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丁·盖伊与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 《华尔街日报》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我所在大学的校长克劳丁·盖伊正因学术不端行为遭受抨击。她被指控在论文及其他已发表作品中存在多起剽窃行为，并涉嫌数据造假。截至本文撰写时，她很可能面临解雇或被迫辞职。

本文无意探讨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盖伊女士的过失是否构成解聘要件，应取决于能否证明其存在欺骗其他学者、窃取学术成果的主观意图，以及其研究结论是否基于刻意伪造的数据。或许对其行为存在宽容的解读空间。

令我担忧的是，当前公众讨论尚未充分认识到学术诚信对研究机构的极端重要性。部分支持者轻描淡写地将指控视为右翼诽谤的产物，这种观点缺乏历史认知。研究型大学乃至整个通过学术研究改善人类生活的现代事业，都建立在学术诚信的基石之上。

试比较现代大学与其中世纪前身的差异：中世纪教学以哲学、医学、法律和神学领域的权威典籍为核心，授课内容主要是阐释权威观点、背诵经典并解决实际问题。形式化的辩论考核学生基于权威典籍进行逻辑论证的能力。中世纪哲学史学家彼得·亚当森在其2022年著作《勿自行思考：中世纪哲学中的权威与信仰》书名中，就点明了这种与现代学术态度的鲜明对比。

学生本不应独立思考，因为权威已证明其价值并值得尊重。他们站在共同传统的源头。人们通过以下方式展现对学科的掌握：以合理判断对待权威、化解权威间表面矛盾、按其可靠性排序，在极少数情况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其综合成更宏大的体系。

将这种知识获取方式与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比。该模式最初出现于17世纪笛卡尔、霍布斯等哲学家，其方法基于对所有既有权威的彻底怀疑。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伦敦皇家学会以Nullius in verba（勿信人言）为格言。优良方法始于实证观察而非权威，所有假说都必须接受质疑、批评和修正。学会创建启发者培根主张将自然哲学（科学）转向"改善人类境遇"。此时"事实"含义发生转变：拉丁词factum原指"已发生之事"，在近代早期科学界演变为专业观察者可接受的实证数据。因此事实共识要求基础数据必须公开。

随着学术发展，学界普遍认同进步取决于划清已知与未知的界限。明确知识前沿后，才能集中投入资源。出于同样理由（资源高效利用），领域内必须确认发现者贡献。由此形成激励体系：1714年英国议会悬赏2万英镑征求航海经度测量法；更常见的是院校内的晋升与科研自由时间分配；最高成就者可获菲尔兹奖或诺贝尔奖——这些机制都旨在奖励推动知识边界的研究者。

自20世纪初哈佛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以来，历任校长始终秉持推动科学与学术进步所必需的学术诚信标准。二战后，该校凭借卓越的师资与研究水平享誉全球，长期稳居世界顶尖大学之列。然而尽管坐拥无与伦比的捐赠基金，随着中国等国家在科学领域的崛起，哈佛的传统排名优势已不再稳固。

哈佛最高管理机构"哈佛公司"任命盖伊女士为校长之举，似乎标志着这所名校的战略转向。其12月12日的声明明确指出，盖伊是"应对当前严峻社会问题"的理想领导者，表明哈佛的使命已从单纯拓展知识，转变为培育"能解决深层社会矛盾并促进建设性对话"的知识体系。在这种导向下，当结论符合某种既定叙事时，学术诚信似乎让位于"进步价值观"，甚至隐瞒原始数据也变得情有可原。

哈佛仍是世界顶级研究型学府，其贡献不容抹杀，某些要求马萨诸塞州对其征税或加强监管的右翼呼声实属短视。但这所名校确实需要重新校准方向——持续深陷政治议题将腐蚀其根本使命。若校方继续对学术不端行为姑息纵容，终将损害我们历经艰辛赢得的学术声誉，贬低学位含金量，并动摇追求学术卓越的基本准则。

汉金斯先生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12月12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校园内的洛厄尔楼。图片来源：梅尔·穆斯托/彭博新闻刊登于2023年12月28日印刷版，标题为《克劳丁·盖伊与学术诚信为何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