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事件和 “97%”的欺凌防治，从挨打和捡耳朵中得出的治理经验_风闻

2021年3月19日，新华网转载了《半月谈》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97%的校园欺凌没有被看见，揭开校园欺凌的水下“冰山”》。文中谈到了校园欺凌的复杂与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也提出了一些治理措施。

其实2016年，教育部等9个部门就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2017年，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2021年，教育部印发《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但防治中小学生欺凌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形成，合力构建最阳光、最安全校园的目标仍难说达成。

这里先讲讲自己的两段亲身经历，看看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防治到底难在哪里！

一、被抓破的头皮与校车下的妈妈

我先讲一讲自己挨打的亲身经历。

2000年的时候，笔者在洪湖一中工作，当时一名借读生入学后每天早晨睡懒觉，作为班主任我只好每天去学校寝室找他。第三次的时候他就不耐烦了，躺在床上扭过头对我说：“老子在武汉读初中时，和一群人拿刀砍人，报纸上都报道过的，你要是在那里会不会被吓尿？”

那时我还没成家，也懂一些心理学知识，我没有激怒他，每次找他都是站在他立场上帮忙分析，后来这孩子就慢慢进步了。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他却和化学老师在课堂打起来了，化学老师其实也曾经当过我的老师，当时就警告我必须把这孩子弄走，否则这个班的课他就不上了。

我把这位姓万的孩子带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凳子坐下（可以参看我的文章《“凳子”上的突发事件处理三原则》）。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达成协议让打架双方先冷静一下。然后我通知孩子妈妈过来，可是这位妈妈接到孩子就开骂，孩子和她走到新校区门口，就直接往田野里跑了。这位妈妈吓着了，通知当老板的丈夫赶快从武汉赶回来。

当天下午在年级组办公室，孩子的爸爸找到了我，刚开始他还挺平静，对我对孩子的关心教育也表示了感谢。不一会孩子的妈妈来了，情绪失控在办公室里哭，大老板丈夫听说孩子还没有找到，也情绪失控开始威胁我，声明事情已经报到市政法委，孩子叔叔是政法战线主要领导。孩子妈妈听丈夫的语气变了，冲过来就抓住我的头发，抓破了我的头皮，还警告说孩子要是找不回来我要赔命。

我全程坐在办公桌前，没有动手也没有说一句话。18岁参加工作，我已经有多年工作经验，虽然中途去读大学，但在社会经验上已经算是老江湖了。我带的这个次重点班里，说起来分班的时候是平均分配，其实冒名顶替的学生都不止一个，里面可谓水深得很。我开学第一个月查出这些的时候，就已经听闻有人对我恨之入骨，还有好心的保安提醒我小心些。

在我被这位妈妈抓之前，在这所省级示范高中里，期中考试时一名地理老师、一名语文老师（孕妇）监考被学生打，都没有得到处理。我很清楚作为老师，其实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这个姓万的孩子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多，在网吧里呆了几天就联系了家长。孩子找到后，事情的局面就变了，这家人知道我也算不错的老师，就找了市政法委、教研室多个领导施压，一位姓陈的副校长找我，说孩子之所以跑是因为我说过要开除他，我处理问题方式不合理。我很清楚这是在泼脏水，坚决地否定了这些说法。后来孩子的妈妈找到市一中老校区，清晨提着水果在校车下堵我，我在同事帮助下躲开了这位母亲。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因为多个老师被打，老师们对学生不被处理都很不满，学校的周校长、杨书记很有骨气，而我身上也实在找不出问题可抓。这孩子出事后再没有来学校，听说又转到其他学校了。这孩子本质不坏，如果不发生这件事应该是可以转化的，他的成绩其实已经进步了。

两年后我调到武汉工作，听说洪湖一中后来几年没有学生打老师。

而那位身心严重受伤的女老师，和丈夫一起调到了珠海。那对夫妻真的是很优秀的两位语文教师。

二、社会青少年防欺凌治理到底难在哪里

复盘我经历的这件事情，其实防治校园欺凌有个最大的问题——谁有能力和资源去处置欺凌者？

校园里领导、老师们谁敢挺身而出，那么谁就是拿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为公序良俗的建立做贡献，当事人不会有什么收益。我们的社会惩恶奖善的机制并不完善。

再想想去年鼠头事件中的江局长，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一位局长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他怕得罪大众还是食堂运营方？比对比对三鹿奶粉事件，保护作恶者是在改善营商环境还是摧毁营商环境？

再深入思考思考，掩饰非法的根源是什么呢？严格执法社会受益的动力机制有没有？

我国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防治也同样如此，因为缺乏对基层的深入调研，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堵点、难点，不少顶层设计都是保障缺、落地难、操作难。

首先是法律界定“空”：《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三部法律，其中都未明确界定校园欺凌。

其次是法治环境“乱”：有少数法律从业者立场不正，从业不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而是唯利是图、维权是瞻，在侦破阶段、起诉阶段就站在嫌疑人立场，还没进入庭审阶段就搞什么“疑罪从无”，把保护守法者的初衷扭曲成法治不作为，谁有势力站谁的立场。

其三是教师惩戒“难”：2020年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具体该怎么实施惩戒，其实并不明确。一些基层的实施只能是以文件落实文件，扎扎实实走过场，辛辛苦苦闹形式，最终成为一场没有受益者的表演。

其四是校外教育“缺”：在《97%的校园欺凌没有被看见，揭开校园欺凌的水下“冰山”》一文中，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校园欺凌的施暴者一般是家里无人管教的留守儿童，还有一种是家庭有权有钱的。这两类儿童其实都是“精神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当然没人管教，或者父母在身边但有养无教。

三、用全员视角、动能充足的机制化解欺凌和极端事件于未萌

这几年来，为了应对二胎放开后的小高潮，不少地方建设了一批公办幼儿园，结果建成后高潮已过，少数园建成就开始招生困难。这种局面出现的主因，就是行政决策缺乏预见和系统考虑：往往上层拍脑袋，基层摇脑袋；上层觉得下层没能力，基层觉得领导瞎指挥。

今年本区某学校曾发生过一件事。一天学校放学后，一位女老师因为有物件落在办公室，回来拿的时候看到楼顶上有一个女生，很像是准备要跳楼的样子。这位女老师很有经验，迅速通知了年级和校领导，自己及时进行了处置，后来学校又派人去家访，安排心理教师持续跟踪，终于挽救了一个学生。

从这个案例来看，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防治，重在打造全时段广域视角，做到提前发现与防范。任何不良的人和事，一旦置于阳光下，就不会继续发展，并且多的是挽救的办法。

笔者近年来从事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根据笔者几年来同学校管理者、部分家长的交流看，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防治，要做到提前发现与防范，必须整合公安、家长和学校三方资源，同时可以与中央文明办主抓的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在所有的吃财政饭的单位中，都有要求参加志愿服务的义务。而在公办学校里面，教职工都有参加志愿服务的要求，而教师的志愿服务，最实在的是做好社区的“四点半学校”、“留守儿童家访”、“预防青少年欺凌治理”等助学支教项目，具体来说可以遵循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等规律，设置动力充足的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关爱防治体系。

学校在“中国志愿服务网”上注册以学期为周期的“青少年防欺凌治理”志愿服务项目，参与志愿服务的教职工、家长，家长志愿者上学路上看到欺凌事件拍一张照片，学校教师上完课走到厕所、操场、楼顶转一转，拍一拍照片，照片都上传到“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防治警校家联动群”里，学校值班领导做好统计，每月上传参与者的志愿服务时长，时长作为师德考核和绩效考核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之一，将对教师和家长的评比数据化、过程化、透明化。

这种操作模式的特点，就是可以很高效、轻松地建立全时段、全校园（含周边）、高动力的青少年欺凌和极端事件防治网络，把关爱青少年做实做细，将所有问题提前发现提前介入，将欺凌和极端事件放在阳光下消灭于未萌。

当然，当前某些地方还安排有各类党员下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可惜一直以来形式主义严重，增加基层负担还助长弄虚作假的风气！体制内的大概都知道，这种项目除了统计数据报给领导好看，深究起来有可能作用是负的，毕竟新冠疫情已经总体上过去了，不妨停止这些项目把社区党员力量整合进来让社区也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