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中关系并不像有时看起来那样可预测——《华尔街日报》

2001年年中时，美中关系看起来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

两年前，北约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然后是2001年4月的间谍飞机危机——一架中国飞机在中国海岸附近与美国喷气式飞机相撞，导致中国飞行员死亡——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杰弗里·瓦瑟斯特罗姆许多人认为，这种关系将继续恶化，并成为未来几年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来源，也许是最主要的来源。

然而到了2001年底，这些预测似乎很愚蠢，或者至少为时过早。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亚太经合组织年度会议上交换了微笑。在上海峰会上，他们似乎很高兴能在一起，并同意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

与2023年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这一年开始时，紧张局势高涨。另一起空中监视事件——2月份一架穿越美国的中国间谍气球被击落——使冰冷的关系陷入深度冻结。

人们再次认为，关系的螺旋式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两国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冷战并且愈演愈烈的想法得到了支持。这种冲突可能演变成一场毁灭性热战的想法甚至开始显得不那么牵强。还有一些源于国际的担忧原因，比如华盛顿对中国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却与莫斯科保持亲密关系感到沮丧，以及中国旨在恐吓台湾的军事演习增加。

一艘中国军舰在金门马祖列岛附近参与军事演习。图片来源：THOMAS PETER/REUTERS但11月出现了重大转折。在旧金山APEC峰会上，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亲切交流并微笑合影。

尽管在诸多议题（台湾、西藏、新疆、香港、乌克兰、以色列、加沙、芯片产业等）上仍存在沉默或讨论无进展，但双方至少在芬太尼、气候、军事热线、人工智能等部分领域取得了适度进展。两国领导人都传递出这样一种信号：在经历全球性危险路径后，两国关系正从悬崖边缘回归更稳定的轨道。

历史的启示

这并非暗示中美关系一成不变——也并非认为历史会完全重演。

但确实表明，即使在最冰冷的时期，仍有诸多因素使得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

中国或许在形式上仍是共产主义国家，且确实具有列宁主义特征（一党专政，热衷反帝 rhetoric 的同时却以帝国主义方式扩张影响力），但其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是苏联从未达到的。即便部分制造业正转移至新地区，中国仍是美国跨国企业渴望推销产品的庞大消费市场，也是这些产品的重要制造基地。

抛开华盛顿环城公路一带关于“脱钩”的讨论和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资本主义弊端的批评不谈，2023年与往年一样，仍有大量业务跨越分歧在进行。11月份有一件事本应不让我们感到意外，那就是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们希望与习近平会面，而习近平也想对他们发表讲话。

并非完全相似

然而，2001年与2023年之间存在重要的今昔对比需要牢记，以免夸大这两年的相似之处。例如，2001年需要应对的美中问题数量有限，如今则问题繁多。2001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尚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此外，在2023年的峰会上，习近平最不愿提及的就是新疆问题。美国正确地将中国视为对该地区维吾尔族人实施严重侵犯行为的责任方。北京方面则将所有相关言论斥为误导性宣传。

中国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时的景象。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相比之下，2001年时江泽民希望将新疆列入议程。他认为布什的“反恐战争”为争取国际支持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推动将某个特定的维吾尔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小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他成功了。这是导致数十万与该组织或其他任何组织毫无关联的维吾尔族人遭受镇压的因素之一。

此外，尽管2001年江泽民与布什的会晤意义重大，但与其他高层官员的双边交流相比，并未有本质区别。如今习近平与各国元首的会晤承载着更重的分量，因为他已远非当年江泽民所代表的集体领导体制代言人。

江泽民与习近平同样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双重职务，但外界预期他会在2002年交出最高权力的总书记职务，2003年再将国家主席之位交给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他确实这样做了。

反观习近平，很可能成为终身领导人。他的总理们比江泽民时期的同僚更低调、权力更小。在罢免官员时他也更为专断，近期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离奇去职便是明证。习近平不受任期限制的统治本质，加之日益强化的个人崇拜，给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图片来源：NOEL CELIS/Press Pool### 终极启示

然而，将2001年与2023年并置观察，提醒我们注意到中美关系一个恒久特征：那些看似无关或间接关联的突发事件，总能影响两国关系。人们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误区——唯有两国权力核心人物如何相互看待才至关重要，似乎只涉及两国之间的事件才具有决定性。但事实并非如此。

举例来说，若非9·11事件改变了布什总统的政策重心，2001年的中美峰会本会呈现另一番景象。同样关键的是，2001年中国正全力申办2008年奥运会并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制约了北京在南海撞机事件中可能采取的强硬立场。

类似地，2023年初的"气球风波"未酿成更大危机，也源于两国关系外的变量。习近平面临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乏力的压力，拜登则深陷欧洲与中东两场重大外交危机，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旧金山会晤时双方的优先事项——谁都不愿主动挑起争端。

这对2024年及未来的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历史从不是未来的蓝图，而特朗普可能再度入主白宫更增添了最大变数。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和解姿态与紧张态势仍将交替出现，夸张预测与突发意外继续轮番上演。最令人意外的或许是——未来数年主导两国关系的，恐怕仍非领导人及其外交团队的主观意志，而是中美各自的国内形势与全球重大事件。

杰弗里·瓦瑟斯特罗姆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特聘教授，著有《危城：香港边缘纪事》并主编《牛津现代中国史》。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本文发表于2023年12月18日印刷版，原标题为《为何中美关系不像表面看来那般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