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协助从中国压制下抢救的书籍——《华尔街日报》

2022年2月，一位香港朋友通过加密通讯软件发来紧急通知。发信人是出版人鲍朴，其创办的新世纪出版社曾长期发行中国重要异见人士、思想家与活动家的回忆录，以及质疑官方历史叙事的摄影集与档案汇编。自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遭暴力镇压后，他的出版事业举步维艰——印刷厂因惧怕牵连不敢承接其书稿。他曾尝试在台湾印制后运回香港，却屡遭海关刁难。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他几乎放弃出版，转而筹划新项目，甚至考虑移居海外。

此刻他面临更紧迫的危机：多家合作仓库勒令其清空库存。这些敏感书籍连仓储都可能构成违法。仓库主下达最后通牒：立即转移，否则将作化浆处理。

鲍朴发来的照片呈现了问题严重性：金属书架塞满数千册待销毁的书籍。他的请求简单而急迫：能否立即接收这批书？已有本地企业家愿意承担纽约运费，关键是为书籍寻找归宿。考虑到我与研究型图书馆的联系，他问我能否协助。

我当即应允。六周后，380本禁书抵达办公室——79种书目各约5册，内容涵盖政治改革研究、饥荒实录乃至受迫害家庭爱情故事。拆箱后，我将它们陈列于特制书架上。这些静默排列的书籍，凝聚着无数中国人自主思考家国的时光。

香港出版商鲍朴。图片来源：张彦当人们谈论香港政治书籍时，有些会关注少数几本关于习近平妻子或江泽民情人的猎奇之作，但这些始终是异类。大多数作品是珍贵的回忆录，旨在剖析中国或重述被禁的历史。有些出自前高层政治顾问之手，另一些则由相对普通的教师或卷入政治动荡的学生撰写。

在任何开放社会，这些书籍本应成为正常政治讨论的一部分，出现在报纸书评版或电视访谈节目中。在中国，它们往往是作者利用个人时间完成的——可能是出狱后的深夜，可能是流亡期间，也可能是24小时监视下的公寓里。这类创作毫无经济回报，但他们感到必须用文字记录国家面临的问题。这些脆弱的作品已被放逐至帝国边缘的香港，如今它们正被迫退向更远的角落。

我收到的部分书籍令人心碎，比如资深活动家姜棋翔的《我的监狱生涯》。这位八九学运风云人物的回忆录像多数同类作品一样，以照片集开篇：模糊的青春影像、友谊纪念、邂逅过的人们，以及一张面容憔悴的近期照。末章题为"出狱前最后一天"，描述了释放前狱方刻意营造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精神折磨。捧着这本书时，我不禁困惑：这样的作品怎会被化为纸浆？

其中一些书籍的封面设计如同小报，醒目标题吸引读者翻阅内页。例如，蒋彦永的著作《狱中手记》赫然印着"铁窗实录"与"秘密传抄"字样，书中收录了多位在1989年失去子女的母亲所撰序言，以及包括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在内的中国知名活动人士的推荐语。有些书籍仅凭标题就足够震撼——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的《中国艾滋病疫情：万封来信》，记录了她出版中国首部艾滋病专著后收到的海量来信；作家董狐的《凋谢的鲜花与幼苗》则通过详实史料，再现了作者亲历的1959-1961年川西大饥荒。

为尽快将书籍寄往各图书馆，我快速浏览了大部分藏书，却被《右派情踪》深深吸引而驻足终日。这部作品收录了72个爱情故事，讲述1950年代反右运动中被迫离散的伴侣——这场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投入监狱与劳改营的运动，几乎斩断了整个国家的思想命脉。编者周素子作为古典文学学者，其丈夫曾被判劳改二十年。

周素子的经历堪称那个时代的标准样本：她带着三个女儿从华南徒步跋涉一千多公里前往河西走廊，只为离服刑的丈夫近些。后来全家被驱逐至杭州，又遭警方强制遣返，最终徒步返回劳改营。这个家庭在二十年后才终获团圆。

鉴于这些书籍的质量之高，为它们找到归宿并未花费太多时间。我联系了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导师和弗莱堡大学一位研究毛主义遗产项目的教授，他们各自同意接收一套。其他几所大学也迅速响应。最后剩下一套，我自私地决定自己保留。随后我开始打包这些书籍，让它们走向世界被更多人发现，直到或许有一天它们能回到应属之地：中国。

张彦（Ian Johnson）是普利策奖获奖记者，2020年前常驻中国。本文节选自其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书《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及其未来之战》。

刊载于2023年10月21日印刷版，原标题《那些我从中国审查中抢救出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