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绿色能源热忱的全球代价 - 《华尔街日报》

在乌克兰和中东对世界体系发起猛烈挑战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忽视国际秩序中正被侵蚀的经济支柱。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美国经济政策正演变为保护主义与环保激进主义的危险混合体，这种组合必将减缓经济增长并引发全球摩擦。

这至关重要。七十五年前的1948年，美国战后外交政策正陷入困境。莫斯科正在颠覆欧洲的民主政府，毛泽东正向北京进军。随着新独立的以色列与邻国的交战，暴力席卷中东，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并可能引发更大规模战争。

当全球体系摇摇欲坠时，哈里·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深刻认识到三大真理：首先，在核时代，只有美国及其盟友具备威慑企图颠覆世界秩序的敌对国家的能力与意志，和平才能持久；其次，外交政策至少在基本原则层面必须保持两党共识；第三，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必须同时提升国内外生活水平——若经济不能惠及普通美国家庭，我们就无法维持必要的国防预算或遏制社会分化；而在海外，唯有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才能促进政治稳定和亲资本主义情绪，这是我们的体系存续所需。

但拜登政府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即便威胁加剧，他们仍计划实质削减国防预算。白宫无人像当年杜鲁门争取共和党国际派那样与吉姆·里施、汤姆·科顿等参议员接触。更甚者，白宫坚持推行将削弱国内经济增长、破坏全球南方多数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的经济政策。

尽管对于中国这样的屡次违反规则的战略对手，在贸易关系的某些方面进行管理有着明确的国家安全理由，但自由贸易对美国及其全球体系所需的经济活力至关重要。拜登团队正借用特朗普团队一些最糟糕的想法，错误地试图提振国内制造业。更糟糕的是，保护主义与即便是管理良好的能源转型相结合，可能会显著减缓全球增长，同时在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制造裂痕。

能源转型对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政治稳定构成的挑战，比政府或其许多批评者所理解的都要大得多。这不仅仅是关于设计不当的绿色政治分肥项目的成本，比如乙醇灾难或数十亿美元的海上风电场，一旦利率恢复到历史正常水平，这些项目就变得不经济了。即使所有绿色投资奇迹般地按预期实现且成本不超过预算，我们仍将面临问题。

这是因为绿色转型需要将投资从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大规模转向用我们已经拥有的系统来替代现有的能源和交通系统。如果我们用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场取代燃煤电厂，我们并没有花钱生产更多的电力。我们花钱替换了我们已有的电力。如果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庞大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以及支持它所需的更大电网——我们只是替换了当前执行相同功能的汽油分配系统。

长远来看，这很可能是明智之选。到2100年，我们的后代或许会感激我们的远见。即便如此，将数万亿美元从增加消费品和能源供应转向重复建设已有能力，必将影响全球生活水平，同时推高通货膨胀。对平行能源系统的投资虽能创造就业和经济需求，却无法提供足够的新商品来满足这些需求，这种过剩需求将导致物价持续攀升。

杜鲁门和马歇尔深谙通货膨胀、生活水平停滞与保护主义会招致灾难。糟糕的经济政策会加剧富裕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民粹主义反抗，在贫穷国家则可能催生革命动荡与强人统治——这两种结果都对美国安全不利。

拜登团队希望维护杜鲁门和马歇尔奠定的世界秩序，其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混乱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执政近三年来，政府疲于应对接连不断的危机，国内外形势正以周为单位持续恶化。

1948年11月22日，哈里·杜鲁门总统与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本文发表于2023年11月14日印刷版，标题为《拜登绿色激情的全球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