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分裂的以色列对赎罪日战争的纪念

最近，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园散步时，一位穿着考究的老者认出了我——我曾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上前请求占用我一点时间。“五十年前，我是西奈半岛的坦克指挥官，“他开口道，“在仅十码的距离外向敌方坦克开火。“当他背着伤员前往急救站时，看到一排排以色列士兵的尸体。“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些遗体都在我眼前浮现。”

他停顿片刻平复情绪，继续讲述：“回到坦克后，一名信教的士兵提议我们做感恩祷告，虽然我不守教规，但还是同意了。“但祷告时他们遭遇了埃及炮击。他奇迹般生还，其他所有人，包括那名信教的士兵，都牺牲了。“那个画面同样每天在我眼前闪现。”

泪水在他眼眶打转。“如今我怀疑我们的牺牲是否值得。“提及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联盟引发的动荡，他问道：“难道那些年轻男孩的牺牲，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政府能完成阿拉伯人未竟之事——摧毁以色列国吗？”

这位老人的记忆并非特例。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有着相同回忆。他们记得那个赎罪日——距今正好五十年——当羊角号的余音转为空袭警报的哀鸣，预备役军人从犹太教堂匆匆奔赴战场时紧张的告别。10月6日下午2点整，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发动大规模突袭，突破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防线，造成数百人伤亡。这两个地区都是以色列在六年前的"六日战争"中征服的，那场胜利如此迅速彻底，以至于以色列领导人傲慢地认为阿拉伯人再也不敢进犯。

事实上，在苏联几乎无限制的支持下，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叙利亚现任独裁者之父哈菲兹·阿萨德决心打破现状，并尽可能对以色列实施使其永难恢复的重创。由于军方将领保证阿拉伯国家只是虚张声势，加上尼克松政府施压要求不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总理果尔达·梅厄直到最后一刻才下令动员，但为时已晚。

赎罪日战争期间的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图片来源：美联社这场冲突的规模和复杂性在二战后几乎无出其右。它不仅包含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之一，还见证了苏联和美国分别向阿拉伯国家及以色列大规模空运军事物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几乎令西方陷入瘫痪；超级大国间的对峙险些引发核战争。最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为埃以和平奠定了基础。

战争以以色列国防军包围埃及军队并兵临大马士革城下告终。此后以色列再未面临过严重的常规军事威胁。

作为访问美国军事学院的大使，我了解到学员们研究的并非六日战争，而是以色列如何在赎罪日战争中调整战术，从初期失利中重整旗鼓。他们学习阿里尔·沙龙将军大胆横渡苏伊士运河、切断埃军后路的战例。

在美国人的国家记忆中，萨姆特堡和珍珠港的突袭并未削弱内战与二战的最终胜利。而相比之下，以色列虽在赎罪日战争中取得终极胜利，却始终无法摆脱最初的创伤。1967年六日战争后伞兵在解放的耶路撒冷欢庆的画面，永远被1973年那些震惊失措、衣衫褴褛的以色列战俘影像所玷污。人们目睹了1967年的伟大英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在1973年全国电视直播中精神崩溃，以及果尔达·梅厄公开宣称：“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致命的威胁。”

还有那些不断重演的场景：母亲们在新垒的坟墓前崩溃。三周内，2656名以色列士兵阵亡——按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美国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死亡人数的三倍。

赎罪日战争粉碎了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曾经对领袖充满信心的民众突然陷入怀疑。参战老兵创立"即刻和平"组织，迫使政府向巴勒斯坦做出领土让步。担忧妥协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建立"忠诚者集团”，誓要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西岸地区）建立不可逆转的定居点。自建国以来执政的左翼工党败给了右翼利库德集团，后者注定在未来50年里主导以色列政坛40年。

以色列人感到被政客背叛——这些人不仅未能阻止战争，事后还将责任推给军队。这种背信弃义从未被彻底遗忘，而在许多以色列人眼中，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重蹈覆辙。

“自赎罪日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一月份以来震撼以色列的示威活动中，许多标语和T恤上这样写道。数十万抗议者心怀多重愤懑：政府任命种族主义者和有犯罪前科者担任高级部长职务；为未经授权的定居点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大多既不工作也不服兵役）拨付数十亿谢克尔资金；对妇女和LGTBQ群体权利的威胁；以及被三度起诉的总理独揽大权。最重要的是，示威者反对政府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计划，他们认为最高法院是防止以色列从自由主义的高科技堡垒沦为不民主、清教徒式闭塞之地的最后防线。

2023年7月19日，特拉维夫，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通过宣布拒绝服役来抗议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图片来源：Matan Golan/Sipa USA/Associated Press抗议者中最活跃的是赎罪日战争的老兵。他们的横幅上写着：“1973年的士兵正在为国家的灵魂而战。”几位七旬老人甚至试图从戈兰高地的纪念馆拖出一辆坦克在示威中展示。他们强调，与战争不同，当前的威胁来自内部，因此更具存亡意义。就像那位打断我散步的优雅男士一样，他们被过去所困扰，对未来充满恐惧。他们正在自问：曾经的牺牲究竟为了什么。

每逢赎罪日战争纪念日，以色列都会陷入悲恸的漩涡，今年也不例外。但在哀思之外，今年10月6日也因对这场战争的新视角而显得不同。新解密的文件显示，以色列在1973年前曾多次尝试邀请萨达特参与和谈；而《金约柜》《要塞》等震撼人心的影片，正挑战着"领导层无能"的传统叙事。

人们或许也会忆起这场战争的积极影响：军火空运开启了美以战略同盟，埃以和约为后来的《亚伯拉罕协议》乃至可能与沙特达成的和平协议埋下伏笔。值得铭记的是，以色列从赎罪日战争中复苏，崛起为全球最强大繁荣的国家之一。

但若任由战争的负面遗产——怨恨、猜忌与士气低落——持续蔓延，这些成就将黯然失色。如今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包括许多1973年老兵）并未参与抗议。有人指责抗议者企图颠覆民选政府，维护富裕精英的利益。同胞相残的阴云正在聚集。

“犹太人的内斗总是最丑陋的”，现任总理已故的兄长、突击队领袖约尼·内塔尼亚胡在1973年11月给父母信中写道，“阿拉伯人根本无需参战。犹太人照例会自我毁灭。“如今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与五十年前如出一辙——避开这个宿命，在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

迈克尔·奥伦于2009至2013年担任以色列驻美大使，著有《六日战争：1967年6月与现代中东的形成》及《权力、信仰与幻想：美国与中东1776年至今》。

更正与补充说明本文首图显示的是1973年10月17日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装甲运兵车在戈兰高地行驶的场景。较早版本的图片说明错误地将这些车辆标识为坦克。（已于10月3日更正）

刊登于2023年9月30日印刷版，标题为《分裂的以色列对赎罪日战争的追忆》