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不会试图为拜登助选——《华尔街日报》

1968年8月14日，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圣地亚哥与经济顾问团队（包括伯恩斯）合影。图片来源：美联社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拉开帷幕，经济与政治评论员们正做着他们一贯的事：猜测美联储是否会调整货币政策以影响选举结果。大量证据表明，总统及政府官员曾试图干预美联储，但央行仅在选举年明确调整政策以支持某位候选人——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

1972年，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为助力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连任，刻意维持低利率。而在其他所有总统选举年份中，美联储加息与降息的模式与无选举年份并无二致。我们应当感激这种独立性。

我的直觉是，2024年美联储将刻意保持中立，继续推行旨在实现2%通胀率和充分就业目标的政策。过去两年间，在经历重大政策失误和通胀飙升的阵痛后，美联储的公信力已岌岌可危。

自1960年以来的16个总统选举年中，美联储七次加息（统计区间为上年12月至选举年11月）、七次降息，另有两次维持利率不变（2012年与2016年）。选举结果与美联储利率调整之间不存在可辨识的关联模式。无论美联储主席的政治倾向如何，也无论白宫由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美联储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

总统选举年期间最显著的利率上调发生在1980年，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对抗两位数通胀率而大幅加息。强调"痛苦指数"（即高通胀叠加高失业率）的共和党挑战者罗纳德·里根最终击败了时任总统吉米·卡特。而最大规模的选举年降息则出现在2008年，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在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胜选。美联储偶尔会在选举年调整政策方向：1984年因经济强劲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美联储在上半年加息，后因经济降温在临近选举时转为降息。

自1978年《充分就业法案》确立美联储"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后，美联储开始定期发布通胀率与失业率预测报告，其中涵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预测的中值趋势。这些预测如今按季度发布，且自2012年起新增了FOMC成员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预估（即所谓"点阵图"），为未来政策走向提供前瞻指引。

美联储历来依赖相机抉择的政策调整来应对经济现状，而非通过系统化路径实现政策目标。历史数据显示，当实际经济与通胀水平偏离其中值预测时，美联储调整利率的行为存在明确规律：当经济增长超预期且失业率低于预测值时倾向加息；当失业率高于预测值且通胀低于预期时则倾向降息。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通胀上行意外，美联储基于数据决策的模式对失业率攀升的反应更为敏感。

除1972年这个美联储不当行为典型案例外，这一趋势在历届总统大选年都得到印证。1971年8月，尼克松实施了工资与价格管制这项错误的反通胀政策。国会通过激进财政刺激方案的同时，由伯恩斯领导的美联储仅在大选前温和加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放任货币供应量激增。这造就了经济繁荣——从1971年第四季度到1972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6.9%，就业率上升4.3%。随着尼克松在11月连任成功，面对飙升的通胀，美联储将利率从5%大幅上调至10.5%。

2024年美联储政策将何去何从？当前通胀回落速度与失业率水平均优于美联储预期，使其不得不调整季度预测。与此同时，通胀削弱了消费者购买力并推高借贷成本。在自由裁量政策频频失误后，美联储应考虑采用更系统化的政策指引。泰勒规则（根据通胀偏离2%目标值与经济增长偏离潜在水平的程度来测算利率调整幅度）已被证明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有效工具。

以当前3.5%的核心PCE通胀率和1%的自然实际利率计算，泰勒规则显示目前5.5%的联邦基金利率是合理的。若如美联储预测，2024年年中核心通胀降至3%，则4.5%的利率更为适宜；若通胀未回落，维持高利率方为明智之举。遵循系统化的利率调整指引不仅能提升政策智慧度，还可增强美联储透明度，使其免受政治压力干扰。

利维先生是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也是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

刊登于2023年12月26日的印刷版，标题为《美联储不会试图提振拜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