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送礼提醒我们如何关爱他人

“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穿梭于又一个购物中心，拼命为清单上的每个人寻找完美礼物时，不禁这样呐喊。光是那些单薄的圣诞颂歌就足以让人像吝啬鬼斯克鲁奇那样觉得，“每个嘴上挂着‘圣诞快乐’的白痴”（更别提音响里放着《铃儿响叮当》的家伙）“都该被冬青木桩刺穿心脏埋葬”。这种发自内心的个人呐喊，与“礼物让节日变得过于商业化、物质化和消费主义”的普遍抱怨如出一辙。

那么为何我们仍乐此不疲？答案或许藏在关怀认知科学中。人类会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去照料子女父母、伴侣朋友、病患贫弱，且不图回报。这是我们生活中极具道德深度与意义的部分，也是人性本质的重要体现。然而在经济学与政治学视野中，关怀行为几乎隐形——它甚至不会体现在GDP数据里。

当前经济政治理论（以及大量道德心理学与哲学）的根基理念，始终是社会契约论。该理论认为：我是拥有目标与资源的独立主体，你亦是。通过交换部分资源，我们能实现比单打独斗更好的结果。作为启蒙运动的伟大发明，市场与民主制度将这种社会契约扩展至数百万人同时参与的规模。

另一方面，照护行为是众多宗教传统的核心。希腊语"Agape"与拉丁语"Caritas"所代表的无条件之爱，是基督教传统的精髓，正如希伯来语"Chesed"（慈爱）之于犹太教。圣母圣婴像构成东正教冥想的焦点，而伊斯兰传统则强调孝道的重要性。在"慈心禅"修习中，修行者先从关怀之人的感受出发，逐步将这种情感扩展至陌生人乃至仇敌。神明、基督或菩萨对众生之爱，恰似父母舐犊之情。

深入理解照护本质或能诠释馈赠行为——圣诞采购既是经济行为，亦可视为灵性实践。照护关系迥异于社会契约模式，其本质上是彻底利他的。当我照料子女或年迈父母时，并不期待回报。即便是幼教、居家护理员等专业照护者也会坦言，虽薪酬微薄仍坚持工作，只因被需要的感觉令人满足。

照护者天然拥有比受照护者更多的资源与能力。通常资源优势会获得支配权，但照护关系却逆转了权力动态——我的优势促使我协助你达成所愿。

一幅描绘东方三博士向耶稣献礼的绘画，出自英国诺福克郡一座教堂。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照料行为在哺乳期母亲与婴儿的特殊关系中有着生物学与进化根源。即便是小鼠也会为幼崽牺牲热量，而支撑这种照料行为的独特激素与大脑激活模式，在人类照护行为中同样存在。但人类的关怀超越了血缘——我们以多种方式关照着形形色色的人。抚养领养新生儿的男同性恋者会形成与生母相同的大脑活动模式。我们并非因为爱而关怀他人，而是因关怀而生爱。

当我们照料他人时，不仅试图改善其生活，更会设身处地考虑对方需求——即便这与我们自身意愿或对其期望截然不同。我们提供资源助其自主决策、实现目标。尊重年迈父母、重症患者乃至叛逆青少年的自主权，才是真正关怀的核心所在。

这使得照料行为与社会、政治及经济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社会科学对赠礼行为的经典解释认为，礼物如同其他事物，本质关乎契约与权力。当我赠礼你接受，便形成亏欠。社会契约规则要求你应当回馈。

而赠礼实则可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微型关怀行为。其结构与照料行为同构：本质上是利他的——我牺牲部分所有助你获得所需，且不索求回报；同时也具有特定性——礼物只赠予特定对象，它宣告着"我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至少蕴含着细微的爱与羁绊"。

最关键的是，我们希望礼物能契合收礼者独特的愿望与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直接给现金感觉不对，即便那样可能更理性。我们想传递的是：我们在用心思考那个特别之人想要什么——哪怕最终附上礼品小票以防猜错。这也是为何我们会珍视孩子送的笨拙陶土杯和粗糙手工挂绳，正如常言道，心意重于形式。

养育孩童是最根本的生物性照料行为，难怪儿童礼物总占据节日故事的核心。基督教故事聚焦于照料圣婴，东方三博士更是携礼而来。即便无神论者也会被树下拆礼物的欢快孩童景象打动。

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深刻揭示了契约与关怀的鸿沟。作为经济学"理性人"典范的斯克鲁奇，起初理性地嘲讽高喊"圣诞快乐"的傻瓜们。最终改变他的不是教条说教，而是照料贫病交加、无法回报甚至可能夭折的小蒂姆的经历。当他送给克拉特基特家一只两倍于小蒂姆体型的火鸡时，标志着他完成了向关怀者的蜕变。

或许当我们拖着脚步在商场为弗雷德叔叔选领带、为简阿姨挑浴盐时，思考"关怀"的本质能驱散内心的吝啬鬼，让节日真谛重驻心间。

艾莉森·高普尼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也是《园丁与木匠：儿童发展新科学告诉我们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一书的作者。

刊登于2023年12月16日印刷版，标题为《送礼提醒我们如何关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