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自由的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命

西方现代历史优越感的核心，在于一个令人安心的神话：我们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更为优越。

我们总认为强权终将不敌公理。暴政的蛮力和极权恐怖或许能得逞一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但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终究有其不可抗拒的逻辑。与其说公理总会战胜强权，不如说"站在正义一方"赋予我们的力量，远胜任何独裁者所能聚集的武力。

这是辉格史观的地缘政治版本——世界正沿着某种隐秘的伟大轨迹，朝着自由、民主与启蒙不断演进。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道德宇宙的弧线……终将偏向正义。"

但万一并非如此呢？

回望历史，无论是近一两百年还是更早的时期，历史更像是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文明与暴政之间的随机游走，而非一支直指自由与和平的利箭。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人开创的"民主"政体中，公民们曾集会制定政策、分配公款、选举领导人。而两千多年后的十六世纪，这座城邦及其居民却匍匐在遥远统治者的铁蹄下，沦为庞大异域帝国的附庸前哨。

罗马共和国或许不符合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但其宪政秩序和诸多制度为现代美利坚共和国提供了范本。然而它很快被帝国统治取代——尽管保留着共和的外衣，实则延续了数个世纪的个人独裁，最终又被野蛮的混乱所替代。

或许可以说，我们那种"正义与自由终将胜利"的天生信念，不过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最新例证：当今世界的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和冷战中取得军事与战略胜利的产物。我们赢了，因此在叙事中我们坚信自由的最终胜利具有必然性。这种自信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但历史依然鲜活且充满变数。它往往取决于关键转折点——在漫长岁月里，时间、机遇与人类智慧（或愚行）的运用，有时能超越那些宏大的非人力因素。若1941年希特勒没有进攻苏联，当今欧洲大陆很可能正在筹备"千年帝国"的百年庆典（不过当目睹此刻欧洲多国爆发的反犹示威，人们难免怀疑这些国家是否终究继承了某些纳粹价值观）。

美国在冷战期间施展的所谓软实力影响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与单纯武力一样能成为历史走向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

但若没有硬实力的示范，仅靠榜样力量永远不够。缺乏持续的军事承诺、战略投入和反复牺牲，我们理念的胜利就毫无保障。

审视当今世界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事实。自冷战最黑暗时期以来，或许自1930年代以来，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多威胁的组合：它们针对我们的自由繁荣，甚至针对我们的生存本身。对我们理想普世性及事业正义必然性的天真信念，救不了我们。

一个现代暴政联盟——或可称之为邪恶机会主义轴心——正在全球推进。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许还要加上朝鲜——仅凭其领导人不可预测的恶毒本性及拥有的深不可测的毁灭性武器。

他们眼中没有西方及其价值观的胜利。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衰弱衰退的西方，一个因身份认同和全球领导地位而自我分裂的美国，一个被日益加深的自我怀疑、扩大的分裂、普遍的不信任、怯懦领导、制度瘫痪和债务飙升削弱的国度。正如我们上周所见，他们看到一种文化——在媒体、教育机构、公共话语中——正日益替他们做事，蓄意散布虚假信息推进他们的事业，总是急于将邪恶归咎于我们而非敌人。

如果说我们能从本月伊朗代理人哈马斯在以色列犯下的暴行中汲取一点教训，那就是：它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提醒我们利害攸关，残酷地警示我们——若将已赢得和为之奋斗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将自食其果。

确保我们在这场斗争中胜出的并非我们的价值观和理念，而是对这些价值观与理念何其脆弱的骇人认知。

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10月17日在德黑兰发表讲话。图片来源：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Zuma Press刊载于2023年10月24日印刷版，标题为《自由的敌人比以往更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