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新反犹主义实为最古老的那一种

我记得1970年代在马萨葡萄园岛的一次晚宴上，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她是犹太人）与六位晒得黝黑、穿着冰激凌色高尔夫裤的新教徒共享龙虾。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那些人"多么讨厌，明明"不受欢迎"还非要"硬挤"进本地海滩俱乐部。

“哎呀，“一位普林斯顿毕业的中年男子拖着长音说，“他们干嘛不呆在自己的俱乐部里？”

我和当时的妻子提前离席，上车后她突然泪如雨下。

如今回想，那一刻显得多么天真。那是战后《君子协定》式的美国反犹主义——非犹太裔在上岛区喝着第四杯夏布利酒。没人提及"犹太人"这个词。在奥斯维辛之后的马萨葡萄园岛，美国反犹主义往往带着谨慎的隐蔽性。它源自某种狡黠的礼节，毕竟所有人都看过纳粹集中营的影像——那些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部队观看的纪录片。在伊利亚·卡赞1947年根据劳拉·霍布森小说改编的电影《君子协定》中，当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假扮犹太裔的记者询问租房时，前台接待员总是坐立不安地移开视线。

那个年代的美国反犹者更多是蠢货而非恶魔。除亨利·福特、考夫林神父等例外，他们的反犹言行更像是势利眼而非仇恨犯罪。这既非政治运动，也非系统性的狂热行为。1918年的某个夜晚，埃莉诺·罗斯福（谁能想到）参加完为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举办的华盛顿晚宴后，竟在给婆婆的信中写道：“犹太人的聚会真可怕。”

2023年秋季在美国街头与校园涌现的反犹主义浪潮，已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它昭示着一种公然宣扬仇恨的激进政治正在死灰复燃。这种新型仇犹情绪所蕴含的不祥历史倒退，承袭了1930年代中期希特勒褐衫军与"水晶之夜"的阴魂。可悲的是，这些新时代的仇犹者——尤其是高校中的年轻群体——不仅自诩为道德完人，更将他们的反犹行径视为正义之举。这种扭曲的价值观竟在他们中间成为了道德时尚。

若以美国文化语境作比，不妨回忆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另一部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记得那个深夜场景吗？一群白人暴徒涌进小镇，企图私刑处死被诬告强奸白人女子的黑人罗宾逊。派克饰演的芬奇律师坐在监狱门前读书，气氛剑拔弩张。关键时刻，孩子们——杰姆、斯考特和迪尔——天真无邪地上前与暴徒首领打招呼。当斯考特说"坎宁安先生好"并提起他同校的儿子时，暴徒狰狞的面孔突然浮现愧色。孩童的纯真瓦解了暴力，暴徒们最终消散在阿拉巴马的夜色中。

在我有生之年目睹的美国"精英"阶层最可耻且危险的蜕变莫过于：2023年，在这个国家某些学费最昂贵的高校(谁还会称它们为"顶尖学府”？)，杰姆和斯考特们正在带头组织私刑暴民。

对在以色列轰炸加沙中丧生的无辜巴勒斯坦平民表示同情？当然应该。谁不会为此动容？任何有良知的人看到巴勒斯坦医院废墟中儿童尺寸的尸袋，看到幸存者脸上那种震惊、难以承受的悲痛，其镜像神经元都会产生共鸣。良心会退缩并呼喊：“住手！”

但请稍等。退一步看。正如列宁所说：谁对谁——如何归咎暴力取决于谁对谁做了什么。1941年12月7日不是美国人轰炸了横滨；是日本袭击了珍珠港。而日本要为其后续行为负责。

哈马斯为何在10月7日发动袭击？是以色列的压迫吗？自2007年以色列撤军两年后，哈马斯就统治着加沙。若有体面、明智的领导——加上一点远见，以及石油富国的投资——加沙如今本可能成为地中海的新加坡。相反，哈马斯将加沙维持为一个痛苦的贫民窟，持续上演巴勒斯坦人的受害叙事，而这正是哈马斯权力和存在理由的来源。

尽管这么说显得荒诞，但按地区标准，加沙的伤亡相对较轻。萨达姆·侯赛因在24年统治期间，导致超过30万本国人死亡或失踪。在阿萨德父子统治下的叙利亚，数十万叙利亚人被杀，近1300万人——超过该国战前人口的一半——被迫成为全球难民。

哈佛和哥伦比亚的学生并未抗议该地区常态化的暴行。他们能找到犹太人来指责和仇恨时才会行动。正是以色列人的犹太身份激发了示威者。这不是“新反犹主义”。反犹主义从不新鲜。它是头古老的野兽，不时苏醒，喷出“用毒气杀犹太人”和“希特勒是对的”之类的污秽。

莫罗先生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打字机的噪音：回忆新闻业》一书的作者。

11月7日，反以色列抗议者在纽约市政厅广场聚集。图片来源：布鲁斯·科特勒/祖玛通讯社刊登于2023年12月4日印刷版，标题为《新反犹主义是最古老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