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知身世根源的渴望难以抗拒——《华尔街日报》

辛迪·弗雷泽在青少年时期得知，她是在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中，母亲短暂外遇所怀上的孩子。母亲始终拒绝透露生父身份。

九年前，她购买家用基因检测套件，通过一番调查锁定了生物学父亲。虽然生父已离世，但她最终与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相认。

“我必须知道父亲是谁，“弗雷泽说。

今年早些时候，她使用的另一家基因检测平台发来邮件——来自她的生物学女儿。27年前，弗雷泽因房租紧张曾在生育诊所捐献卵子。如今已成年的女儿来信让她想起自己的寻亲经历。

“我想了解自己是谁，“女儿在信中写道。

这对母女不仅共享基因，更怀有探寻血缘根源的强烈本能。生殖技术重塑了家庭形态，特别是40多年前试管婴儿技术在美国问世后。这项技术让更多人得以生育，也造就了血脉相连却未曾共同生活的亲人。近年来基因检测的普及，使得寻找精子/卵子捐赠者、生物学手足等曾被保密身份的血亲变得更容易。

辛迪·弗雷泽（右）与丈夫乘飞机时的合影。图片来源：辛迪·弗雷泽弗雷泽是众多在阅读了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技术如何重塑家庭的文章后分享自己故事的人之一。我写过关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在发现父母使用了同一名精子捐赠者后变得亲密的故事，还有一位精子捐赠者试图与他通过捐赠精子所生的96个以上的生物学子女中的一些人见面，以及一位女性在考虑如何处理她冷冻的胚胎。

每个人的家庭看起来都不一样。有些人写道，他们一生都知道父母使用了捐赠者来孕育他们。其他人描述了在家进行DNA测试后，发现父母隐瞒了他们的出身所带来的震惊和悲伤。

他们对基因联系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

71岁的托马斯·惠勒博士是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病理学家和名誉教授，他写信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在20多岁时是一名多产的精子捐赠者。他的父亲去世时没有见过任何通过他的捐赠所生的生物学子女。

惠勒在2017年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简·摩尔取得了联系，摩尔通过DNA测试发现她的父母使用了精子捐赠者。惠勒和同样71岁的摩尔开始每周交谈一两次。惠勒以为摩尔想要了解与她一半DNA相关的健康风险细节。她告诉他，她对家族历史更感兴趣。

她很喜欢惠勒讲述他父亲作为二战战斗机飞行员的往事。她想了解他的个性和怪癖。惠勒告诉她，他父亲总爱给人起外号。他开始称摩尔为"阳光”，这是他感觉父亲可能会给她起的昵称"阳光"的简称。

小克拉伦斯·惠勒是托马斯·惠勒和简·摩尔的生父，二十多岁时曾是一名活跃的精子捐赠者。照片：托马斯·惠勒惠勒给了她家庭照片，还分享了录音带，让她能听到父亲的声音。他们父亲的肖像挂在摩尔在德克萨斯州韦科的家庭办公室里。惠勒说，父亲与这位素未谋面的亲生女儿有着共同的爱好：都喜欢膝上犬，也都偏爱苏格兰威士忌。

“他们的相似之处令人不可思议，“惠勒说。

在今年的一次惠勒家族聚会上，摩尔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一起参观了达拉斯的一处墓地。站在素不相识的惠勒家族成员墓碑前，她感受到一种平静，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世代。

“我与他们血脉相连，“摩尔说。

76岁的理查德·弗林写信告诉我，八年半前他做了家庭DNA检测，后来收到匹配者发来的YouTube视频链接时，他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震撼。点击视频后，他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她长得像他的母亲和两个侄女。

“你好，我是你的女儿，这是你的孙子，“视频中的女子劳伦·海登说道，如今她已是34岁的糕点师，育有三个孩子。

几周后，弗林与她相见。这位生物学上的女儿注视着他说道：“啊，原来我的鼻子遗传自这里。”

20世纪80年代，弗林曾在亚特兰大一家生育诊所捐献精子。医生承诺他将保持匿名，他从未预料到会遇见这些由自己捐赠诞生的孩子。

当海登见到生父时，她询问是否该称呼他为"爸爸”。“我记得他的迟疑，气氛瞬间变得微妙，“她回忆道。如今相处时她称弗林为"里克”，但在向他人提起时，她会将弗林与其丈夫称作"我的爸爸们”。

“他们把我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给予我应得的爱与尊重。这对我来说就是父亲的定义，“她说道。

对于如何界定与两位已相认的生物学子女的关系，弗林始终在思索：“我并非他们的父亲，没有参与他们的成长。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太多自己的影子，这种强烈的联结感油然而生。”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家乔安娜·沙伊布长期研究捐精家庭，她担任伯克利加州精子银行研究主任，对这种矛盾心理深有体会。在关于"是否应向年满18岁的捐精后代公开捐赠者身份"的研讨会上，沙伊布与笔者经常不期而遇。

理查德·弗林牵着小外孙的手。图片来源：理查德·弗林沙伊布深知，在美国许多州LGBTQ群体尚未获得完整的父母权益保护，而捐精者与子女的接触可能危及他们的合法权益。

她表示，约有40%符合条件的人工授精后代在年满18岁时，最终会向精子银行申请获取捐赠者身份信息。

沙伊布指出，后续访谈发现，仅获知生物学父母的名字并不能满足这些后代的需求。有人表示想确认捐赠者是否与自己容貌相似，也有人好奇自己继承了哪些特质。这些成年后代常向她强调，他们并非在寻找另一个父母，但确实渴望某种形式的互动。

“他们之所以感兴趣，是认为这能帮助他们更了解自己。“沙伊布解释道。

当那位通过弗雷泽卵子捐赠出生的女性联系她时，弗雷泽花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正在阅读的是自己生物学女儿发来的信息。她从未预料过会被找到。

“我早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她坦言。

现年60岁的弗雷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五个孙辈的祖母，她从这位26岁女性身上看到了与自己当年如出一辙的、对基因根源的探寻渴望。对方透露，自己直到生父去世后，才从母亲那里得知是人工授精所生。

弗雷泽解答了关于家族健康风险的疑问。两人的交流逐渐深入**。**弗雷泽分享了自己2020年考取飞行员执照，驾驶单引擎飞机前往巴哈马的经历；而她的生物学女儿则讲述了2022年结婚的喜讯，以及失去父亲的悲痛。

“她正在重新认识自我。“弗雷泽这样评价道。

弗雷泽提出与这位年轻女性见面，但对方婉拒了。弗雷泽表示，她的亲生女儿有权继续探寻自己DNA背后的意义。

“我已准备好随时支持她，“弗雷泽告诉我，“无论她需要什么，我都完全接受。”

联系艾米·多克瑟·马库斯，请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