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可助前科犯免于重返监狱——《华尔街日报》

康复曾经是刑事司法体系的支柱。在1959年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法学教授弗朗西斯·A·艾伦写道：“在某些领域，几乎认为对罪犯的改造和感化是刑事司法和惩戒整个领域中唯一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

二十年后，由于20世纪最严重的暴力犯罪浪潮以及发现大多数改造项目无效，这一自由理想已经崩塌。“什么都不管用"成为新的口号，而隔离监禁则成为刑罚学的新战斗口号。

尽管自1990年代初以来犯罪率大幅下降，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我们的严厉政策（如更严苛的量刑方案）是主要原因。很少有人相信康复改造值得称赞。这有充分的理由。从州监狱释放的囚犯中，超过80%会再次犯罪。最新可用的数据来自2021年，当时近23.6万名缓刑和假释人员未能遵守释放条件而被监禁。违反缓刑或假释规定占美国监狱收监人数的27%。

尽管过去五十年我们在改造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但至今仍不知如何真正改造囚犯。或许这本身就是无解难题。即便是全球最先进的监狱系统，仍会制造出大量惯犯。丹麦和瑞典的刑满释放人员两年内再犯罪率分别高达63%和61%。

对多数囚犯而言，监禁本身或许就与改造理念相悖。改造需要发自内心的转变才能促成守法行为，但监狱剥夺自由的天性会扼杀一个人选择回归社会道路的自主权。自由世界的年轻人可以自主选择婚姻家庭、教育进修或多样工作经历，而高墙之内根本不存在这些选项。

刑满释放人员会发现"改邪归正"绝非易事。在不良同伴影响下重蹈覆辙简直轻而易举。在这个干预措施最能见效的关键阶段，他们亟需外界帮助。刚出狱的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犯罪诱惑，必须用遵纪守法的反向激励来抵消。电子监控恰恰能创造这种正向激励。

此刻他们最需要的是持续的行为指引。假释官因案件堆积如山无法做到全天候提醒，但技术没有这种局限。电子监控能像永不疲倦的守护者般持续语音提示：“记得去见假释官”、“该参加戒毒会了”、“禁止接近受害者住所"等等。当意识到自己处于监控之下，再犯冲动就会受到抑制。不同于监狱的是，电子监控让回归者能在镣铐与禁闭之外自主选择新生之路。

科技正日益渗透我们的生活，对于去机构化群体而言，它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向善力量。这一趋势已然显现。美国司法部支持的一项佛罗里达州研究显示，通过对5000多名中高风险犯罪者实施为期六年的电子监控，该技术使他们的违规风险降低了31%。

电子监控虽具侵入性和限制性，但这无法避免。任何要求佩戴充电设备、向政府报告行踪的监控措施，本质上都会制约个人自由。但关键评判标准不应是与未监控者比较，而是与监禁状态对比——显然电子监控给予了更大自由。

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将开发更人性化、更高效的电子监控手段。当前正在试验用智能手表替代脚环监控。若能确保设备全天候正确佩戴，这将是重大突破。

尽管电子监控对犯罪者展现出巨大潜力，左翼倡导组织甚至部分法官却对此技术大加抨击。这种现象令人费解——自由派既支持通过戒毒治疗和心理服务实现改造（尽管这些措施单独使用效果有限），又推崇职业培训作为再社会化手段（实际成效不彰），为何要拒绝这个能帮助前科者重启人生、避免牢狱之灾的有效工具？

左翼人士可能会说，我们本就不该监禁这么多人，尤其是当监狱无法实现改造目的时。这种观点误解了监禁的意义——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而非他们。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保护公众、震慑犯罪并惩罚该罚之人。鉴于州监狱中超过62%的囚犯是因严重暴力犯罪入狱，其余多数也犯有入室盗窃、汽车盗窃、毒品贩运和武器违规等罪行，减少监禁并非可行之策。

当罪犯获释后，电子监控既能保障公共安全，又能为其重返守法社会提供最佳途径。历经半个世纪，我们终于可以说这项措施行之有效，尽管当今的"改革者"们并不乐见其成。

拉策尔先生是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刑事司法荣誉教授，著有《过度惩罚的神话：为美国司法体系辩护及在保护公众前提下减少监禁的提案》。

插图：大卫·克莱因载于2023年11月20日印刷版，原标题《科技能让前科犯远离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