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应支付其公平份额——《华尔街日报》

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腐败，我们能做些什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年前提出过一个构想：对学校征税而非补贴。这反映了他观点的转变。在196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论证大学教育具有足够的"正向外部性"来支持补贴政策。但2003年我在撰写著作时曾邮件请教时年91岁的他是否仍持此观点。

他回复道：“我依然认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正向外部性，但更深刻地意识到其负面外部性。相比从前…我现在对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的合理性充满疑虑。政治正确（PC）的蔓延显然是非常严重的负面外部性，1960年代的学生示威无疑也是负面外部性…若沿此思路全面分析，你可能会得出应对高等教育征税以抵消其负面影响的结论。”

过去二十年负面外部性持续激增：歧视性招聘、晋升与合同授予；保守派学者遭排挤；言论自由受压制。如今对高校征税的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

2017年国会通过捐赠基金税算是迈出一小步，但该税种力度有限且仅适用于约35所富裕私立院校。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拟提高该税率，但由于公立大学小额捐赠基金可获豁免，实际影响仍将受限。

州政府更明智的做法是减少补贴并引入税收政策——比如对财产征收地方税或对学费和杂费征收州销售税。联邦政府可以通过退出学生贷款业务并对学校的投资收入征税来提供帮助。为什么普通公民要为资本收益缴纳23.8%的税，而拥有500亿美元捐赠基金的哈佛却分文不付？

维德先生是俄亥俄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杰出教授，也是独立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12月12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校园内的邓斯特楼。摄影：梅尔·穆斯托/彭博新闻刊载于2023年12月23日印刷版，标题为《哈佛应承担其公平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