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希望向前迈进,但习近平却在回望过去——《华尔街日报》
Lingling Wei
一首名为《明天会更好》的歌曲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当时这个国家正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贫困与动荡中逐渐复苏。
其鼓舞人心的歌词"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成为开始相信光明未来的一代人的精神象征。
如今中国人再次聆听这首歌——却怀着截然不同的心境。歌曲视频在微信等社交平台流传,配文常透露出对那个时代终结的感伤。
“八十年代永远消逝了”,一位听众写道。另一人留言:“再见,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成长起来的一代而言,中国似乎曾不可逆转地朝着更繁荣、开放、充满机遇的方向前进。
但如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某些治理特征,迫使人们直面这个根植于历史却更显迷茫的未来。
从邓小平开始,习近平的前任们推崇市场力量、经济增长与有限自由。而习近平则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之上,强化政府管控,使共产党及其本人成为中国社会的绝对核心。
12月16日,党刊《求是》发表重磅文章,将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提升至与毛泽东比肩,称其为"人民领袖"——这个称号过去专属于中国的"伟大舵手"。
蓬勃发展的中国已成往事——那个曾激励无数青年与创业者冒险押注未来的时代已然消逝。房价持续下跌,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民间投资萎缩,金融体系深陷债务泥潭,且通缩趋势显现。
此外,中国在外交与经济层面正日益与西方世界隔绝。
虽然这些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习近平本人——部分源于他接手的中国遗留的过度发展问题——但其毛泽东式的集权统治正在加剧许多矛盾。
“习近平正在消磨中国人民的活力与乐观精神,“克林顿政府时期前高级外交官、新书《过度扩张:中国如何偏离和平崛起》作者苏珊·舍克表示。
“在如此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舍克说,“每个人都对推动积极变革感到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逆风与社会秩序挑战,北京正强化毛泽东式的管控手段,使得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某些特征正在复苏。照片:Jade Gao/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经历
2011年春天,《华尔街日报》派我前往北京报道中国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拼搏精神的国家。
那时中国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年。企业家和大学毕业生们正思考如何进入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领域。外国人大量涌入,希望感无处不在。
2012年底上台的习近平,被许多中国人视为能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势领导人。他们注意到习近平将治国愿景定义为"中国梦”——呼应了"美国梦"的全球吸引力。
但几年后,随着北京扩大监控国家并开始收紧对企业的控制,这种希望逐渐幻灭。
2017年春天,当苹果、特斯拉等跨国公司高管齐聚北京西郊的国宾馆与中国高官交流时,我在现场紧张记录。活动主题是"中国与世界: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
一位我曾采访过的官员示意我到会场角落。这位曾参与在中国引入西方式股票交易的官员向我指出,他担忧党组织通过施压企业设立党委来加强干预企业事务的趋势。
“关于让上市公司设立党委的整个事情,”他说,“是对我们过去努力方向的逆转。”然后他走开了,没再多说什么。
如今,党无处不在,党和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这逆转了改革时代的趋势,当时中国领导人让党和国家退后一步,让企业家蓬勃发展。
扩大监控国家并对私营企业加紧控制,粉碎了许多人对中国发展的希望。图片来源:Parker Song/Associated Press### ‘跟党走’
在深圳,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帮助这个曾经毗邻香港的小渔村转变为拥有130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孕育了腾讯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公司。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曾是指导这座城市早期发展的口号。
如今,深圳有了新的口号:“跟党走,创业”——党被放在了首位。
党的指导似乎并未照亮这座城市的未来。自2020年习近平发起遏制私营企业冒险行为的运动以来,深圳超过四分之一的办公空间空置。监管打压导致上市科技公司市值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并引发了裁员和业务收缩。
自2020年中国领导人发起遏制私营企业冒险行为的行动以来,深圳超过四分之一的办公空间空置。图片来源:Peter Parks/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黄华(音)三十年前离开中国北方来到深圳,他说自己的前景比几年前更糟。和许多其他外来务工人员一样,黄华最初在这座城市的血汗工厂工作。六年前,他创办了一家小型服装企业,希望能搭上这座城市科技繁荣的顺风车。
黄华回忆说,程序员和软件开发者们曾光顾时尚精品店,在共享办公空间聚会。生意一度很好,但现在他的许多科技行业客户都失业了。
他说,由于政府的“整改运动”,企业不得不缩减规模。他用了一个毛时代的术语——许多监管官员也用过这个词——来指代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努力。黄华说,尽管二三十年前工作很辛苦,“但我们总是充满希望。现在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继续经营下去。”
习近平的愿景
习近平并不打算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他痴迷于秩序,不希望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重演。毛泽东发起的这场群众运动旨在铲除资本家并维护自己的权威,导致了多年的流血事件——如今很少有人预料到这种情况。
习近平的愿景在本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明确,该会议旨在制定中国2024年的经济议程。这次会议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优先事项——这是党对国家主导经济的说法,在这种经济中,北京将资源引导到优先领域,如芯片制造或人工智能。
它还呼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以推动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叙述。
习近平以国家为主导的做法使电动汽车等部分行业受益,得益于政府补贴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现正销往全球。这种做法也有助于清除私营部门的投机行为,若不加以解决,这些行为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一些中国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需要接受困难,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并为可能与美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中国政府已承认面临一些经济挑战,并承诺增加政府支出和对经济的货币支持。
然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本月政策会议上的指示唤起了对毛泽东式运动的不良回忆,以及当时官员如何在中央计划经济举措失败时掩盖坏消息。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助力了电动汽车等行业的发展,受惠于政府补贴的中国产电动汽车正走向全球市场。图片来源:Alex Plavevski/Shutterstock### 国家管控的弊端
高盛今年早些时候的分析发现,习近平重点扶持的三大主要产业——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可再生能源——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5%。
它们远不足以取代中国房地产行业——该行业曾占经济比重超20%,直到政府打击过度借贷后开始萎缩。经济学家表示,这些新兴产业也无法为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这些群体目前正艰难谋生。
经济学家警告,若习近平当前的政策重点持续,中国可能永远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更遑论实现北京长期追求的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国家是否超越美国并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能否像美国人向往的那样,通过努力和进取实现阶层跃升。
“我担忧的自由是财务自由,“中国某券商驻上海金融分析师周芳表示。
“过去我们似乎总能追求财务自由,想去哪旅行就去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她说,“现在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
毛泽东时代策略重现
面对日益增强的经济逆风与社会秩序挑战,习近平正强化毛泽东式的管控,重新启用毛时代的工具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
这项名为"枫桥经验"的实践,得名于华东某乡镇。1960年代初,毛泽东曾表彰当地官员发动群众识别惩处所谓无产阶级敌人(资本家、传统主义者等)的做法,使该镇全国闻名。
人们被鼓励互相举报,丈夫告发妻子,子女揭发父母,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最残酷的现象。那段动荡时期过后,“枫桥经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习近平正试图重振其部分做法,动员民众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以防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
习近平通过一款应用程序复兴了毛泽东时代的枫桥模式,用于监控和压制异议,该程序允许用户向当局举报从家庭暴力、企业纠纷到交通违规等各种问题。图片来源:严彦/新华社/盖蒂图片社枫桥所在的浙江省推出了一款名为“平安浙江”的应用程序,用户可通过该程序向当局举报家庭暴力、企业纠纷乃至交通违规等问题。举报者将获得购物折扣等奖励。
2019年我最后一次造访枫桥时,看到的是一座充满改革开放时代资本主义气息的城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本田、丰田或宝马汽车——同时却不得不适应其毛泽东时代历史重新被聚焦的现状。
自那年起,中国各地官员被鼓励参加枫桥官员主持的“学习会”,学习如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监控与压制不满情绪。11月6日,习近平接见了全国各地的“枫桥经验”代表,并鼓励进一步推广这一做法以使中国更安全。
部分居民出于隐私顾虑不愿使用该应用程序。其他中国民众则对国家监控及自身权利法律保障缺失日益担忧。
年近50岁的上海电商创业者凌约翰回忆,200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要自由得多。在美国留学后,他被中国看似无限的机遇吸引回国,开始从事线上商品贸易。
“那时的确感觉只要努力,就能在中国实现美国梦,“凌先生追忆道。
他逐年感受到政府干预的加剧。随着更多资本涌入电商领域,他表示北京开始担忧该行业正从半导体等战略领域分流资源——中国在这一产业仍高度依赖西方企业。如半导体产业。
凌先生称电商融资变得异常困难,遂于年初决定结束创业。“现在全是硬科技的天下,“他谈及当前扶持的产业时说道,“但仅靠硬科技能支撑整个经济吗?”
“如今似乎万事皆不可为,“他感叹道。
画像展示中国历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自邓小平始的前任领导层接纳市场力量、经济增长与有限自由,而习近平则强调国家安全。照片:Jade Gao/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种忧虑在像安妮·史蒂文森-杨这样的外国人群中同样明显。这位美国人自1985年首次到访中国以来,已在中国生活了25年。
现年64岁的史蒂文森-杨回忆道,改革年代中国如何向西方人敞开欢迎之门。上世纪90年代,她担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个代表在华美国企业的游说组织)的北京代表时,经常受邀参加中国高级官员举办的宴会。
“中国当时想向所有人学习,”史蒂文森-杨说。
如今,随着强调抵御任何感知到的西方威胁,中国当局对外国人持怀疑态度。今年涉及评估在华投资风险的西方企业的突袭检查和调查,以及对外国人的任意拘留,令许多西方人对前往中国心存警惕。
史蒂文森-杨现在经营着一家帮助国际投资者分析中国企业的研究公司,她说自己不愿回去冒被拘留的风险。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商业问题:她的决定有着深刻的个人影响。
她的丈夫杨志方(音)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两个月前因心脏病在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临终前,他请求史蒂文森-杨将部分骨灰安放在北京附近一座山上,他的父母就葬在那里。
如今,史蒂文森-杨需要另寻他法来实现这一愿望,因为她本人不愿前往中国。丈夫去世后,史蒂文森-杨表示,她的家人与中国的亲属进行了一次漫长而感人的Zoom视频通话。
她表示,由于中国大陆无法成行,她的家人计划明年去台湾进行一次长途旅行。这个自治岛屿被中国共产党宣称拥有主权但从未实际统治过。她认为,这是唯一一个既能重温中国饮食文化传统又无需承担风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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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23年12月29日印刷版,标题为《中国寻求向前发展,但习近平重拾毛泽东时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