还拥有一个串联全片两阶段的线索，汇总成了一个并不完整的伪“第三幕“，形成高潮式的升华，非常规矩。

第一阶段是胡歌对他人的观察，从旁观到被感染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起始。此阶段的内部串联线索是黄磊的故事，以他为影片开头和阶段结尾，开头树立的“繁忙工作而无暇注意对亡父感情”，一直到结尾“随着回忆而意识到父子情的重要性，开始关注儿子”。此阶段中，胡歌主要是旁听他人的故事，通过旁观葬礼与微信朋友圈等才能了间接解到他人唤醒的情感，而唤醒的瞬间也多是闪回或细部的局限形式，如融冰、黄磊儿子和爷爷去过的竹林的闪回，火锅店老板曾经点过的火锅，创业老板等人照片中模糊的脸。

在黄磊案子完毕带来的阶段结束点上，胡歌在感化下开始第一次面对自己的生活，即是家乡的特产和看望老师的“直面职业生涯不堪”，久违地和旧人联系，也对自己“积极一面化身”的吴磊第一次“言听计从”，按他说的回问朋友。

在画面环节，导演设计了各种日常化环境，让人物处在其中，并与外界人员进行日常的互动，而他们从这种日常状态中逐渐回忆亡者并激发感情，则以“局部”的形式对日常氛围进行冲破，局部即是平淡日常里的“情感不平凡”。

这带来了第二阶段，即胡歌与“在生家属”的更强共感，他在书写悼词时也与之一起完成了情感的激发，在平淡忙碌的生活日常中感受到了生存带来的人情美好，人生有了意义。

在两阶段切换的点上，电影完成了对最终主题的点明，”很多人没有第三幕就这么结束了”，平淡不成功甚至受挫的第二幕就是人生的终点，这困住了他，让他在消极中难以向前，只能分化出积极面的吴磊，但齐溪对失意人生更积极的态度，在无比密切直接的角度激活了他，形成了一个升级的内部线索，以“动物园”为主要元素，在第二阶段里以更加日常的方式串联其中，并进一步形成了对全片的连接，暗示着齐溪与动物园对胡歌的更持续性影响，激活了他从开始逐步积累的改变势能。二人一开始在动物园见面，动物园正是两个贯穿全片的线索之一。胡歌一开始看到误以为实物的大猩猩，非现实氛围出现，而动物园也正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王国，胡歌和动物园老头的每次见面都在此处，具有“平凡中超然”之精神属性的后者贯穿全片，让动物园以更确切的方式影响胡歌。

在这一部分中，设计明显升级，“整体日常，互补情感”的关系被逆转了。第一阶段是“整体日常而局部激发”，就像程序员回忆与亡者创业时看不到阳光并憧憬未来的阳光，镜头完成了180度切换，让原本坐在快餐店日常中的他明显沐浴在阳光之下。而动物园则是持续性的非日常环境。第二阶段里齐溪和胡歌见面聊天时，镜头数次给到了家乡、笼子、动物等画面。

从剧本设计的逻辑上看，齐溪的意义是明确的。她小地方的出身，在公交车和地铁站等日常环境里的“碍事”，都将她与北京都市分离了，她自身即是对都市日常环境的冲击者，为了了解一个不曾谋面的网友便敢来北京。她对胡歌家的进入，与胡歌更多的直接交流，都加强了胡歌对此类人生活的接纳与共感。随着她的带动，第一阶段铺垫的两个全片级线索也开始全面激活，剧本在这里落地了与胡歌本人接触更多的老太太的病故。胡歌一直都为她做家务事，仿佛他自述里带有遗憾的儿子，从而与悼词主角开始直接重合。在画面上，这一阶段的激发要素在空间占了更多存在感，胡歌听老奶奶讲述时，镜头给出了本片罕见的浅焦，先对准二人的镜中身影。

我们可以明显意识到，本作在剧本层面确实非常规整。随着对每个故事里人对死者回忆，逐渐从无感平淡激发出内心伤痛，对死者表达出感情，胡歌自己对生活也从麻木到直面，进阶时则插入一个和他本人接触更多的老太太病故，让他更直接地共情亲属，以写出更真情悼词的机会去直面生活的痛苦然后向前看，与齐溪和“动物园”一起形成激活全部铺垫蓄力的条件，引发最后直面自我的简化版“第三幕”：他并未完全走出对编剧受挫的困扰，仍旧留在了前两幕的悼词人生活中，却可以坦然接受它，这也符合了剧作中点题的“现实里很多人没有第三幕”，是平凡人的真相。这源于他更直接地共情亲属，以写出更真情悼词的机会去直面生活的痛苦，然后向前看，因深度的共感而形成了对自身积极生活态度的激发，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人生也有情感上的意义和价值，即“让他人能够激发感情体验”。

剧作的规整和严谨体现在各种更细致的方面。例如，悼词全文也只有老太太一处得以展示，这是胡歌共感生者亲属后的结果态产物，是真正具有他自身情感回忆的东西，而此前则多少都是如一开始拿出样版一样地“应付工作”。而在感情激发的“脱离都市日常”的同时，导演安排了另一个殡葬业里见多不怪的熟练工，和胡歌做对比，比后者一样地身处于悲伤消极的环境中，却更加积极面对生活。

具体展开分析的话，本作的文本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齐溪与胡歌拥有类似的伤痛，她也面对着一个对她而言“非绝对真实”的对象，不清楚对方的真实生活，印象停留在网络的层面，而对方的死亡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其留下的声音拼凑出一种形象，如同胡歌用文字构造出的吴磊。然而，齐溪眼中的对方却并不是“吴磊”。她听着对方留下的录音，发出轻快的笑声，让阳台上的胡歌不时受惊---此时的他先与吴磊一起，对方却第一次站在了窗户后面，与胡歌产生了分界，意味着胡歌对“不平凡的自己”之不实际的认知，而随着齐溪的笑声，吴磊突然消失不见，暗示了胡歌在齐溪影响下对失败现实的摆脱。事实上，早在齐溪刚进家时，胡歌与“吴磊”的改变就已经出现了。她第一次进胡歌家时对吴磊视而不见，让作品首次明确了后者之于前者的“象征”属性。更重要的是，胡歌也开始听从吴磊吩咐，收了脏衣服，开始在女人面前试图保持整洁形象，不再是完全不拘小节的消极。而在齐溪“访问”胡歌时，吴磊要求胡歌说实话，直面自己编剧事业失败的困境，而不是三言两语的敷衍，胡歌也照做并首次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在齐溪反过来询问胡歌的经历时，胡歌第一次成为了“被调查人生”的一方，与他此前询问别人并书写悼词的状态截然相反，这带来了胡歌与其客户们一致的走向。他用引导提问的方式促成了别人对故人美好亲情的回忆，在繁忙重压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前进的积极力量，这也是各人平庸人生中的意义，虽然没有都市中的巨大成功，却依旧拥有了渺小而宝贵的情感体验，或是亲情，或是携手奋斗之情，不以结果而论人生成败。而当自己成为受访人时，胡歌也会由齐溪引领，找到平庸人生中的情感化意义，走出失败的痛苦阶段而朝向下一段人生。对于这一点，在齐溪与胡歌擦白板的时候，电影有了明确的表现。胡歌用正面写下了齐溪故人的死亡推导过程，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死的，他看到的是对方人生中的消极面，而齐溪则怒斥“他都不想让人知道”并擦除了文字，随后白板的反面出现，是胡歌给吴磊编写的小传。对胡歌来说，吴磊就等于齐溪的故人，齐溪将故人的消极死亡擦干净，留下的只是他积极一面的录音，将之反复收听并保存在记忆中，胡歌也会因她的影响而成为这样的人，将不属于现实自我到只能以无法命名的“小尹”字样出现，却又一直留在白板上的失败经历擦掉。

在即将离开时，齐溪直接改变了胡歌的生活环境。胡歌的老房子是他失败的典型证明，只有他自己一直没能搬出去。齐溪并没有更换他的住处，却将杂乱的房间收拾一新，为一直吃盒饭的胡歌准备了更丰富的伙食。这说明，房间代表的人生本身并不是失败的，它的破败来自于胡歌本人的认知，是由其主观上的消极行为导致的杂乱阴暗。在齐溪这样积极面对生活中一切不完美的人手中，老房间也可以变成光明的所在。此前，胡歌一直处在暗处，室内取景也多是框内式的构图，在齐溪离开后则首次变得阳光与开阔起来。他的待人方式也开始有了更正向的情感输出，对齐溪的自嘲不再是客套而淡漠的礼节，而是亲近的“我相信”，曾经不想接近自己的猫也出现在了近前。

进一步地，齐溪第一个进入了胡歌的生活而带来改变，并让胡歌成为了“受访者”，其升级则是方阿姨的死亡。如前所述，她是胡歌生活的深度参与者，与胡歌交流极多，这让胡歌彻底变成了葬礼参加者，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机会，用自己对方阿姨的回忆书写悼词，并让自己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力量，意识到平凡生活中的美好而走下去。在胡歌接到电话时，镜头给到了方阿姨送他的花草，这变成了随后与悼词同步出现的“方阿姨剪花”闪回，这份长辈的善意就在他的人生中，并由悼词而得到注意。这也是唯独方阿姨的悼词以全文形式出现的原因。此前的悼词内容是真情的，但它更多是胡歌对他人真情的记载，只作用于他人，对胡歌来说则只是文字，而到了方阿姨则截然相反，其全文真正具备了胡歌的真情实感，才能由胡歌本人念出而具备“心声袒露”之意。对应的是，胡歌此前一直是不被邀请葬礼的外人，也是齐溪口中“可以被打扰的人”，因为他不会对死者再起伤感，而方阿姨则是胡歌可以参加其葬礼的友人，拥有感情和回忆，才能从葬礼的相关过程中赢得积极的推动力。

方阿姨的悼词册在特写镜头下出现，胡歌的名字在封面上，意味着多重的意义。这是他对此段悼词作家之“失败人生阶段”的意义获得，因无法投入生活真情而失败的编剧署名创作在悼词上得以实现。同时，这也是他自己的“心声”而非对他人心灵的单纯记录，足以印上他的名字。葬礼的最后，白客引领着胡歌明白了葬礼的积极意义：人间烟火，平庸生活中宛若烟火气一般的凡俗温暖，这也正是此前每一段故事中日常化场景的目的，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回忆起平凡故人留下的一抹亮色。这也呼应了齐溪走时带给胡歌的改变：同样是一场葬礼的前后，他与白客推着花圈，白客对殡葬创业的未来人生满怀期待，胡歌一个人推车时止步，白客帮忙后二人一起走向了朝阳升起的远方，白客与齐溪一同推动了胡歌。

在电影的结尾部分，导演试图赋予胡歌这段悼词人生活以更强的积极意义。胡歌和齐溪打电话时回忆起动物园的狗熊老人，后者与熊建立起的友谊发生在动物园中，与胡歌的每次相遇也都在各种非都市日常环境---黑暗静谧的场馆，此处电话里回忆到的闭园后户外---中，老人不惜扮成狗熊的善意正是其平凡工作中的闪光点，在一个脱离日常的状态中影响到胡歌，带来了一种对都市重压下消极状态的开解。这也是电话中“小城人”齐溪对胡歌的影响，由首次见面时的动物园背景为起始，到她说出“想让声音变老先得活到老”时，胡歌与死者一样拿出烟时的停顿，被其“阻止”了与早亡之人的暗合，可以“活到老年后的未来”。然而，当胡歌给家人打电话时，他的开解却是不完全的：袒露了自己在北京的疲惫，希望回家从父母那里得到疗伤，却无法摆脱自己对这段经历的痛苦，只能哭着结束，此刻的“自然”和“狗熊”也只停留在玻璃后面，他无法像老人一样彻底融入对方。同样地，他给吴磊修改了不平凡的形象，变得更像现实里的自己，却终究没能完成命名，将这个平凡版本的自己彻底确凿下来，而英俊的完美版本则依然在以吴磊的形象出现着，表现出他对“找到平凡生活中的意义，接受它的存在并向前迈进”的尚不彻底。

悼词写作是胡歌平凡人生的主要内容，此前一直是他编剧人生失败的结果，他从中感受不到积极的东西，因此在写作中也很难让自己感受到对方一家人的生活闪光点，无法像对方一样从中获得前进的情感力量，并不与对方共情。方阿姨的悼词引出了胡歌在“葬礼“一事上的首变，但终究不具备工作层面上的更广泛性，大部分人与胡歌并没有密切的私人交集。因此，将最后的开解落回到“更普遍的悼词”上，让胡歌翻过头去意识到一直以来所为的意义，影响到他自己的人生，是比较规整的做法。

导演起用了第一阶段的ceo，他与朋友的创业艰难度日，与想打拼出事业而不成的胡歌高度吻合，既可以以其自身彰显胡歌写悼词的意义，又可以让胡歌与之轻易地共情而作用到自己的人生，从而强化悼词对胡歌本人的影响，是最恰当的对象。因为胡歌的悼词创作，同事们想起了故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一起奋斗的友情，真的将公司做进了高楼，这是悼词对他人的意义。而胡歌站在ceo曾经站的角落，沐浴着阳光时，自己也直接成为了ceo的影响对象：ceo的地下办公室与胡歌的地下室一样，都代表了事业的失败，但他却可以看到这仅有的一抹阳光，将它投入自己的生活中，这正是困苦中的乐观与友情，而胡歌的家则只是一片昏暗，那片光线只属于独立存在的吴磊，直到齐溪带来最初的改变，让胡歌沐浴其中。

最后，胡歌登上了ceo的自行车，眼前的大自然从图画变成了“街道”，在“健身车到真车”的转场中完成了虚幻到现实的切换，胡歌终于“进入”了“自然”中。他并没有真的离开都市，但寻找到了都市里的“自然”，这是一片独立于重压的自留地，保有平淡生活里的一切积极因素，虽然平凡却足够闪光。胡歌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新来过，也不可能完全离开“都市平庸人”的现实状态，但他却可以在其中建立自己的“自然”，让人生变得平凡而不失败，以其心灵情感体验上的积极因素而推动生活向前，让一切--自己的事业失败，他人的失去亲友--痛苦变得不再消极绝望而深陷其中，而是能够从中看到力量。编剧的结果是失败的，但胡歌付出的学习与追逐却是存在的，这造就了他对悼词的写作水平，得以开解他人而成意义，也就对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意义。因此，胡歌终于能够给彻底贴近自己的现实版平凡“吴磊”命名，完全接纳他的存在，而那个因不现实而无法被命名的完美版吴磊则消失了。

完美版吴磊的消失，意味着胡歌开始真正自己走向未来人生，继续用悼词来实现平庸生活日常中“不虚此行”的意义：他由此而看到亲属的情感激发，编剧则是他的第二幕，第二幕在剧作原理中是“困境”，而很多人则走不出第二幕，第二幕中即有人生意义，因此胡歌也没有走出第二幕。真正重要的不是进入第三幕，那不属于现实里的大部分平凡人，而是在第二幕的“平凡”里找到积极性，赋予它以非失败的状态。这也比较好地嵌入了本片一直用口罩提示的疫情时代背景，就像很多人所说，这三年带来了一种时间的停滞感，对应着人物在人生之中的停滞不前，并随着影片最后口罩在画面中的消失而重新前进。口罩是疫情时代的拍摄中不可消除的客观存在，在外景中必然会出现，将之纳入表达也是自然的选择。

由此种种，我们似乎可以对这部作品抱有很高的预期，因为它的“一剧之本”显得如此扎实。但在成片之中，我们看到的却更多是“干瘪“，无论是胡歌本人还是影响他的死者们，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情绪表现力不足的不立体之中。原因便是镜头画面环节的极度失灵，这是电影作为视觉与听觉艺术而最显著的“直观”特点，在本片中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人物的一切都要依赖于台词文本的“靠念靠说”之时，内心塑造也就必然失败了，因为电影不同于文学，我们只会从后者中看到人物的“文字描述形态”，本身就相对有距离，而电影则会展示一个更具有形体的人，需要以多样的镜头手法去丰富他的形象，而不是只让他站在那里念台词。这个环节并不能完全依赖演员的演技，而是需要更丰富的导演技术。特别是对于一部主打内心的作品来说，情感传达的失利会是最致命的缺陷。

在本片中，优秀的镜头表达是不多的。它似乎更多地在编小故事和亲属回忆的台词造句上下功夫，无论怎么煽动日常氛围的段子和口语语气，也显得很单薄。唯一就是导演知道尽量用一些生活气息的场景来烘托讲故事人一开始的平淡，铺垫最后殡仪馆的哭。但导演还得插入一点平庸的镜头设计，诸如“想起死者对自己好给自己搬冰块解暑”时就切一个冰块融化表示“想起死者的好然后内心伪装融化”，几乎每一处的细部和闪回都比较刻意，特别是胡歌每次在故事结尾喊出一声真情实感的帮助鼓励话语时的闪回。

同时，吴磊的用法也并无新意，他是胡歌创作出的“不平凡的自己”，也是发挥编剧能力的产物，代表着胡歌对“因平庸而失败的编剧梦想”的留恋，但其本身帅气外形的不平凡，与胡歌分离而出的虚幻状态，已然说明了梦想的不切实际，而不能得到命名更意味着胡歌对这个自己之存在的信念不坚，根本无法完成这个角色。因此，没有名字的吴磊反而成为了胡歌眼前始终不散的伤痛，他的无法消失便是胡歌对这段失败经历的受困停留，从中感受不到积极的东西，人生从此陷在了原地的消极之中。

吴磊的用法中，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与文本结构的“吻合”：胡歌遇到齐溪，后者开始直接影响前者，而吴磊的变化也随之发生，代表着胡歌的被影响。在齐溪出场的段落中，导演投注了格外的设计心血，去强调她对胡歌本人的本质性推进作用。她以小地方出身与毛燥性格闯入了“规整先进“之大都市环境的“日常氛围破坏者”，比起忙碌于北京的人显得更加自由、乐观、真性情，没有被生活的压力所消磨。这正是胡歌本人缺乏的品质，在后续中他对齐溪的自白中可知，他的困境在于编剧事业上的落后于同龄人，这正是大城市人患有的事业焦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打拼事业，失败则会让这段经历似乎毫无意义。胡歌困在这种失败中，就像他只能住在条件极差的半地下室，而“成功的不平凡者”吴磊则以一个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独立姿态，以及没有名字的形式，反复提示着自己的失败。

我们必须看到，本片的种种设计都非常平庸，并不具备什么灵性闪光之处，反而让影片显得非常“拿捏腔调”，包括为了做表达主体而雕琢过的考究台词，都和日常化氛围显得格格不入。过于精致、用力极大，而又“痕迹极重”的设计，并不能让影片表达丰富，反而会显得书卷气，甚至有点过犹不及而又效果不佳的“笨拙”，并打破了“日常”。而在剧作上看，每段故事太短，不足以完美展现亲属的情感激发，设计过多而又无甚效果的闪回、特写，有负作用却没能帮到故事感染力。

特别是到了结尾，更是全片问题的集中爆发。“回到广泛性悼词”的设计当然有其之于戏剧结构与主题逻辑上的合理性，但ceo的故事此前过于短小，表现方式也流于陈述，让观众几乎感受不到他与同事们的真情，同事们的“受激励而起”与ceo本人的“平凡中闪光”也没有实感。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环节，那么这个程度是足够的，但要让它反过来成为胡歌本人人生意义的关键赋予者，却无疑显得太过轻飘了，胡歌似乎不至于仅仅因为这个程度的东西就完成质变。相对而言，更合理的“促成质变”来源显然应该是与胡歌生活距离更密切的存在，方阿姨和齐溪，甚至包括动物园大爷，都因其对胡歌的私人接触与自己的平凡中闪光，而成为了合适的人选。导演给她们很高的定位，让他们以不同形式参与到胡歌最后的自身经历之中，或是陈述的提问与倾听者，或是陈述的局部内容，或是以死亡带来胡歌的立场转变与回忆投入。

但是，即使如此，其实最后的效果也不很好。由于多个小故事占据了太多的比重，二人与胡歌的交互不多，甚至二人自己经历的完成度也就是配角程度，形式上是不变的“台词陈述”，即使真的变成了收尾的促成者，其过于轻飘的问题也依然存在。齐溪得到了很多的戏份，但完全依靠台词的形式显然在先天上就过于呆板，甚至只能依靠齐溪的灵活演技来予以弥补，表现“积极乐观”。

事实上，这就回到了导演于镜头技法较为平庸的症结之上。她对台词陈述的依赖是有理可循的，这说明了胡歌对所写内容与旁人生活的“无感、不进入”，故人无法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也就不足以让他感受到什么而改变。而到了结尾，ceo对他产生了改变，已然是最后阶段的“直接质变其本人，二者合一”，胡歌干脆取代ceo而站到了后者曾经的位置，ceo本人的人生便仍旧缺席。导演想了办法去尽量活化死者的人生，用闪回、现实日常里的些许痕迹（火锅店曾经由他点的火，快餐店里宛若投到地下室公司而照亮辛劳同事的阳光）、火车路线图等方式，在独立于胡歌的层面上丰富“平凡甚至艰辛里的闪光”，手法却都比较“书本气”，且在繁杂而单调的巨量陈述中显得无力回天。

最重要的是，由于内心表达方式的匮乏，胡歌本人的呈现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设计中，只在后半段出现的“胡歌本人生活经历”有其合理性，代表了胡歌此前对平凡的回避，他无法直视，从中找不到积极点，只能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但是，这就造成了本片致命的缺陷：胡歌成为“被提问的叙述者“，随之成为“悼念者”，身份的转变引出其后朝向未来的转变，这本身是有趣的，但前半部里过于彻底的“个人形象不立体”，却让他只是成为了纯粹的“又一个配角”，与其他委托悼词者并无表现力的本质区别，一样地依靠--前半部只言片语，后半部大段堆砌--台词陈述，主角开解应有的表现力度无从实现。

翻过头来看，或许是为了中和这一点，导演才设计了吴磊作为“平凡人生”的反衬式暗示。但他的表意方式却有些两极化，也依然停留在近乎直给的台词文本环节：一方面是对胡歌心理的暗示性再现，而其“不命名”和“过于完美“等关键信息（还是台词）同样出自迟来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则依然是直白到底的台词，以外部姿态向胡歌本人做出积极的命令，胡歌却无所反应，暗示各自独立的二人并不合一，胡歌无法成为吴磊，前者表现力缺乏积累蓄电，后者则流于字面的干瘪。

可以说，本片就是一部非常“规矩”的文艺作品，探讨心灵的主题，各种采用的手法，戏剧创作的结构，都显得非常“课本”，这让它在“拙”中可拿“认真态度”的及格分数，却不足以获得灵性给予的更高评价。《不虚此行》的存在，其优点与缺陷，正说明了导演与非文本环节对一部电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