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亟需严格监管——《华尔街日报》

美国民众对反犹主义在大学校园中的怯懦回应感到理所当然的震惊，他们纷纷撤回捐款并呼吁限制反以色列学生团体。或许这些策略会奏效。但根据我的经验，若想在庞大而难以驾驭的机构中实现真正变革，必须聚焦于治理改革与个人问责——这需要监管发力。

互联网泡沫和安然时代的会计丑闻后，国会通过法律要求审计机构收紧操作，在咨询与审计业务间建立防火墙，并承担远超过往的责任。

董事们也被明确告知：防范欺诈关乎个人利害。其中一条规则明确指出，若公司向投资者提交虚假数据，文件签署人（通常是董事长）将承担个人法律责任。

立法者还强化了反洗钱法规，要求银行严格审查客户资质，确保不会无意间为有组织犯罪、恐怖组织、逃税者等不良主体提供服务。这些规则执行难度大且工作量大，但违规代价沉重：银行高管可能因反洗钱失职入狱，已有前车之鉴。

试想这种机制带来的改变：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美国银行和跨国企业迅速对俄政府、政要、金融机构及寡头实施制裁（包括反洗钱规定）。这种高效执行源于决策者与自身利益直接挂钩。

这让我们回到校园话题。显然，美国的大学亟需类似的激励措施。

近期高校接连曝出与其核心使命——学术与教学——相关的丑闻。毕业生既不具备基本工作能力，又背负沉重债务；知名学者被证实篡改研究数据；招生官员卷入付费入学骗局；体育项目屡屡违规违法；大学还接受过来自杰弗里·爱泼斯坦等可疑渠道以及中国军方和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捐赠。

反犹主义浪潮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美国校园正滋长着自1939年德美同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亲纳粹集会以来最恶毒的反犹情绪。部分师生不仅公开呼吁消灭以色列，更将哈马斯残暴的大屠杀美化为"抵抗行动"。

若上市公司出现如此系统性失职，早该面临监管审查和国会质询。相比之下，高校监管形同虚设：虽有认证机构存在，教育部主要精力放在民权法执行；某些专业教育领域虽设课程标准，但整体而言——

这些远非全面监管。大学几乎可以自定规则且无需向任何人负责，在诚信办学和兑现承诺方面缺乏实质外部压力，既无义务上报腐败行为，也无统一收支标准。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必须改变。

这一切都不可接受。对学生和家长来说不行，对校友和捐赠者来说不行，对每年补贴大学1万亿美元的纳税人来说也不行。公众对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有着明确的利益关注，理应了解它们如何变成了反犹太主义的温床。

想象一下，如果大学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上市公司那种监管监督，情况会有多大不同。管理者将不得不满足诚实和治理的基本标准，否则将面临严厉的经济处罚和制裁，包括永久禁止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如果发现犯罪行为，司法部将会介入。

在我领导证券交易委员会时，我经常谈到对投资公众的责任。我说过，每家上市公司都需要被信任，都应该尊重他们的投资者。破坏这种信任的人应该付出代价——包括坐牢。

鉴于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看到的情况，现在是时候对大学、它们的管理者、董事和受托人实施同样的标准了。这可能是拯救它们的唯一方法。

莱维特先生于1993-2001年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11月9日，抗议者在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的巴克内尔大学游行。图片来源：保罗·韦弗/祖玛新闻社本文发表于2023年11月13日的印刷版，标题为《美国大学需要严格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