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的野蛮行径加剧高等教育危机——《华尔街日报》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野蛮袭击——蓄意屠杀包括儿童和婴儿在内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并劫持人质——本应成为美国团结一致的时刻。可耻的是，它却演变成了另一件事：对高等教育危机的警醒。

看到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或明或暗地支持哈马斯的袭击，令人痛心。他们年纪尚轻，不记得9·11事件，显然也从未吸取其教训：无论政治环境如何，蓄意以平民为屠杀目标都是不可原谅的。

对美国人而言，这无关捍卫以色列，而是捍卫我们国家最神圣的价值观。一个人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同时谴责蓄意屠杀平民的行为。

为何如此多的学生未能做到这一点？答案始于责任止步之处——大学校长们。多年来，他们纵容校园沦为偏执的堡垒，允许学生压制他人的声音。他们默许"触发警告"，让学生回避艰难的思想。他们拒绝为触犯学生情绪的教职员工辩护。他们还打造了"安全空间"，阻碍或排斥对立观点。

大学校长们还放任校园变成趋同机构。2014年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我曾警告，美国顶尖大学缺乏观点多样性，已变得像苏联一样。如我所指出的，2012年总统大选中，常春藤盟校教职员工96%的政治捐款流向巴拉克·奥巴马，而仅有4%给了另一位哈佛校友米特·罗姆尼。

过去十年间，这种校园趋同性与偏狭心态的结合只会愈演愈烈。毫不意外，以社会正义为外衣的恐怖主义支持正是从这种环境中滋生。通往暴政与种族灭绝的道路，始于拒绝容忍对自身正义定义及其追求的挑战。这正是大学一直在纵容（若非刻意培养）的文化，如今他们正自食其果。

当学生未被教导如何进行建设性论辩时，他们便会诉诸口号与诋毁。面对这种情况，学生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为何对经典小说发布触发警告"的学校，却允许团体高呼起义口号？

同样，公众也困惑为何某些迅速谴责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的大学校长，对1200名以色列公民遭屠杀的反应却如此迟缓。更多人或许会问：为何校长们对苏丹内战或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始终保持沉默？

与其选择性地发表声明，大学校长们更应效仿芝加哥大学自1967年坚守的立场：“大学是批评者的家园与赞助者，但其本身并非批评者。“目前仅有北卡罗来纳大学、范德堡大学等少数院校采纳了这一原则。

我理解捐赠者对未谴责哈马斯的校长们的愤怒，但最佳回应并非要求他们发表更多或更强硬的声明。我们应要求他们彻底停止这类表态。让学生和教师自主自由地辩论议题——即使某些言论令人不适。

需要明确的是，任何学生都不应像近期许多犹太学生那样，在前往课堂或发言时感到人身威胁或不安全。那些想用侮辱性语言暴露偏执思想的学生可以畅所欲言，但绝不能投掷石块。他们可以高喊口号，展示自己缺乏大学生应有的沟通能力，但绝不允许发出暴力威胁或干扰他人学习。任何违反这些基本原则的学生都应被开除，校外滋事者也必须驱离校园——这是大学校长对入学学生应尽的责任。

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危机的举措，校长和院长应优先聘用观点多元的教师，在挑战和拓展学生思维的同时，教会他们如何进行文明对话。教授们或许会抵制，但管理层必须明确：这种多样性正是学术自由的要求。

校董会肩负着督促校长落实这项工作的重要职责。正如管理者们所知，管理学校和教授既困难又复杂，但组织复杂性不能成为教师思想趋同的借口。

校园中的偏执思潮将持续蔓延，除非校长们直面其根源及自身在助长这些思潮中的作用。如果不在此时——当学生们为蓄意屠杀平民而欢呼时——行动，更待何时？

布隆伯格先生是彭博社和彭博慈善基金会创始人，2002-2013年担任纽约市长。

11月15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集会上的抗议者。图片来源：eduardo munoz/路透社刊登于2023年11月18日印刷版，标题为《哈马斯的野蛮行径加剧高等教育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