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哈马斯的暴行让左翼更憎恨以色列——《华尔街日报》

你或许认为，像哈马斯10月7日在以色列制造的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会让这个犹太国家的反对者们收敛攻击。然而，从大学校园到主流媒体，左翼精英圈层却以变本加厉谴责以色列来回应恐怖组织的野蛮行径。这看似违背常理，实则典型现象——针对犹太国家最恶毒的妖魔化，往往紧随对其施加的最残暴罪行之后。

回看2000年代初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浪潮。彼时与今日如出一辙，西方世界许多人以批判犹太人回应血腥事件。国际非政府组织重提苏联时代的论调，指控以色列是"种族隔离"国家。联合国加入声讨阵营，200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全球会议，声讨以色列成为会议主旋律。

时间快进二十年，犹太人遭遇了大屠杀后最致命的袭击。而西方社会的反应，竟是数百人联署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凯伦·阿提亚10月13日撰文称，美国"不能坐视以色列官员使用种族灭绝言论，因哈马斯行为而对巴勒斯坦人表露种族灭绝意图"。英国《卫报》本周至少刊登三篇评论文章发出相同警告。全球数百名国际法学者签署声明，宣称发现以色列存在"预示加沙可能发生种族灭绝的迹象"。

其中一个"信号"是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10月9日的声明，称以色列正在"与人类动物作战"。加兰特先生指的是哈马斯，而非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国防军也一直努力尽量减少对加沙平民的伤害。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回应是赤裸裸的心理投射。哈马斯宪章明确呼吁消灭犹太人和以色列。通过绑架、强奸和屠杀无辜平民，这个恐怖组织充分表明其言行一致。但他们在西方的同情者不仅是在投射，其行为更展现了认知失调的调节机制——人们通过这个过程来调和与固有观念相矛盾的新信息，最终形成表面自洽的思想体系。

西方亲巴勒斯坦活动家笃信两条近乎神学的信条：以色列是邪恶的；巴勒斯坦人的任何行为都与他们的处境无关。这两条信条都植根于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存在的——近乎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

这种认知陷阱体现在西方反以人士谈论巴以冲突的方式中。他们担忧"两国方案的时间所剩无几"，却从不呼吁巴勒斯坦人尽快接受谈判妥协。他们刻意忽略巴勒斯坦在2000年、2001年、2008年和2014年多次拒绝建国与和平的机会，也回避正是哈马斯的好战导致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封锁——这是一个遭受袭击国家的自卫措施。

哈马斯令人发指的袭击对这一世界观构成威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剧对以色列假想中的恶意。恐怖暴行并未导致人们远离其宣称的事业，反而引发对受害者更强烈的厌恶。

二十年前就出现过这种套路——当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派遣青年男女在以色列公交车、餐厅和咖啡馆实施自杀式爆炸时，他们刚刚拒绝了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提议（该提案包括加沙地带和超过90%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理解这种暴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想象一个比既有认知更邪恶的以色列。

10月7日的大屠杀将舆论战推向新高度。如果只能用"以色列的邪恶"来解释巴勒斯坦的行为，那么以色列的反对者就必须构想出与哈马斯暴行相匹配的"犹太之恶"——在父母面前枪杀儿童、焚烧内有居民的房屋、强奸妇女、斩首无辜者、肢解尸体。

当批评凶手或其孕育土壤成为禁忌时，诋毁受害者便成为唯一选择。在哈马斯大屠杀一周后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这完全在意料之中。此类言论无关以色列真相，却充分暴露了其敌人的本质。

莫尔先生是以色列赫兹利亚莱赫曼大学讲师。

10月18日，伦敦抗议者高举写有"停止加沙种族灭绝"的横幅。图片来源：抗议活动刊载于2023年10月21日印刷版，原标题为《为何哈马斯暴行导致左翼更仇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