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敌人是CEO们……我们的同志在加沙”——《华尔街日报》

2017年，当唐纳德·特朗普将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一场关于拆除邦联雕像抗议活动中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双方"时，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对他进行了严厉谴责。

“特朗普总统昨天的言论应受谴责，“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主席玛丽·凯·亨利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他坚持将仇恨、偏见和暴力归咎于’双方’"，而不是站出来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及其种族主义、反移民、反犹太和反LGBTQ的观点”。

六年后，亨利女士和其他左翼人士却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中含糊其辞，将责任归咎于双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亨利女士在10月10日发推文说。"@SEIU与所有受苦的人站在一起，同时强烈谴责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一切形式的仇恨。”

特朗普的反对者指责他助长了新纳粹主义，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圣战暴露出，最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者其实在左翼。也许这是因为左翼活动人士通过反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以色列的经济繁荣和加沙的贫困，认为所有财富都是通过剥削产生的。

看看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基层领导人的声明，他们表达了对哈马斯及其事业的支持。

“以色列这个种族隔离国家不断违反国际法，犯下可怕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坚定不移地与巴勒斯坦的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芝加哥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星巴克工人联合分会发推文说。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工会附属机构补充说：“劳工运动必须支持所有人的解放，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解放巴勒斯坦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你们他妈的到底在期待什么？”另一位星巴克工人联合会活动人士发推文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对加沙民众即将实施的毁灭与种族清洗”。

“老板和政府想让我们认为[哈马斯]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但他们不是，”SEIU康涅狄格州理事会执行主任库珀·卡拉威在纽黑文市的反以色列集会上高呼，“我们的敌人是CEO们”，他谴责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占领”之前补充道“我们的同志在加沙”。

年轻自由派日益将这些截然不同的体制混为一谈。他们显然认为以色列的相对富裕源于对贫穷巴勒斯坦人的剥削，却忘记——或根本不知道——现代以色列建国头几十年实行社会主义且一贫如洗。

自1980年代起，部分得益于后来成为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倡导，自由市场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如今该国人均收入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十倍以上。这些改革包括减税、私有化和金融松绑以刺激私人投资。

“1980年代中期，伊扎克·沙米尔的利库德政府——时任联合国大使正是本雅明·‘比比’·内塔尼亚胡——确实推行了减税政策，将工作与投资回报提高了约30%，极大促进经济增长并抑制通胀，”投资者乔治·吉尔德2009年在《城市杂志》的《硅谷以色列》专栏中写道。

“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推动了大幅度的放松管制，同时实施减税政策，带来了新收入的激增，”吉尔德写道。以色列利用这一收入激增为初创企业提供激励，并发展诸如海水淡化厂等公共工程，这些项目支撑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尽管以色列缺乏自然资源。

在2000年代，以色列将投资银行、国际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绩效费合法化。“不仅取消了在以色列投资的重复征税，还取消了以色列人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双重税收，”吉尔德补充道。这释放了私人资本和商业发展的活力。

1991年至2000年间，该国的年度风险资本投资从5800万美元飙升至33亿美元。“到1998年，以色列每万名劳动力中有14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全球领先者，其次是美国的80名和德国的55名，”以色列裔加拿大经济学家鲁文·布伦纳在2019年为《法律与自由》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常被称为“创业国度”的以色列，现在在人均风险资本方面领先世界。尽管个人所得税相对较高，商业监管严格，但其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以色列还将GDP中更大比例用于国防，这在充满敌意的周边环境中是必要的。

与中东其他地区相比，以色列堪称自由市场的圣地。但这并非以色列人走向富裕，而巴勒斯坦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仍陷贫困的唯一原因。苏联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爆发，以及以色列教育对精英选拔的高度重视同样功不可没。

然而工会和进步派活动家们对资本主义的蔑视已蒙蔽了双眼，使他们无法正视经济自由对以色列繁荣的贡献。相反，他们编织着殖民主义的思想破产叙事。这种对不满情绪和意识形态的执念，让他们为人类最恶劣行径寻找合理性。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数日后，10月8日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图片来源：Richard B. Levine/Zuma Press刊载于2023年10月16日印刷版，标题为《“我们的敌人是企业高管…我们的同志在加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